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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
主讲人简介：
李玲，女，1965年出生于福建省周宁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后。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冰心研究会常务理事、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获江苏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3年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学术代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代表论文：《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生命的超越性追求与女性日常人生》等。
内容简介：
古代文学对婚姻的表现，注重维护伦理规范，注重维护秩序，更注重夫唱妇随、恩义相报。现当代文学对婚姻的表现更加注重婚姻中个体的体验，这种体验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理性就是爱情至上。感性则是爱情体验的展开。更多地质问秩序。其中的道德良心问题也转为是不是有真正的爱。
婚姻和恋爱不同，恋爱是一种激情的爆发，而婚姻则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尽管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实际上婚姻不见得总是包含爱情；即使是包含爱情的婚姻中，那个爱情的性质、味道，也和恋爱时的爱情不同。婚姻中的爱情要面对日常生活琐事的考验，要面对两个人朝夕相处的考验，没有什么神秘感，倒有很多责任、义务，虽然也有很多日常人生的温暖。即使有爱情，它主要也不是一种燃烧的激情，而是一种平凡的温情。它是冬天的炉火，规规矩矩；不是旷野中蔓延的野火，无拘无束。更何况世间有很多婚姻根本就没有爱情，或者爱情已经消失，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素，诸如责任心、诸如利益牵扯，也必须要维持下去。所以，婚姻无论有没有爱情，都有很多束缚个人意志的东西。没有爱情的婚姻中，个人体会到的是无爱的痛苦，是无表现婚姻中无爱的痛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当普遍的主题。在中国文学中，这个主题是在“五四”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五四”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思想启蒙。思想启蒙就要解放人性。解放人性，就要解放人自由恋爱的权力。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呢？就因为不自由恋爱的婚姻没有爱情，不好。所以“五四”之后就出现了写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如何让人感到痛苦的作品。古代文学中就总体而言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观念，所以尽管魏晋和晚明就有两次人性解放的思潮，但并没有表现婚姻中爱情痛苦的作品。现当代作家先是体会到没有自由恋爱难以产生爱情，渐渐又体会到即使是自由恋爱爱情也仍然会消失，所有婚姻中没有爱的痛苦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作家在这个问题中对人性的探索也就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深度起来。
（全文）
熟悉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妮娜》的读者肯定记得它开篇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我们透过作家如何描写婚姻生活，可以更艺术地认知我们生活的世界，而通过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我们可以来理解和看待作家是如何理解人的家庭和婚姻的。接下来呢，我们请李玲就为我们讲《作者笔下的婚姻生活》，大家欢迎。
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作家对婚姻生活的一种理解。婚姻生活它有很强的时代性，还有作家的个性不同，他的理解也不同。在我们传统文化里边，婚姻呢，我们现在都说婚姻必须是爱情的结合。恩格斯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根本就没有，现在电视里面不断地演很多帝王家的爱情故事，我爱怎么阐释它都行。武则天在大谈爱，根本就没有，我们古代里面根本就没有爱，男女之间的情常常是一种恩，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一种恩。还有呢，可能是欲望，崔莺莺为什么特别爱张生，她一眼看上去就爱了。其实作家就没有写为什么，这一点不用展开。中国古代不需要去论证爱情，简单的论证就是书生比较俊美，又有才，是吧？比较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很多很多细致的感受，所有的书生都是一个模式。一个模式的话，那么都爱，那就没有一种个性上的差异了。这个爱情问题是比较简单的。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里边，婚姻的目的是传宗接代，不是爱情，情感是不重要的。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记》里说的婚姻是“上以祠宗庙，下以继后世”，所以古代文学它必然带来这个爱情观念是比较匮乏的，即使它也有一些，但是跟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是不同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传统文学的使命是什么？刘勰的《文心雕龙》里说的：文学的使命是“原道、征圣、宗经”。文学的首要使命是原道，是阐发一种至高无上的道，道的精神。那么道的精神呢，是一种普遍真理。那么从《周易》那边下来的，是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一种普遍真理，这个是我们传统文学的使命。它也会带来文学在评价婚姻的时候，一种价值尺度，符合不符合一种普遍的道理，符合不符合一种社会的公理、社会的观念。但是到了现当代以后呢，婚姻它就转换了，必须是以爱情为核心。当然我们现在还存在很多没有爱情的婚姻，那至少我们观念上是认可了，必须以爱情为核心到了现当代文学之后，文学是什么呢？文学我们很多时候也有使命，比如要启蒙，要什么。启蒙本身就是要一种认可人的价值，也就是我们的文学它越来越人性化。而且小说、尤其叙事艺术，文学它有一种特点，它特别注重个人性。我们经常说看问题要从两面看，个人和群体两面看。但是写作品呢，你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切入，你即使是表达一种群体立场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写一种群体的公共心理，很难写，是吧？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公理、革命道理的话，也必须通过个人化的感受来表现的，那么文学它的个人性的角度，它写婚姻的话，它可能更多的婚姻是两人和二性之好。两人也是一个小群体，群体的概念可能也是个人要理解的，那他肯定更侧重去理解个人的一种婚姻感受。其实古代婚姻生活、爱情是不重要的，但是夫妇和谐相处，仍然是重要的。中国古代文化家国同构，要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所以家庭和谐是很重要的。那么家庭很和谐的有两方面的美谈：一方面就是举案齐眉；还有一个我用两个成语来概括的，一个是张敞画眉。张敞画眉是拿不到台面上说的，举案齐眉是大家都要表彰的。举案齐眉的故事大家知道吗？就是汉代的梁鸿娶了一个妻子叫孟光，孟光是一个丑女人，但是她特别贤德。中国古代的贤德的女人经常是丑的，但是她对丈夫就特别恭敬。特别恭敬的话，她举案，把乘着饭碗的案举到眉这么高，很恭敬地请丈夫用餐。美好的家庭就应该这样，这是儒家文化所弘扬的东西。但是这种弘扬的东西，实际上文学里边很难以表现它，是吧？作家体会都知道它是没意思的东西，文学它一定要落实到感性层面。这种宏大的道理，是一种美谈。但是文学书写它常常就一句带过，就无法展开。那张敞画眉，那个张敞是汉武帝的名将，他在闺房之乐。每天早晨要替妻子化好眉毛以后才去上班，这个是一个美谈。这个美谈好像在中国文化中就上不了台面，上不了台面但是又符合人的感受。所以呢，在文学、在小说、戏剧里面他就会有相当的表现。但是呢，作家一表现他又怕失了礼教，所以往往是一边表现一边批评的。其实张敞画眉和举案齐眉是代表我们的感性欲望跟我们的理念两面的东西。那么中国文化呢，往往是在男女关系上有一种欲望和理性相分裂的一个特点，上得了台面的东西，又是说了没意思的东西。说了有意思的东西，说一说然后又说：其实我不喜欢那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特点。
表现夫妻之乐的东西，因为上不了台面，但是又要说，那怎么办呢？文化也设置了一个补充，一个很好的调解功能。就是张敞画眉一般是妾，举案齐眉的是妻。妾是上不了台面的，但是男性就跟这个妾之间有很多闺房之乐，那么很多闺房之乐的妾最后往往又是负面形象出现，她就会坏了男人的意志，坏了国家大事。或者她必定是淫荡的，然后就会让家庭衰败，这是一个它的基本特点。这个很典型的就是《金瓶梅》里边了。《金瓶梅》里边有趣的、有声有色的女人和西门庆能够很和谐的女人都不是什么好女人，只有那个比较无趣的吴月娘比较不错。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主题。但是古代文学之中的婚姻主题，我觉得更大的主题是这两个主题：一个是负心汉主题；一个是恶妻妒妇的主题。恶妻妒妇的主题有很多很多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呢，研究的人去看，我们现在都觉得不太知名，因为女人的恶德是什么呢？无外乎是妒，批判最多的泼辣、妒忌，还有吃醋，还有淫荡，这些出于道德理念上的一种批判，道德的味道太浓，这种作品对人性理解得少，没有丰富人性内涵的作品，它必然就很难成为经典作品。
婚姻生活写得最多的就是负心汉，比如最有名的就是《琵琶记》，还有就是《铡美案》，还有像《王魁负心》，很多了。那这一类题材呢，往往都是一个书生，然后呢，再有一个好妻子，为什么一定是书生？不先就是一个大官呢？因为人要负心一定是生存境遇改变了以后才负心。中国古代文化里面谁的生存境遇最容易改变呢？读书人。开始是书生，然后一考试考中了，就改变社会地位了。其他的人很难改变社会地位，很难改变社会地位的人，不容易。当然还有一类是立了战功的人，但是那个毕竟比较少一点，书生常规的就容易。所以书生呢，前面可能是这个小姐出钱赞助他去读书的，或者说贫贱之妻跟他一起受过很多苦难的，后来他就就负心了。那么这个主题呢，在元代前后它有一定的转变，它的共同点都是书生负心。在元代之前呢，一般都是谴责书生负心的。到元代之后呢，比较多的就是写到了书生负心其实是无可奈何的，都是外力，皇帝一定要招他做女婿，他不敢不做皇帝的女婿，所以不得不负心。其实是一个故事，像《琵琶记》，像《铡美案》都是流传很久的故事。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不断地被改变，特别典型的像《王魁负心》。王魁负心的故事是这样的：莱州那个地方的一个书生，他考试考得心情很不好，觉得我肯定考不好，那天没考好。然后人家带他去风月场中玩，遇到了一个名妓敫桂英。她就特别青睐他，然后鼓励他，给他钱，让他搬到她那个地方住，鼓励他寒窗读书。然后呢，出钱让他去京城赶考。他考上了之后，就想到了：“哎呀，不行，我现在是状元，我妻子是妓女，那怎么行呢？”结果就不理她，不理她之后，后来敫桂英就自杀了。自杀了之后，敫桂英化作厉鬼去找王魁算帐。王魁就得了疯病，不断地有自杀倾向。后来呢，他家里人就找道士给他抓鬼，因为是鬼魂俯身，结果道士正准备要做的时候，鬼魂就跟道士说，他这个是有报应的，你别管这事。道士吓得也不敢管了，后来王魁就用刀把自己给刺死了，这个是汉代之前的故事。
负心的主题在我们现当代文学之中也有，但你会发现古代和现当代完全不同，就是它不是强调，这个妻子为什么不应该被负呢？比如最典型的，我们刚才说王魁负心是因为敫桂英对王魁有恩，你在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我帮你，钱都是我出的，精神也是我鼓起来的，是有恩。即使敫桂英这样的妓女，她身份上是妓女，她也是辅佐儒家文化传统的。如果这个妓女她只讲感情的话是不可能受到任何的同情，她还是在一个伦理框架之内。就是说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它的使命是传道，所以它这个婚恋主题也表现一种被弘扬的女性都有很多儒家文化之中的美德。因为她有美德，所以你不能负她。秦香莲呢，为什么要去起诉她丈夫？是因为他丈夫做得太过分了，要派人来杀她。一般没有到要杀的地步的话，有一些女性是选择顺从。即使选择顺从的话，作者也要替她主持正义。所以就说古代文学的这种负心汉主题的一个基本特点，它不是爱情主题，它是伦理道德主题，它是维持社会正义的，它这个文学不是从个人体验性的角度来看问题的。那么这些呢，被认可的必须社会替她讨还公正的女性必定都是贤惠女性。
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之中，它更侧重于从情感的角度来写，它仍然有负心汉的主题，也有。但是我们看一看负心汉主题就跟传统的不同，很多女作家写到负心汉主题，比如像现代作家，像庐隐的小说，《兰田的忏悔录》，就是有个女孩叫兰田，她是从家里跑出来的，结果那个男的就来骗她。因为她那时候是富家小姐，送它一些钱。兰田长得不怎么美，但是等到他钱花完了之后，她这个男朋友叫何仁，其实是作家问他：何仁之有？哪里有什么仁义？又去跟别人好了。这个就跟传统的主题有两大变化，一大变化，作家从女性体验的角度来写了，从女性的心灵受到什么伤害的角度，不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写，它体现现在文学，更注重个人性、更注重情感性，来谴责他。还有一个呢，就是古代的文学里边它常常有这个倾向：就是负心汉的主题，它的结局演绎到后来一个明显的结局，大团圆的结局。那么到了现代女作家笔下呢，一般也不去怪男人后来好的那个女人了。但是呢，它这种友好跟古代的妻妾相安完全不同，卢引的小说里面很多总是受害的女人结成联盟，受害女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她知道真相了以后，后来的那个女的就去找前面那个女的说：“姐姐啊，我们都是一同的受害者，我们都上了他的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