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哪一个单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证，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来讲。我斗胆开罪了那一位“老佛爷”。她的亲信们就把我看做“眼中钉”，大卖力气，四出调查我的“罪行”。后来我回老家，同村的儿童时的朋友告诉我说，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们（大概是两个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是第一名！”第一次夹着尾巴跑了。听口气，好像还去过第二次。我上面已经说到，在抄家时，他们专把我的通信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调”。北大如此，别的单位也不会两样。于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调人员矣。
我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是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我写完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有的要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鲁的。有一天，山东大学派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我就被带进审讯室，接受我家乡来人的审讯了。他们调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国文系教授的关系。我由此知道，我这位朋友也遭了难。如果我此时不是黑帮的话，对他也许能有一点帮助。但我是自身难保，对他是爱莫能助了。我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的“罪犯”。这两位仁兄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头发，打人；用脚踹我。满口山东腔，“如此乡音真逆耳”，我想到吴宓先生的诗句。我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我真恶心到了极点。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使用着山东“国骂”，迫我交待，不但交待我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我自己的“罪行”。来势之迅猛，让我这久经疆场的老“罪犯”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看来还是兴犹未尽。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
（八）连续批斗
被囚禁在牛棚里，每天在监改人员或每天到这里要人的工人押解下到什么地方去劳动。我一下子就想到农村中合作化或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每天向农民分配耕牛的情景。我们现在同牛的差别不大。牛只是任人牵走，不会说话，不会思想；而我们也是任人牵走，会说话而一声不敢吭而已。
但是劳动并不是我们现在惟一的生活内容，换句话说，并不是惟一的“改造”手段。我们不总是说“劳动改造”吗？我一直到现在，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极为难得的实践，我却仍然认为，这种“劳动改造”只能改造“犯人”的身体，而不能改造思想，改造灵魂。它只能让“犯人”身上起包，让平滑的皮肤上流血，长疤；却不能让“犯人”灵魂中不怒气冲冲。劳动不行怎么办呢？济之以批斗。在劳动改造以前，是批斗单轨制。劳动改造以后，则与批斗并行，成了双轨制。批斗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它也只能用更猛烈，更残酷的手段把“犯人”的身体来改造，与劳改伯仲之间而已。
但是劳改与批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让我辈“罪犯”选择的话，我们都宁愿选取前者。可惜我们选择的权利一点都没有。因此，我们虽然身居劳改大院，仍然必须随时做好两手准备。即使我们已经被分配好跟着工人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了，心里也并不踏实。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说不定哪一个单位，由于某一个原因—其中并不排除消遣取乐的原因—，要批斗我们“罪犯”中的某一个人了。戴章的公社红卫兵立即奉命来“黑帮大院”中押人，照例是雄赳赳气昂昂地，找到大院的“办公厅”。由负责人批准批斗。过了或长或短的时间，被批斗者回来了。无人不是垂头丧气，头发像乱草一般。间或也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至于有多少人这样被押出去批斗，我没有法子统计。反正每天都有。我自己在大院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要犯”。我作为一个原井冈山的勤务员，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这就罪在不赦。从大院中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也就特别多。我每天早饭之后，都在提心吊胆，怕被留下，不让出去劳动。我此时简直是如坐针毡，度秒如年，在牢房里，坐立不安。想到“棚友”们此时正在某处干活，自由自在，简直如天上人。等待着自己的却是一场说不定是什么样的风暴。押解我的红卫兵一走进大院，监改人员就把我叫到对着劳改大院门口的一座苇席搭成的屏风似的东西前面——屏风上有许多字，我现在记不清是什么了—，低头弯腰，听候训示：“季羡林！好好地去接受批斗！”好像临行时父母嘱咐孩子：“乖乖的不要淘气！”在这期间，我被押去批斗的地方很多，详细情形我不讲了。每次反正都是“行礼如仪”。先是震天的“打倒”的口号，接着是胡说八道，胡诌八扯的所谓批斗发言。紧张的时候，也挨上两个耳光。最后又在“打倒”声中一声断喝：“把季羡林押下去！”完了，礼仪结束了。我回到大院，等于回到自己家里，大概也是垂头丧气，头发像乱草一般。
（九）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大批斗
我在上面谈到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第一次斗“鬼”。因为我当时还不是“鬼”，没有资格上斗鬼台，只是躺在家中，听到遥远处闹声喧天而已。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此时这个日期已经被规定为“纪念日”，又大规模地斗了一次“鬼”。因为我仍然没能争取到“鬼”的资格，幸免于难。
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我已经被打成了“鬼”，并已在黑帮大院中住了一个多月。今年我有资格了，可以被当“鬼”来斗了。但是，这也是一个沉重的灾难，是好久没有过的了。一大早，本院的牢头禁子们就忙碌上了。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个一年一度极为难得的机会。在列队出发的时候，我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东语系的“代表”只有二人：我和那一位老教授。押解我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的一位管电化教育的姓张的老工作人员。由此也许可以推断，这次斗鬼的出席人员是由各系所单位确定的。这一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我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人员那样，先“妈的！”“混蛋”骂上一通，而且甚至和颜悦色。我简直有点毛骨悚然，非常不习惯。我们这一伙“罪犯”，至少是我，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人当人来看待，反而觉得“反常”。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使我终生难忘。
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我不敢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喷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人声也更嘈杂了，砖头瓦块打到身上的更多了。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感觉。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上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
痛定思痛，我回忆了一下今天大批斗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热闹而又隆重呢？小小的批斗，天天都有，到处都有。根据心理学的原理，越是看惯的东西，就越不能引起兴趣。那些小批斗已经是“司空见惯浑无事”了。今天的大批斗却是一年才一次的大典，所以就轰动燕园了。
（十）棚中花絮
这里的所谓“花絮”，同平常报纸上所见到的大异其趣。因为我一时想不出更恰当的名称，所以姑先借用一下。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难友们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遭遇，以及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虽是小事，却小中见大，颇能从中窥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点。又由于大家都能了解的原因，我把人名一律隐去。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谁，用不着学者们再写作《〈牛棚杂忆〉索隐》这样的书。
1图书馆学系一教授
这位教授作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敦煌学家。我们早就相识，也算是老朋友了。这样的人在十年浩劫中难以幸免，是意中事。我不清楚加在他头上的是些什么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批斗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竟在牛棚中相会了。反正我们现在早已都变成了哑巴，谁也不同谁说话。幸而我还没有变成瞎子，我还能用眼睛观察。
在牛棚里，我辈“罪犯”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地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2法律系一教授
这位教授是一个老革命干部，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了革命。他的生平我不清楚。他初调到北大来时，曾专门找我，请我翻译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论》。从那时起，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以后在校内外开会，经常会面。他为人随和、善良，具有一个老干部应有的优秀品质。我们很谈得来。谁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我们竟有了“同棚之谊”。
在黑帮大院里，除非非常必要时，黑帮们之间是从来不互相说话的。在院子里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头，连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这位教授之间的情况，也并不例外。
有一天，是一个礼拜天，下午被牢头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个按照批准回棚的时间先后回来了。我正在牢房里坐着，忽然看到这一位老教授，在一个牢头禁子的押解下，手中举着一个写着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间间的牢房，一进门就高声说：“我叫某某某，今天回来超过了批准的时间，奉命检讨，请罪！”别的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却是毛骨悚然，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3东语系一个女教员
她是东语系教蒙古语的教员。为人鲠直，里表如一，不会虚伪。“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么人告密，说她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旁证。大概是因为她对北大那一位女野心家不够尊敬，莫须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变成“罪行”之势。当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劳动的时候，最初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学校东门外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拣地上的砖头石块，有一个工人看管着我们。有一天，忽然这一位女教员也去了。我有点困惑不解。我问她，是不是系革委会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说：“不是。”“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自己来呢？”“人家说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觉。因此自动自愿地来参加劳动改造了。”她这种逻辑真是匪夷所思。“其愚不可及也。”这是我心中的一闪念。我对于这种类似耶稣教所谓“原罪”的想法，觉得十分奇怪，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这个人的为人。但是，在我当时的处境中，自己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我敢说什么呢？
如此过了一些时候。等我们被押解到太平庄去劳动的时候，“罪犯”队伍里没有她。这是理所当然的。焉知祸不单行，古有明训。等我们从太平庄回来自建牛棚自己进驻以后，最初也没有看到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心里想。但是，忽然有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从黑帮大院门外连推带搡地推进一个新的“棚友”来，我低头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员。我这一惊可真不小。我原以为她已经平安过了关。用不着再自投罗网，“鱼目混珠”了。现在，“胡为乎来哉！”她怎么到这阎王殿来了呢？这次看样子决不是自动自愿的，而是被押解了来的。尽管我心里胡思乱想，然而却一言不发，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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