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季羡林文集- 第1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嗟命运之渺茫。过去11年的海外经历,在脑海中层层涌现。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他的那一部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词章、考据于一体,蜚声宇内,至今仍是此道楷模,无能望其项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像中,他应该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躯瘦长的老者;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身着灰布长衫,圆口布鞋,面目祥和,严而不威,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过了至多一个星期,他告诉我,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说不高兴,那是过分矫情;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那也很难说。我感愧有加,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不管怎样,副教授时期之短,总可以算是一个记录吧。 
 
  


思想斗争
  我在这里讲的“思想斗争”,不是后来我们所理解的那一套废话,而是有关我的学术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上述我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写的几篇论文可以为证。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10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正像哈姆莱特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是:走呢,还是不走?Thatisa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1947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12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终于找到了出路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所谓“秘书长”,主要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6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但是,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了解到,这都是出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的厚爱。现在我在日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在北大,则是不见了。这样做,对一个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方便。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马理是已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却如凤毛麟角。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较起来,稍有优越之处;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方典籍的。可是这情况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前,我毫无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欧洲和日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我搞了一些翻译工作,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翻译了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译稿,后来由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兴趣之所在,不过略示一下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已。
  这远远不能满足我那种闲不住的心情。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5人,学生人数更少。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3人。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我“政务”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里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当时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差不多,有一个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见面闲聊的机会,一点作用也不起的。
  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我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他的著作虽已读过,但是,我在清华从未听过他的课,极以为憾。何况魏晋玄学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内第一人。课堂就在三楼上,我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征求了汤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课并没有讲义,他用口讲,我用笔记,而且尽量记得详细完整。他讲了一年,我一堂课也没有缺过。汤先生与胡适之先生不同,不是口若悬河的人。但是他讲得细密、周到,丝丝入扣,时有精辟的见解,如石破天惊,令人豁然开朗。我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只是“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了。此外,我因为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的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适开此课,课堂也在三楼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听。周先生比我年轻几岁,当时可能还不是正教授。别人觉得奇怪,我则处之泰然。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北大恐尚未有过,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能者为师。在学问上论资排辈,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还没有解开:旧业搞不成了,我何去何从?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因为觉得有兴趣,曾随手从《大藏经》中,从那一大套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比较文学史”(VergleichendeLiteraturgeschichte)的资料。当时我还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下意识中觉得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国以后,尽管中国图书馆中关于印度和比较文学史的书籍极为匮乏,但是中国典籍则浩瀚无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至少中国这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同印度沾边,不致十年负笈,前功尽弃。我反复思考,掂斤播两,觉得这真是一个极为灵妙的主意。虽然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顺应时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
  我终于找到了出路。
  对于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现在论文上。我检查了一下从1946年到1949年所写的文章,我必须根据论文实际写作的情况,来探寻我那出路的轨迹…… 
 
  


出路的轨迹
  对于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现在论文上。我检查了一下从1946年到1949年所写的文章,我必须根据论文实际写作的情况,来探寻我那出路的轨迹。有一点我必须首先在这里说明白。我现在写的是“学术自述”,而不是别的。什么叫“学术”?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来决定去取。凡是文学创作,比如写点散文什么的,都不包括在内。连写一些杂文一类的东西,也不包括在内。
  就根据这个标准,我把这四年的回忆依照时间顺序写在下面。 
 
  


1946年
  这一年一大半是在旅途中度过,一直到年末,才算是得到了安定。但是,在车船倥偬中,竟然写了一些文章,殊出我意料。但是,按照我在上面给“学术”下的定义,真正够格的只有两篇。
  1.《一个故事的演变》
  这个故事流传的时间极长,地域极广。小学教科书里面部用它来作教材。后来我在《梅诗话》里又读到了引用东坡诗注的一段话,讲的也是这个故事。《诗话》引刘后村的诗:“辛苦谋身无瓮算,殷勤娱耳有瓶声。”“瓮算”指的就是这个故事。江盈的《雪涛小说》中也有这个故事,内容大同而小异。印度《嘉言集》和《五卷书》中也找到了同样的故事,内容请参阅我的原作,这里不赘述。我只想指出一点,中国的那两部书就是我在哥廷根读到的。当时万没有想到,后来竟派上了用场。
  2。《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
  这一篇文章是根据德国“比较文学史”的创立者Th.Benfey的关于《五卷书》的一篇长文介绍的。严格说起来,它不能算是一篇学术论文。但是,后来兴起的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我认为,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正是Benfey。所以我把它列在这里。 
 
  


1947年
  这一年文章的数量不算少,符合学术条件的有以下几篇。
  1.《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
  这也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比较文学史与民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二者简直可以成为一体。《五卷书》里面的故事,我认为,基本上都属于民间文学。普通老百姓创造故事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
  这个笑话是我在德国听到的。内容极简单:一个白人与一个黑人同住旅舍中的一间屋内。夜里,黑人把白人的脸用墨涂黑,偷了他的东西,溜之大吉。白人醒来,看到自己的东西都已不见,照了照镜子,惊诧地说道:“原来黑人在这里,可我到哪里去了呢?”在哥廷根汉学研究所翻阅杂书时,读到《续说郛》中收的刘元卿的《应谐录》,发现里面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笑话,只不过把黑人换成和尚而已。
  2.《木师与画师的故事》
  这同样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是中印两国的民间故事流传的一个例证。
  3.《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
  这仍然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我径直称之为“比较文学”,由此可见我当时对“比较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的看法。
  在这篇文章里,我介绍了几个跨越国界、流传时间又极长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著名的“曹冲称象”的故事。它堂而皇之地见诸中国的正史《三国志·魏志》中,它的真实性由此得到了加强。实则同样内容只换了人名的故事,却见于汉译《大藏经》中。我介绍的第二个故事是狼与鹤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印度也有,见于巴利文《本生经》及其他不少的佛典中。关于称象的故事,日本也有,有名的“一休传说”中就有这个故事。请参阅陈寅恪先生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在这篇文章里,我讨论寓言和童话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许多书中和论文中都曾谈到过。从理论上来讲,不外是一元产生论和多元产生论。我个人认为,多元产生是不能想像的。只有一元产生才是合情合理的。剩下的只有一元产生,也就是最初产生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然后向外辐射扩散。这一个国家或地域究竟在哪里呢?恐怕不能笼而统之地说,所有的寓言和童话都产生在一个国家和地域内,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讲大多数的寓言和童话都产生在一个国家和地域内,则是近情近理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一个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