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良心”,好像以前还没有人用过这样一个词,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话,我是不信这样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质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的一生就是同这种本能作斗争的一生。有的人胜利了,也就是说,既要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他就是一个合格的人。让别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为别人着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是地道的坏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有人要问:既然你不承认人性本善,你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十分满意的解释。《三字经》上的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中的“习”字似乎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过了幼稚阶段,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会感到,人类必须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个人只想到自己,或都是绝对地想到自己,那么,社会就难以存在,结果谁也活不下去。
这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头来谈“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学术涵盖面极大,文、理、工、农、医,都是学术。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在国际上和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亦非少见。这样的骗局绝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过的。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我们学坛和文坛上的剽窃大案,时有所闻,我们千万要引为鉴戒。
这样明目张胆的大骗当然是绝不允许的。还有些偷偷摸摸的小骗,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戒心。小骗局花样颇为繁多,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诸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讲演,平常阅读书刊杂志时读到别人的见解,认为有用或有趣,于是就自己写成文章,不提老师的或者讲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用以欺世盗名,这种例子也不是稀见的。还有有人在谈话中告诉了他一个观点,他也据为己有。这都是没有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的行为。
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
我在这里补充几点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的清代正统派的学风的几个特色:“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这同我在上面谈的学术道德(梁启超的“德”)完全一致。可见清代学者对学术道德之重视程度。
此外,梁启超上书中还举了一点特色:“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可以补充在这里,也可以补充在上一节中。
1997年
学习吐火罗文
我在上面曾讲到偶然性,我也经常想到偶然性。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我学习吐火罗文,就与偶然性有关。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绝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绝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西克出来代理他。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难道这里面还有一些极左的先生们所说的什么侵略的险恶用心吗?中国佛教史上有不少传法、传授衣钵的佳话,什么半夜里秘密传授,什么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当时都没有碰到,大概是因为时移事迁今非昔比了吧。倒是最近我碰到了一件类似这样的事情。说来话长,不讲也罢。
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
能够到哥廷根来跟这一位世界权威学习吐火罗文,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多少人因为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自怨自艾。我现在是近水楼台,是为许多人所艳羡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要是不学,实在是难以理解的。正在西克给我开课的时候,比利时的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WalterCouvreur)来到哥廷根,想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时机正好,于是一个吐火罗文特别班就开办起来了。大学的课程表上并没有这样一门课,而且只有两个学生,还都是外国人,真是一个特别班。可是西克并不马虎。以他那耄耋之年,每周有几次从城东的家中穿过全城,走到高斯-韦伯楼来上课,精神矍铄,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镜,他本身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走这样远的路,却从来没有人陪他。他无儿无女,家里没有人陪,学校里当然更不管这些事。尊老的概念,在西方的国家,几乎根本没有。西方社会是实用主义的社会。一个人对社会有用,他就有价值;一旦没用,价值立消。没有人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因此西克教授对自己的处境也就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了。
吐火罗文残卷只有中国新疆才有。原来世界上没有人懂这种语言,是西克和西克灵在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策(W.Schulzs)帮助下,读通了的。他们三人合著的《吐火罗语语法》,蜚声全球士林,是这门新学问的经典著作。但是,这一部长达518页的煌煌巨著,却绝非一般的入门之书,而是异常难读的。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没有人引导,自己想钻进去,是极为困难的。读通这一种语言的大师,当然就是最理想的引路人。西克教吐火罗文,用的也是德国的传统方法,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他根本不讲解语法,而是从直接读原文开始。我们一起就读他同他的伙伴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连同原卷影印本一起出版的吐火罗文残卷——西克经常称之为“精制品”(Prachtstück)的《福力太子因缘经》。我们自己在下面翻读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我同古勿勒轮流译成德文,西克加以纠正。这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结果是西克先生讲的多,我们讲的少。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或者音节,一整套做法,我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我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总是同积雪载途的漫长的冬天联系起来。有一天,下课以后,黄昏已经提前降临到人间,因为天阴,又由于灯火管制,大街上已经完全陷入一团黑暗中。我扶着老人走下楼梯,走出大门。十里长街积雪已深,阒无一人。周围静得令人发憷,脚下响起了我们踏雪的声音,眼中闪耀着积雪的银光。好像宇宙间就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温暖,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然而至今已时移境迁,当时认为是细微小事,今生今世却绝无可能重演了。
同这一件小事相联的,还有一件小事。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颇为古老的传统:星期六下午,约上二三同好,到山上林中去散步,边走边谈,谈的也多半是学术问题;有时候也有争议,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此时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在这些教授心目中早已不复存在了,他们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学问。不管怎样,这些教授在林中漫游倦了,也许找一个咖啡馆,坐下喝点什么,吃点什么。然后兴尽回城。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山下散步,逢巧遇到西克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正要上山。我连忙向他们致敬。西克先生立刻把我叫到眼前,向其他几位介绍说:“他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是最优等。”言下颇有点得意之色。我真是既感且愧。我自己那一点学习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竟这样赞誉,真使我不安了。中国唐诗中杨敬之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说项”传为美谈,不意于万里之外的异域见之。除了砥砺之外,我还有什么好说呢?
有一次,我发下宏愿大誓,要给老人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自己的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硬挤。我大概有一两个月没有吃奶油,忘记了是从哪里弄到的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以及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他们烤一个蛋糕。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贵重的礼物,我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这显然有点出他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这当然会在我腹中饥饿之火上又加上了一把火,然而我心里是愉快的,成为我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等到美国兵攻入哥廷根以后,炮声一停,我就到西克先生家去看他。他的住房附近落了一颗炮弹,是美军从城西向城东放的。他的夫人告诉我,炮弹爆炸时,他正伏案读有关吐火罗文的书籍,窗子上的玻璃全被炸碎,玻璃片落满了一桌子,他奇迹般地竟然没有受任何一点伤。我听了以后,真不禁后怕起来了。然而对这一位把研读吐火罗文置于性命之上的老人,我的崇敬之情在内心里像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起来。西克先生的个人成就,德国学者的辉煌成就,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从这一件小事中我们可以学习多少东西呢?同其他一些有关西克先生的小事一样,这一件也使我毕生难忘。
我拉拉杂杂地回忆了一些我学习吐火罗文的情况。我把这归之于偶然性。这是对的,但还有点不够全面。偶然性往往与必然性相结合。在这里有没有必然性呢?不管怎样,我总是学了这一种语言,而且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中国。尽管我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作主业,它只是我的副业,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有三十年没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我才又重理旧业;但是,这一种语言的研究在中国毕竟算生了根,开花结果是必然的结果。一想到这一点,我对我这一位像祖父般的老师的怀念之情和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现在西克教授早已离开人世,我自己也年届耄耋,能工作的日子有限了。但是,一想起我的老师西克先生,我的干劲就无限腾涌。中国的吐火罗学,再扩大一点说,中国的印度学,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奠了基。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梵文学者,是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当然也可以说是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他们将肩负起繁荣这一门学问的重任,我深信不疑。一想到这一点,我虽老迈昏庸,又不禁有一股清新的朝气涌上心头。
1988年
十年回顾
自己觉得德国10年的学术回忆好像是写完了。但是,仔细一想,又好像是没有写完,还缺少一个总结回顾,所以又加上了这一段。把它当做回忆的一部分,或者让它独立于回忆之外,都是可以的。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德国10年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10年。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如果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发轫期的话,真正的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我也提到过,如果我不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来到德国的话,我的一生将会完完全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今天究竟会在什么地方,还能不能活着,都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这个10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10年,有它辉煌成功的一面,也有它阴暗悲惨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比较详细地写在我的《留德十年》一书中,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因为我现在写的《自述》重点是在学术;在生活方面,如无必要,我不涉及。我在上面写的我在哥廷根10年的学术活动,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经,写出了我的经验与教训。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