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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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 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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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父虽然“严而慈”,却是一个脾气十分暴躁的人,更兼婶母偏爱自己的女儿,对侄子另眼相待,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一个少年来说,是不会留下太多愉快回忆的。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季羡林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几十年来,他只字未题,外人无从知晓。2001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在一篇题为《一条老狗》的散文中,在回忆母亲的时候,对他童年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偶尔提及,写下了如下的一段话:
  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惟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呑声饮泣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处境,使本来天真活泼,在小学时还经常同男孩子打架的季羡林,变得拘谨了,循规蹈矩了,内向了。
  也正因为这样的处境,季羡林从小就明白了自己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失去了父母的依靠,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孤军奋战,百折不挠,才能成功,这便愈加促使他埋头苦干,发奋图强,勤奋学习,比一般孩子早熟得多。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不管外部环境多么严酷,天真的童心却是永不会泯灭的。
  在小学三年里,季羡林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总起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实际上,虽然叔父管教极严,季羡林却并没有“唯命是从”。他当时对正课并不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看小说。叔父是个古板的人,把小说视为“闲书”,不许季羡林看。但季羡林也有对付叔父的办法。在家里,他的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他坐在桌旁,桌上摆的“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红楼梦》大概太深,他看不出其中奥妙,林黛玉整天哭哭啼啼,他很不喜欢,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他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到了学校,用不着什么防备,一放学,他就躲到假山背后,或者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地大看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忘了吃饭,有时候看到天黑,才摸黑回家。他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他自己也想当那样的英雄。鼻子一哼,冒出一道白光,白光里带着宝剑,射杀坏蛋强盗,然后再一哼,白光和剑便回到自己的鼻子里。有一回,一个小朋友告诉他,把右手五个指头往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戳到一百次,上千次。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终就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连树木也能戳断。他信以为真,也想练成铁砂掌,便猛戳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疼痛难忍,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才停止了练习。
  学习英文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他从小学开始学习英文,当时他认为用方块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种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的英文,居然也能发出声音来,还能有意思,简直不可思议。越神秘的东西,越有吸引力。英文对季羡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每天同十几个孩子一起,课余向一位英语教员学英语,兴趣极大。虽然他英语成绩不错,但是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始终萦绕在脑子里:为什么“是”和“有”算是动词?它们一点也不动嘛。当时老师也不能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到了中学,英文老师也答不上来。当年用“动词”来译英文verb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他这个译名给多少孩子带来了这样的疑问。
  十三岁那年,他考上了城里的正谊中学。他本来是想考鼎鼎大名的济南第一中学的,但是他觉得自己把握不大,没敢报名,结果报了个“破正谊”。所谓“破”,指的是教学质量不如市一中,其实正谊中学在济南也属于较好的学校,尤其是校舍十分讲究,环境优美。它背靠大明湖,万顷苇绿,十里荷香,不啻为人间乐园。
  正谊中学开设的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等,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齐全的课程了。英语老师水平很高,学生们写的英语作文,他很少改动,而是一笔勾销,自己重写一遍。对这位老师,季羡林印象很深,受益匪浅。
  这时叔父已经开始亲自给季羡林讲课了,教材就是那本包括理学文章的《课侄文选》。课后,他还要去学古文和英文,负担是很重的。
  但是季羡林这时毕竟还只有十三四岁,玩兴很浓,课后多半跑到学校后面的大明湖畔去钓虾,捉蟹。他在《我的童年》里写道:
  “综观我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到了正谊算是到达了一片浓绿的境界──我进步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生活的内容上来看,依然是一片灰黄。即使到了济南,我的生活也难找出什么有声有色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玩具,自己把细铁条弄成一个圈,再弄一个钩一推,就能跑起来,自己就非常高兴了。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 
 
  


初露锋芒
  1926年,十五岁的季羡林从正谊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班。北园高中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盛。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先生。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一位是绰号“大清国”的老师,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同注疏在内都能背下来。据说他们还都能倒背如流。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王崑玉老师对季羡林影响很大。他十分赏识季羡林的文才,在课上,对季羡林的作文大加赞扬,曾下过这样的批语:“亦简劲,亦畅达。”这对一个十五岁的高中学生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惊喜之余,季羡林对古文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设法找来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大家的文集,认真地作了一番研究。至于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他的英文水平在班里从来遥遥领先,无人能与其竞争。
  季羡林常说:“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由于季羡林各科成绩都很优异,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和鼓励,所以在高中阶段,他的学习热情大为高涨,第一学期就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超过95分。因此,受到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先生的嘉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励他,这自然更加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季羡林回忆道:“我有意识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在高中学习的三年中,六次考试,他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六连贯”。当时在学校里,季羡林的名字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大伙儿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诗人”。其实他并没有写过什么诗,而且一生不喜欢新诗,这个外号大约是夸他的文章写得好吧。在老师们的眼里,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必将在今后的学坛上成就一番大事业。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他的一生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在国文学习方面。这个学校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前两位是他的业师。胡也频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著名作家。他在课堂上大力宣传“现代文艺”,亦即“普罗文学”,这使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一批青年学生大为兴奋。这是季羡林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其影响,他写了一篇名为《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可惜,此文还未及刊出,国民党就发出了对胡也频的通缉令。胡也频慌忙逃到上海,不久,就被国民党暗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季羡林早年同马克思主义的这点因缘就此中断。
  接替胡也频教季羡林国文课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董先生算是鲁迅先生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是鲁迅写的序。董先生十分赏识季羡林的作文,认为是全班之冠,全校之冠,每次都给以详细的批改和鼓励,这就更激发了季羡林的写作热情。他在《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一文中回忆道:
  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刻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高中三年级,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也以白话为主,但是,季羡林并没有放松对中国古籍的钻研。他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李煜、苏轼、陆游、姜夔等诗人、词人的作品,他读了很多。这对他以后的研究和写作,无疑影响深远。
  高中时,他已经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并陆续发表在天津的《益世报》上。《文明人的公理》是揭露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后,日本兵在济南横行霸道,抢劫老百姓财物的悲惨的一幕。表现了季羡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恶和辛辣的讽刺。《医学士》是揭露一名庸医,嫌贫爱富,终因玩忽职守,致人死命的故事。《观剧》生动地描写了一个老式剧场中污浊、混乱的情景,以及国民党士兵欺压百姓横蛮无理的行径。这些作品均发表于1929年。季羡林写这些作品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高中学生。作品自然单薄、稚嫩,但从内容上,已经能看出他的爱憎感情和关注现实的倾向。这大约是受到胡也频先生“现代文艺”思想的影响创作出来的吧。
  与此同时,季羡林开始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并在山东《国民新闻》上发表。如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老妇》《世界底末日——梦——》《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老人》;美国当代作家LoganPearsallSmith的《蔷薇》;美国诗人、戏剧家D·Marquis《守财奴自传序》;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小诗》等。
  季羡林是不悔少作,也从不掩少作的。早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无论多么幼稚,他也绝不作任何改动,在l992年编辑《季羡林文集》时,照登不误。他说:“谁都有穿开裆裤的时候,这没有什么丢人的。” 
 
  


“五三惨案”惊魂
  1927年,北伐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广东出发,一路扫荡,宛如劲风扫残云,把各路军阀打得落花流水,纷纷溃败。1928年,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怕失去它在山东的利益,悍然出兵占领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当时,季羡林还是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由于日军占领了济南,国民军撤走,所以学校不能开学。学生们都只能在家里待着。日本军队当时成了济南的最高统治者,但是他们又非常害怕中国老百姓,常常搞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搜查,闹得全城风声鹤唳、鸡犬不宁,经常发生日军枪杀中国老百姓的事件。季羡林本人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
  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成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知道。
  在日军刺刀下度过的1928年,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沉痛地写道:“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这段经历,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叔父的“礼物”——包办婚姻
  1929年,季羡林十八岁时,尊叔父母之命结了婚。叔父当年把侄子从农村接到济南来,本来就有两件任务:一件是培养他读书,以图将来为季家光大门楣;另一件是为季家续香火,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到了1929年,在叔父眼里,侄子的第一件任务完成得十分满意,他在学校已经成了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前途十分光明。于是叔父自然就想起该完成的第二件任务——结婚生子。按常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学生,正值青春年少,学业初始,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之时,一般是不愿有家室之累的。但是,以季羡林当时寄人篱下的处境而言,则是绝对无力反对这桩包办婚姻的。所以,当叔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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