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本》的练习都念完了，一套十分复杂的梵文文法也讲完了。1936年－1937年的冬学期，他继续学梵文。念的课文是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故事《那罗传》。梵文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极为丰富。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很难读通的语言。季羡林暗下决心，一定要跳过这座“龙门”。每天早晨，他在房东家吃早餐，一壶茶，两片面包。吃完就步行穿过小城，到梵文研究所去读书。午饭在食堂或小饭馆里随便吃一点东西，吃完仍然回到梵文研究所继续看书，从来不睡午觉。晚上回家，女房东欧朴尔太太了解到中国人喜欢吃热饭，就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餐给他留一份，这是他一天中吃上的惟一一顿热汤热菜。因为德国人晚餐是吃凉面包、香肠和干奶酪的。季羡林像苦行僧一样地生活，废寝忘食地苦读，成绩自然十分优异，得到老师的好评。
原定的留学期限是两年，但季羡林仍然希望拿到博士学位。按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是梵文。两个副系，分别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语，于是又加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这样，加起来同时要学四门外语：梵文、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如果要想省点事，也是办得到的。譬如，选一门汉文或与中国有关的学科作为副系，就不用费事了，而且也是允许的。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便选了中国文学作副系。当博士论文答辩时，德国教授问他：杜甫与莎士比亚，哪一位更早一些。这位留学生想了想，说：莎士比亚比杜甫更早。教授听后说：下面的问题不必再问了，你落第了。这不是笑话，而是真事。直至今天，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攻读中国文学之类的专业，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季羡林出国前就立过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曾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又令国人大吃一惊。季羡林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
他每天往返于欧朴尔家与梵文研究所之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同四门外语拼命。生活极其单调，乏味，但季羡林却乐在其中。主要精力当然是用在学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他始终没有征服梵文。可见学习梵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转眼间，到了1937年，季羡林的交换期快满了，是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爆发了“七七”事变，随即，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不久，他的家乡济南就被日寇占领。他的退路断了，有家难归，只好暂时死了回国这条心。可是，交换期满后，他就不能再从德国方面领取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生活费，眼看生活就没有了着落。在这进退维谷的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得知他的情况后，主动找上门来，请他担任汉学研究所的汉文讲师，教德国学生学汉语。这样他便可以得到一些课时费，解决生计问题。这使季羡林大喜过望，十分感谢。从此，季羡林便一面任汉学讲师，一面继续攻读梵文。
从第五学期起，他就进入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的“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就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季羡林直率地告诉他，论文题目决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这引得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大笑起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问道：“那么，你的兴趣何在？”季羡林回答：“希望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因为早期佛典有许多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所谓“混合梵文”，即在纯粹的古典梵文中，搀杂了许多方言成分。这些方言分布在印度的东部、西部、西北部等等不同地区。通过对这种混合梵文语法现象的研究，便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他同老师商量后，最后确定，论文题目为：《〈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一部分量非常重的混合梵文佛典。全书用散文和诗歌混合写成，诗歌部分称“伽陀”。在“伽陀”部分中，保留原来的方言成分较多。这就是确定这个论文题的缘由。从此，季羡林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准备博士论文。
1939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大师，又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之一。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时，就郑重宣布：他要把毕生的专长学问，传授给季羡林这位异邦的青年。在西克教授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确实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梨俱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疏》和吐火罗文，把着手教给了季羡林。这位德高望重的德国教授，毫无私心，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希望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季羡林，让印度学和吐火罗文在中国生根开花，其崇高的品德令人敬佩。
关于吐火罗文需要作一点简要的解释。因为一般人对这种文字不了解，而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中，吐火罗文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一百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人知道吐火罗语言和吐火罗文字这件事。一个偶然的机缘，才使这种已经湮灭了一千多年的中亚古代文字重见天日。1890年，有两个新疆维族人，在库木图拉附近的一座塔中找到了一摞桦树皮，上面有用手抄的经卷。他们把这个卖给了当时在库车停留的英国少尉Bower。这个英国少尉又把这批东西转交给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在第二年，学会的语言秘书Hoernle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些文字的报告，立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这一摞手抄本是用笈多文字写成，来源于印度西北部，年代是4世纪后半叶。而在印度西北部和尼泊尔保存的手抄本，最古老的也不过到11世纪初叶。这一发现，大大提高了世界学术界研究新疆的兴趣。1892年春天，法国游人DutreuildeRhins在和阗又得到了三本长方形的小册子，送到巴黎。1897年，法国学者Senart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上展示出来，又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手抄本是写在桦树皮上的，用的是佉卢字母。年代是公元2世纪。内容是《法句经》。语言是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现定名为犍陀罗文。在新疆陆续发现古代文字典籍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各国对新疆的探索兴趣更加高昂。于是，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争先恐后地派出考察队，到新疆发掘。其中就包括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的大批敦煌石室中贮藏的珍贵典籍文物。而中国当时由于外患内乱，无暇顾上这件事，致使大量珍贵文物典籍被外国人从新疆运走，从而形成了所谓“文物典籍出自中国，而研究却在国外”的尴尬局面。一直到1927年，中国才有人参加新疆考察队，进行考古发掘活动。可是为时已晚，价值连城的珍宝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些残砖片瓦。这些被运走的收获物中，主要包括手抄卷和文物：雕塑、壁画、古代遗物、丝、丝织品、古代货币、纸张等，所有能运走的，都运走了，不能运走的，则临摹、拍照。现在这些东西充斥圣彼得堡、伦敦、牛津、剑桥、加尔各答、巴黎、东京、京都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发现。它对研究东西方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历史、地理、民俗、考古、艺术、音乐、天文、历算等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疆出土的古代文字残卷，都是用各种书写工具写在棕榈叶、桦树皮、木板、竹子、皮革、丝绸、纸等上面的。书写的字母多种多样，有婆罗米字母、笈多字母、佉卢字母、窣利字母等。用这种字母拼写成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有梵语、印度古代俗语、于阗语、窣利语、回鹘语，还有吐火罗语A（焉耆语）、吐火罗语B（龟兹语）等等。用这些文字写成的典籍，内容包括：佛经、文学作品、政府文书、旅行执照等。至于汉文典籍，则占敦煌石室藏书的绝大部分。它对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哲学史、小说史、经学史、经济史、宗教史、政治史、绘画史、音乐史、雕塑史、建筑史等方面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现在单说西克教授要传授给季羡林的吐火罗语。这种语言是用印度波罗米字母中亚斜体来拼写的。它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这种语言又分两个方言：当年流行在焉耆地区的称之为吐火罗文A；流行在龟兹地区的称为吐火罗文B。发现吐火罗文残卷时，当时世界上没有人能读懂这种语言。正是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再加上柏林大学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教授舒尔策，三位德国学者通力合作，费了二十年工夫，才把这种被认为是“天书”的文字读通。直到1930年，一册皇皇巨著《吐火罗文文法》才正式出版。实际上，《吐火罗文文法》主要是讲吐火罗文A的文法。当时对吐火罗文B还没有通读。直到1952年，世界上第一部《西吐火罗文文法》（即吐火罗文B）才由另一位德国学者W·Krause写成出版。
吐火罗文的发现和读通，在世界语言学界，特别是在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界，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吐火罗文的发现，使印欧语系这个大家庭增添了一个新成员，而且还不是一般成员。它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它还牵涉到民族迁移的问题，比如最近在新疆发现的古代印欧人的尸体，就是一例。它当然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极大关注。
西克教授提出要给季羡林讲吐火罗文，季羡林当时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还没有想到学吐火罗文。原因其实很简单。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种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习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决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可是，西克教授是一位非常诚挚认真的老人。他提出要教季羡林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思。他提出了意见，不容季羡林考虑，就马上安排上课。季羡林被西克教授的真情实意深深地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横下一条心，扩大自己的摊子。在自己已经塞满各种稀奇古怪文字的脑袋里，再塞进一种古怪的文字。需要说明的是，学习吐火罗文，既非考博士学位需要学的课程，又非大学课程表中开列的课程，完全是西克教授出于一片好心，额外开的一门课。这样一来，季羡林便需要同时与五种外语拼命了。他就是在这种盛情难却，“舍命陪君子”的复杂心情下，开始学习吐火罗文的。
吐火罗文是一种十分难懂的文字，而且参考书只有两本书：一本是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合著的《吐火罗文残卷》拉丁文字母转写本，另一本是他们二位教授和舒尔策教授三人合著的《吐火罗文文法》。西克教授的教学法同其他德国教授的方法一样，既不讲语法，也不教婆罗米字母。上来就念原文。首先念的是《吐火罗文残卷》的前几张。而吐火罗文残卷在新疆出土时，每一张的一头都有被烧的痕迹。焚烧的面积有大有小，但是没有一张是完整的，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的。读这样的残卷，其困难可想而知。读了不久，季羡林就发现，这里面讲的故事，就是中国大藏经中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中讲的故事。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西克教授。西克教授大为惊喜，立刻让季羡林把这段汉文大藏经翻译成德文。两个本子相比较，对了解吐火罗文原文有了极大的帮助。
每次听完西克教授的课，季羡林都要送西克教授回家。在冬日黄昏的长街上，季羡林搀扶着像祖父一样的恩师，小心翼翼地走在雪地上，脚下发出吱吱的声音。一直把西克教授送到家，看他进了大门，他才转身回家。
季羡林回国后，由于资料和条件限制，长时期没能从事吐火罗文的研究，内心总感到辜负了恩师的期望。幸而到了80年代，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先生亲自把70年代在新疆出土的44张88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A残卷送来，请季羡林解读。季羡林赶紧把尘封多年的吐火罗文资料和书籍翻出来，重理旧业，很快就用汉文和英文写出了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转写、翻译和注释本。1998年，季羡林著的该书英译本在德国出版。这是世界上第－部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它发表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西克教授早在20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