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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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 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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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园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
  1936年7月11日,他写过一篇名为《寻梦》的散文,开头的一段是:“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了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
  二战爆发以后,他便同家里断了书信。一个人孤悬海外,全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如何,这更加重了他的怀乡之情。祖国的抗战情况怎样了?家里的情况怎样了?叔叔年事已高,家中经济来源何在?妻子德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样过的?两个孩子该懂事了,他们知道有个远在海外的父亲时时刻刻都在惦念着他们吗?甚至那条名叫“憨子”的小狗和院子里那两棵海棠花都时来入梦。这一切,使他顿生难以排解的思乡之情。数不尽的长眠之夜,剪不断的离愁别恨,使他的精神痛苦万分。
  饥饿、轰炸、乡愁,使季羡林迫不及待地想赶快回国。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被迫撤到了瑞士。季羡林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再从那里设法回国。他的初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他决心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决心既下,就到师友家去辞行。大家都觉得十分惋惜,他自己也充满了离情别绪。到柏林后,他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即使到了瑞士,也难以立即回国。不得已他只好打消了马上回国的念头,随遇而安了。他在柏林住了几天,又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年10月30日。
  于是,季羡林又恢复了七年来刻板单调的生活。每天在家里吃完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饭照例在外面的饭馆吃。吃完了仍然回到研究所看书写文章。一直到下午研究所关门,他才夹着书,走回欧朴尔太太家。晚上,在灯光下,他继续学习,直到眼睛睁不开了,才上床睡觉。 
 
  


苦涩的爱情
  在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羡林饱受轰炸、饥饿、乡愁的煎熬,有家不能归,有苦无处诉,一切的不幸与委曲,只能默默地往肚子里咽。只有在读书和写论文时,让他暂时忘记世间的烦恼。一旦回到住处,孤身独坐室中,烦恼又涌上心头,无法排解。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他离开哥廷根回国。
  但是,诚如《红楼梦》中所云:“大不幸中却有大幸。”人生在世,安危相易,祸福相生,也是一条辩证规律。季羡林在哥廷根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使他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便是他与一位德国姑娘之间的一段爱情经历。
  在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家。迈耶先生是一个小职员,为人憨厚朴实,老实得甚至很少说话,在人多的时候,更是呆坐一旁,一言不发,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能说会道,热情好客。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小姐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嫁人,待字闺中。她就是这个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
  迈耶家是一个十分和谐、温馨的家庭。她家也像欧朴尔太太家一样,把多余的房间租给中国留学生住。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一来二去,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上下,年轻英俊,个子颀长,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但是,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之间产生恋情,还有另外一段因缘。
  季羡林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稿子因为反复修改,很乱,打字量也很大。适逢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机,而且她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季羡林才摸黑回家。
  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呆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很长的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字的。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还经常去她家打字。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就连迈耶太太也看出来了。除了打字季羡林去迈耶家外,后来,迈耶家凡有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什么的,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羡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羡林到迈耶家,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满面笑容,格外热情。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
  季羡林和伊姆加德还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商店里买东西。两人并肩而行,边走边谈,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每次见面,两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伊姆加德美丽的姿容,悦耳的语声,嫣然的笑容,使季羡林怦然心动,感到一股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季羡林初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心里充满激动和幸福的感情。同样,伊姆加德也流露出对季羡林的爱慕之情。他们同时坠入了爱河。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爱情的激流涌泻出来,和伊姆加德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是他无法办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让正在燃烧的爱情之火熄灭,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两条路水火不容,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使季羡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背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吧。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会慢慢地忘记自己的。季羡林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理智与情感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这段苦涩的爱情始终折磨着他。
  1991年,八十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首次披露了他五十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他在《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中写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曰,我在日记里写道:
  吃过晚饭,7点半到Meyer家去,同l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我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L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l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然而,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据说,近年来,有好事者在读了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以后,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当然,今天的伊姆加德小姐,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铄,风韵犹存。询问的结果都大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季羡林在无可逃遁的厄运面前,为了不伤害别人,把已经降临的爱情忍痛拒之门外,自己背起这沉重的十字架,但是,六十余年来,他心中的爱情火花并未熄灭,只不过深深地埋在心底,不为人知罢了。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独自默默地承受着心灵上时时袭来的痛楚与折磨,个中滋味,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是无法揣摩的。这又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长叹!
  季羡林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其实他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充满爱心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散文的人,都会有同感。季羡林还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他曾经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凡是与季羡林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为别人着想的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而为自己着想的比例则远远低于百分之四十。从这出苦涩的爱情悲剧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 
 
  


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
  ——最早的几篇论文
  季羡林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就不再是学生了。他办完了退学手续,便成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他已经不再需要跑着到处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他的博士论文开辟的道路前进。他需要的书籍,在学校大图书馆里都有,借阅也十分方便。除了肚子饿和空袭外,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五年内,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里,用德文写出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的院刊上。这些论文奠定了他在世界梵文学界的崇高地位。每一篇都有创见,直到今天,还不断被人引用。因为这几篇论文谈的都是有关梵文的非常专业的语法问题,一般人都不懂。可是季羡林最初的这几篇论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又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只好将他自己著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有关这几篇论文的内容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一、《吐火罗文本的〈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
  博士论文结束以后,我当时正在跟Sieg教授读吐火罗文。第一篇读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我那时整天翻看汉译《大藏经》,首先发现,我们正在读的吐火罗文在《大藏经》中有多种平行的异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汉文以外,在许多其他的语言中也能找到与吐火罗文故事相仿的故事,比如藏文、于阗文、梵文等等。Mahavastu中就有这个故事。吐火罗文残卷残得非常厉害,解释起来非常困难。同一故事,同一佛经,倘能在其他我们能读懂的文字中找到哪怕是内容接近的本子,对于读通吐火罗文也会有极大的帮助。Sieg和Siegling之所以能读通吐火罗文,主要使用的也是这种方法。但是,找这种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异本也并非易事,有时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在读《福力太子因缘经》时,因为我对汉译佛典比较熟一些,所以我找起来就比较容易。拿这一点来要求西方的吐火罗文学者,是不公平的、不切实际的。在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汉文异本,有的与整个故事相同,有的同大故事中的小故事相同或者相似。原来吐火罗文中有一些不认识的字,经过同汉文一对比,立即可以认识了。我只举几个例子。《吐火罗文残卷》中Prachtstucke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其中No。l,反面第一行lyom,原来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确切知道它的含义是“泥”。反面第三行isanas,原来也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比,可以肯定它的含义是“堑”,也就是“护城河”。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都是多少年来让两位学者迷惑不解的。现在一旦有了汉文的平行异本,困难和迷惑就涣然冰释,豁然开朗。这一位已届垂暮之年的老教授,其心中狂喜的程度概可想见了。他立即敦促我把找到的资料写成文章。我从汉译佛典中选出了一些经文,译成了德文,加上了必要的注释。这样对以后的研究者会有很大的好处。
  二、《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u的现象》
  我在阅读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时,在不少地方发现语尾…am变成了…o和…u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音变。于是我就留意搜集资料,准备做一番比较彻底的探讨。我在阿育王碑铭里找到这个现象,在比较晚的佉卢字母(一种由右向左写的字母)写成的碑铭里,在中国新疆尼雅(Niya)地区发现的俗语文书里,在和阗俗语里,在DutreuildeRhins所搜集到的残卷里,在用混合梵文所写成的佛典里,在Apadhramsa里,甚至在于阗塞种语、窣利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文)等等里面,都发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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