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豪华。这位特派员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威仪俨然，戴一副玳瑁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面团团如富家翁，摆出一副官架子。季羡林与同去的留学生一看，心里完全明白了，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便一屁股坐到他的办公桌上。这一坐，立竿见影。特派员立刻站起来，脸上也有了笑容，乘船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季羡林对香港虽然久仰大名，但从未去过，这次是初到，却没有留下好的印象。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不像今天这般豪华，还是个很“土”的城市。更由于季羡林刚从欧洲回来，把香港同柏林、伯尔尼、马赛这些欧洲的大城市一对比，更显出它的“土”气。这且不说。香港当时没有一点文化气息，找一个书店都很困难，使他大为失望。更让他反感的，是从鸽子笼似的屋子里传出来的打麻将之声，有如悬河泻水，雷鸣般从天而降，吵得他心烦意乱。这当然是一介书生对香港的印象。如果换了别人，那印象可能完全不同。
5月13日，季羡林一行终于登上开往上海的船。他的心情开始很激动，然而船上的混乱现象，又让他的心凉了半截。
在这条船上，统舱之下还有甲板一级。到处都是包裹，有的整齐，有的凌乱，有的包裹里还飘出了咸鱼的臭味。到处都是人，每个人只能有容身之地。霸道者抢占地盘，有人出钱，就能得到。因此讨价还价之声，争吵喧哗之声，洋洋乎盈耳。好多人都抽烟，统舱里烟雾迷漫。这种烟雾，再混上人声，形成一团乌烟瘴气的大合唱。小船破浪前进所激起的海涛声，同这大合唱相比，简直像小巫见大巫，有时连听都听不见了。
季羡林和几个留学生住在头等舱和二等舱，算是船上的“特权阶级”。不管外面多么脏，多么乱，只要把门一关，舱内还能保持安静和干净。但是，有时他们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就必须到甲板上去。其实只需走几步路就可以到甲板，但是，就这几步路，也是异常艰难的历程。因为他们必须在挤得像沙丁鱼的人丛中，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条路来，才能到达甲板。到了甲板上，他忽然发现，在横躺竖卧的人丛中，有一位年轻女子十分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同他们一起上船的在比利时和法国留学的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呆在这个鬼地方？只见她此时正紧闭双眼，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不转不动。有人跨过她的身躯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觉。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脸上，她连眉毛都不眨一眨。她就这样一连躺了几天，一直躺到上海。这使季羡林吃惊不小。他知道，她是学数学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看着她的表情，他怀疑她当过修女。不管怎样，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否则她在船上的这番功夫，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
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大为愤慨，多日郁结在心中的千言万语，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涌泻出来。他写道：
我是一个俗人，心中没有上帝。我不想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要活动，我要吃要喝，我还要想。在这时候，祖国就在我面前，我想了很多很多。将近十一年的异域流离的生活就要结束了。这十一年的经历现在一幕一幕地又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千头万绪的思绪一时逗上心头。我多么希望向祖国母亲倾诉一番呀！但是，我能说些什么呢？十一年前，少不更事，怀着一腔热情，毅然去国。一是为了救国，二是为了镀金。原定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能够挺过来的。但是，我生不逢时，战火连绵，两年一下子变成了十一年。其间所遭遇的苦难与艰辛，挫折与委曲，现在连想都不愿意回想。试想一想，天天空着肚子，死神时时威胁着自己；英美飞机无时不在头顶上盘旋，死神降临只在分秒之间。遭万劫而幸免，实九死而一生。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家中一点信息都没有。亲老、妻少、子幼。在故乡的黄土堆里躺着我的母亲。她如有灵，怎能不为爱子担心！所有这一切心灵感情上的磨难，我多么盼望能有一天向我的祖国母亲倾诉一番。现在祖国就在眼前，倾诉的时间来到了。然而我能倾诉些什么呢？
我不能像那位天主教徒一样，躺在那里死死不动。我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滚的波涛，我心里面翻滚得比大海还要厉害。我在欧洲曾几次幻想，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但是，我遇到了困难，我心中有了矛盾，我眼前有了阴影。在西贡时，我就断断续续从爱国华侨口中听了一些关于南京政府的情况。到了香港以后，听的就更具体、更细致了。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中的一些大员、中员和小员，靠裙带，靠后台，靠关系，靠交情，靠拉拢，靠贿赂，乘上飞机，满天飞着，到全国各地去“劫收”。他们“劫收”房子，“劫收”地产，“劫收”美元，“劫收”黄金，“劫收”物资，“劫收”仓库，连小老婆姨太太也一并“劫收”，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其肮脏程度，远非《官场现形记》所能比拟。所谓“祖国”，本来含有两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永远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应该爱的。但是这样的人，我能爱吗？我能对这样一批人倾诉什么呢？俗语说：“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我的娘一点也不丑。可是这一群“劫收”人员，你能说他们不丑吗？你能不嫌他们吗？
——《留德十年》
不知不觉中，船就到了上海码头。时间是1946年5月19日。
他提着行李，挤在混乱的人群中，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没有跪下来捧着祖国的泥土激动地亲吻，而是一个人挤在人群中，茫然地向前走着，心里喜怒哀乐，像是倒了酱缸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吃惊地反问自己：“上海，这真是中国的地方了。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现在真正地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变了么？还是祖国变了呢？”他叹息道：“十年一觉欧洲梦，蠃得万斛别离情。”
“祖国母亲呀！不管怎样，我这个海外游子又回来了。”
这一年，季羡林35岁。
初进北大
季羡林抵达上海后，本想立即赶回济南老家与家人团聚。无奈当时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他有家难归。不过，还有另一件同样急迫的事需要办理，就是要赶紧落实回国后的工作问题。关于这件事，还要从几个月前，他同恩师陈寅恪先生的通信说起。
1945年秋，二战刚刚结束，英国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先生去伦敦治眼病。他们希望陈先生眼病治愈后，能留在牛津讲学。陈先生急欲恢复视力，决心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只身远涉重洋，赴英就医。1945年9月14日，陈先生在邵循正先生陪伴下，由成都飞往昆明，再飞印度转赴伦敦。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国，虽经两次手术，陈先生的眼病未能治好。1946年5月，陈先生归国，回到了南京。
季羡林在清华念书时，曾旁听过陈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对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均极为敬佩。但季羡林当时只是一名旁听生，与陈先生并不熟悉。1945年，季羡林在哥廷根准备回国，听说陈先生其时正在伦敦治病的消息，立刻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向陈先生报告了自己十年来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的情况。虽然陈先生当时对季羡林以及他的学业并不了解，但是有一个机缘，使陈先生很容易便可以对季羡林有了了解。季羡林的师祖吕德斯，正是陈先生当年在德国留学时的老师，而季羡林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正是陈先生的同学。季羡林一讲自己的学业情况，陈先生立即了然。果然，不久季羡林就收到了陈先生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一些奖掖鼓励的话以外，陈先生说，他打算介绍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当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1930年他曾考取北大，只因想出国，弃北大而就清华，现在又要回到北大了。他狂喜不能自已，立即回信应允。这便是季羡林到北大的因缘。
季羡林在上海停留了数日，在好友臧克家先生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几天，立即赶往南京去谒见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当时正借住在俞大维的官邸。季羡林到南京后，马上前去俞家见陈先生。师生别离已经十多年，各自谈了别后的情况，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慨叹良多。陈先生命季羡林立即持在德国发表的论文，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见当时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因校长胡适此时尚留美国未还。陈先生当时已是学界大师，一言九鼎，有他的力荐，傅斯年先生对季羡林到北大任教，表示十分欢迎。但他告诉季羡林，按北大的规定，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季羡林对此并不在意，欣然同意。能进北大，已如登龙门，他哪里还敢讨价还价。
就这样，季羡林回国后的工作便定了。他后半生与北大共命运的人生道路也就从此定了下来。
此时正值6月，学校都在放暑假，离北大开学还有三个月。季羡林既拿不到工资，又不能去报到，只好在南京等待。可是他囊中羞涩，住不起旅馆，只好借住在老同学李长之在国立编译馆的办公室内。住别人的办公室是很难受的。人家白天办公，他就出去游荡：晚上，别人下班回家了，他就回到编译馆，睡在办公桌上。早晨一起床，赶紧离开。国立编译馆地处台城下面，季羡林多半在台城上云游。什么鸡鸣寺啊，胭脂井啊，几乎天天都去。南京素有火炉之称，夏日骄阳似火，在炎热的天气中四处游荡，苦不堪言。他走累了，热了，就在台城古柳的浓荫下，休息片刻。他望着台城上面郁郁葱葱的古柳，不由得想起了唐朝诗人韦庄的诗《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韦庄这首凭吊六朝古迹的诗，本是借景寄情，抒发自己对朝代兴亡，人间沧桑的感慨，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情绪。季羡林此时想起这首诗，则别有一番见解：“这里讲的仅仅是六朝。从六朝到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过去了。古柳依然是葱茏繁茂，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了它们的情绪。今天我站在古柳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它们‘无情’，我觉得它们有情得很。我天天在6月的炎阳下奔波游荡，只有台城古柳的浓荫下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让我坐下来稍憩一会儿。我难道不该感激这些古柳而还说三道四吗？”（《回忆梁实秋先生》）细细品味这段话，多少隐含了几分无奈与愤懑。这不是冲着韦庄的诗去的，而是针对现实。在国外苦读十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已聘为北大副教授的学者，竟然住不起旅馆，睡在别人的办公桌上，天天像流浪汉一样，顶着烈日，在台城上游荡。这样的世道，能让人不沮丧不愤懑吗？
从台城再走远一点，出了城就到了玄武湖。这里湖光潋滟，风景宜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面对如此美景，季羡林却提不起半点兴致。他是个惜阴如金的人。这样整天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的生活，使他心急如焚，痛苦万分。他感到这简直是在浪费生命，等于自杀。他“梦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来，有一间房，有一张书桌，别的奢望，一点没有。”
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惟一让他高兴的事，便是有幸结识了梁实秋先生。
有一天，李长之告诉他，梁实秋先生全家从重庆复员回到了南京，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季羡林听了，喜出望外。经李长之的介绍，他很快便认识了梁先生。论辈份，梁先生与季羡林不是一辈人。梁先生比他大十几岁，应该算是老师一辈的人了。当年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就读过不少梁先生的文章，对梁先生潜怀着崇敬之情。见面后，梁先生的人品与谈吐立刻令他十分倾倒。梁先生为人毫无架子，对季羡林和李长之这样年轻一代的人，完全平等相待，态度真诚和蔼。梁先生对季羡林的才学人品十分赏识，曾在一家大饭店宴请他吃饭。梁夫人和三个孩子都参加了。这次见面，给季羡林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后来，梁先生去了台湾，从此音讯杳无，但梁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始终活在季羡林的脑子里。在极“左”的年代，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先生同鲁迅有过一场争论，又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曾经被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层地狱。特别是鲁迅那篇著名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长期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全国凡念过中学的人，只知道梁先生是一条“‘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对他真实的人品和才学完全不了解。梁先生为此背了几十年的黑锅与骂名。1987年，留在大陆的梁先生的孩子梁文茜和梁文蔷，奉父命专门到北大看望季羡林。时隔四十年，梁先生还没有忘记季羡林，可见当年季羡林给梁先生的印象是颇深的。这件事使季羡林十分感动。他原期望还能在大陆与梁先生见面，不意梁先生当年竟然仙逝，让他悲痛不已。1987年，梁先生夫人专程从台湾到北京来举行追思会。季羡林当时正在南京开会，未能参加。可是，南京不正是1946年他与梁先生相识的地方吗？季羡林一时感慨良多，独自站在南京宾馆的阳台上，眼望台城，临风凭吊，悲从中来，不胜唏嘘。
季羡林在南京停留的日子，经济上也捉襟见肘，十分拮据。他在上海时，曾卖掉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欧米加金表。这种表当时在国内还是十分稀罕珍贵的宝物。但他却受了骗，只卖了十两黄金。他把一部分黄金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剩下的部分就供自己在南京吃饭之用。日子就这样艰难地一天天地捱下去。
一直到1946年的深秋，季羡林才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回到了阔别十一年的故都北平。到车站迎接他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汽车经过长安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