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此时，我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因此，我爱北京，特别爱黎明前的北京。
南风拂面，春满燕园
季羡林曾经说过：“我写东西有一个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这就是我写散文不多的原因。”他又说：“我所谓的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这说明季羡林的散文都是真情的流露，而不是趋时应景之作。
1961年，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在停笔十五年后，又重新开始了。从1961年到l965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写了二十七篇散文，这些散文都收在《朗润集》和《燕南集》中。之所以在此提出这件事，不是要对他的散文作全面的评价，而是要想透过这些散文，寻出季羡林在60年代初至“文革”前这段时期的思想轨迹。
在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前几年头脑发热的教训，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制定了新的政策，在一段时期内，紧张的政治气候稍稍有所缓和。从l961年开始，北大便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批判错了的，恢复名誉，恢复职务。1961年5月28日，党委书记陆平在全校党员大会上，一改以往的口气说：“当前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方向的人是极少数……今后不要再用白专的概念了。”1962年，贯彻《高教六十条》精神，北大由党委领导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系党总支对系行政也只起“保证和监督作用”。
这些举措说明，在大跃进折腾了三四年后，北大开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又开始像一个学校了。师生们重新回到教室和实验室，而不是整天忙活着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批判，去农村参加劳动。学校发出明文规定：教师要“确保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上”，要“保证学生每天有六小时学习时间”。虽然还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政治学习，但这已经算是作出了最大让步。在这股风的吹拂之下，中文系、历史系甚至要求学生背诵《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古文。学生会举办的“星期天讲座”，讲演的有：沈同教授的《生命的奥秘》，黄昆教授的《半导体》，赵以炳教授的《健康与长寿》，李赋宁教授的《怎样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等。“讲座”共举行了十四次，听众达一万六千人次。
1962年3月26日，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全国科技工作、创作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中”，“按照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陈毅的讲话则更明确、更干脆，他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就是所谓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头上帽子的一“脱”一“加”，令知识分子们几年来提着的心，又放了下来。他们可以睡个好觉，不再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了。像1956年时一样，他们又可以在燕园里抬起头来走路，又受到人们的尊重，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右倾回潮”。不过，“回潮”也好，什么也好，总算让知识分子们在极“左”路线肆虐几年之后，过上了几天平静日子，稍稍喘了一口气。
在上述政治环境下，1962年5月，季羡林被选为北大出席北京市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北大代表共十二人，季羡林名列其中。这件事不但反映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显示了季羡林在当时北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身份。
季羡林从50年代开始，在社会、文化界便是一名活跃分子，担任过各种社会职务：
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历任1954年、1959年、1964年，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非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
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出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1955年10月，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1958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参加在前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应邀赴仰光，参加“缅甸研究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1962年，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200周年纪念大会”。会后，去埃及、叙利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4年，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访问。
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事实上，自解放以来，无论在领导眼里或是群众的心目中，季羡林始终是又红又专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是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因此可以说，在60年代初的四五年中，他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心情也是舒畅的，他对当时政治上的“主旋律”：学毛著，学雷锋，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也是衷心拥护的。他说：
到了1962年，人们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政策改变了一点，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开始有点落实。广州会议，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知识分子的心坎里，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霖，仿佛在狂风暴雨之后雨过天晴，心里感到异常的喜悦，觉得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人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的温暖。
——写作的前前后后》
正是在这种“春风化雨”的心情驱动下，季羡林重新拿起了笔，把他在国内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事物记下来，同时饱含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深情，二者溶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朗润集》和《燕南集》中二十七篇散文的内容。
这些散文在题材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写国内的新气象、新风貌；另一类是写他访问亚非各国的观感。这些散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也真实地反映了亚非各国当时激流涌进的历史潮流。尽管这些散文的题材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是由于季羡林是怀着满腔热情写作的，是真情的流露，因而洠в兴亢撩闱恐Γ矝＇有贴政治标签的痕迹，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感动。
这里要重点谈一谈《春满燕园》这篇散文，因为这篇散文的离奇遭遇，与季羡林日后十几年的命运息息相关。
1962年春天，季羡林接待外宾的任务特别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接待外宾的临湖轩去一趟。在临湖轩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
日日红桥斗酒卮，家家桃李艳芳姿。
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
季羡林非常喜欢最后两句诗。他有时早到了，就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品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经过几年的运动后，社会环境终于安定了，人们的心情也舒畅了，这一切就像春天又回到了人间，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在品味诗的同时，他联想到了天天早晨在校园里看到学生读书的情景，结果情与景会，有动于衷，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回家以后，便写成了散文《春满燕园》。
《春满燕园》是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散文。它由郑板桥的诗说起，转而联想到北大师生心中也有一个春天，在这个春天里，“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这个春天“要常驻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
接下来，文章描写了夜晚教师们在灯光下潜心备课，伏案苦读的情景；早晨，学生们在校园里朗读外语，在图书馆里全神贯注做功课的场面。
最后，文章写道：“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
文章寓情于景，感情真挚，语言华美，自然流畅，不失为一篇散文精品。
季羡林自己对这篇散文也很满意，他说：“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东西，一写出来，我就知道，我个人感觉，它的优点就在一个‘真’字。”
果然，《春满燕园》一发表，就获得了好评和强烈的反应。季羡林的学生给他写信，称赞这篇散文。许多中学和大学课本选它当教材。在此后几年时间里，每年秋天接待新生入学时，好多学生告诉季羡林，他们在中学里读过这篇散文。季羡林心里自然感到十分高兴。
但是，还没有等到季羡林的喜悦之情消逝，1966年6月4日，季羡林从“四清”基地奉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第一张批判他的大字报，就是批判《春满燕园》的。这件事暂且按下不表，下一章再听分解。
“社教”运动的角色转变
一般说来，在历次运动中，季羡林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受教育、被改造的对象，没有教育批判别人的资格。不过也有两次例外，这就是两次“社教”运动：北大的“社教”运动和农村的“社教”运动。他说：在这两次运动中，“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
一般人只参加过一次“社教”运动，即农村的“社教”运动，可是北大的教师、干部却参加过两次。因为北大历来是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其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其他高校无法替代的。所以在全国农村开展“社教”运动的同时，上面决定在北大先进行高校“社教”运动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但是北大的“社教”运动刚刚结束，还没来得及推广，比“社教”运动彻底得多的“文革”风暴已经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全国，高校“社教”运动已失去推广价值，于是这场运动便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了。这样一来，北大的教师干部就比其他学校的教师干部多经受了一次阶级斗争风雨的锻炼。
1964年11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二百多人的工作队进驻北大，北大的“社教”运动从此开始。带队的既然是副部长级，队员们的来头也就不会小，都是从全国各地文化单位抽调来的厅局级的精兵强将。由于工作队是戴着有色眼镜进校的，事先就认定北大是个“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烂掉了的单位”，“党员干部队伍在政治上严重不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猖狂”，“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俨然已经成了一个“五毒俱全”的黑窝点。对这样的单位，当然必须夺权。因此，工作队一进校，北大原来的干部一律靠边站。工作队在各系“扎根串连”，重新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工作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在物色积极分子时自然抱着“唯成分论”的眼光看人，特别重视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和政治历史是否清白。季羡林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如果讲“唯成分论”的话，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红五类”。在北大教授中，像他这样出身好，历史清白，又是共产党员的人实在难觅。因此，工作队一到东语系，季羡林就被列入积极分子名单，成为依靠对象。工作队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是代表党的，季羡林是共产党员，当然要服从。而且，以季羡林当时的“觉悟”是完全不可能想到工作队也是会犯错误的。他把自己参加“社教”运动看作是对党的忠诚，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尽管当时他并不明白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他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但这无关紧要，只要拥护就可以了。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人类天性中的从众心理，使人并非做每一件事都要弄明白后才行动，倒是稀里糊涂随大流的情况居多。就这样，季羡林参加了东语系积极分子队伍，并且被工作队任命为东语系“社教”领导小组组长。
季羡林虽然身为“社教”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大权都掌握在工作队手里。北大“社教”运动开始以后，一贯听党的话的季羡林也产生了许多疑问，他写道：“可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也不理解为什么“社教”运动要整党的领导人？拿东语系来说，总支书记、副书记都是他的学生，他和他们共事十几年，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工作上是很融洽的。他对他们也知根知底儿，他们平时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工作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呢？季羡林当时的心情是复杂和矛盾的。
他在l998年出版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中，对北大“社教”时自己的思想曾经作过这样的表述：
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