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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是有关参加学习班的事。
当时上面要求造反组织解放干部，实行“三结合”。两派为了表现自己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纷纷拉拢干部，组织干部学习班，以壮大声势。有一些在前一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没发现有什么大问题，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这些人就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季羡林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井冈山的人前来动员他参加他们的学习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他参加自己的学习班。老问题又出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又成了“哈姆雷特”，犹豫不决。虽然经过长期的观察与考虑，此时季羡林是愿意去井冈山办的学习班的，但是他想，如果自己要是在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其中必然隐含着极大危险性。新北大公社毕竟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有一个心胸狭隘的领袖，得罪了她，后患不堪设想。犹豫了很久，为了个人安全起见，季羡林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
季羡林说：“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惊人的程度。两派都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吹捧得像圣母一样。”当然这是他后来的看法。当时季羡林同大家一样，对这些吹捧并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他说：“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在处理上面两件事情时，季羡林都做得十分谨慎，韬晦之计施展得也算巧妙。但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季羡林生性诚实执著，不会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更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心里有话说出来才痛快。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他对两派的看法，大家都一清二楚，这便给他带来了麻烦。
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车轮战术来拉他。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到他家，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你不能参加井冈山。”这还是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截了当地对他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向他家打电话，劝说他，警告他；有的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甚高。此时季羡林的处境同上面提到的周培源的处境完全一样。季羡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你越来逼我，我就越不买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季羡林就这样下“海”了，上“山”了。
季羡林一参加井冈山，由于他的威望，在北大的影响，立即被选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像他这样年龄，这样著名的教授，公开宣布参加某一派造反组织，特别是井冈山，这在北大除了周培源以外，还是罕见的。这件事当时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井冈山一派的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新北大公社一派的人则怒气冲天，破口大骂；他的朋友们都替他捏一把汗；逍遥派们则等着好戏看。
海下了，“山”也上了，这个举动给季羡林带来了双重性。他说：“好处是它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宁静，带来了平衡，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坏处是它给我带来了恶性发作的派性。派性我本来就有的。但是过去必须加以隐蔽。现在既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完全是真活，谩骂成份也是不可避免的。”
“派性”这种新事物，是很奇特的。它好像邪魔一样，谁要是中了派性的“邪”，就如同鬼魂附体，立刻失去理智，失去客观判断事物的能力，是非不分，真伪难辨。一旦有了派性，朋友可以割席，夫妻可以反目。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就因为夫妻参加的“派”是对立的，便会因此搞得家破人亡。同一派的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有什么缺点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对立面一派的人，都变得一无是处，即使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今天因为参加的派不同，就会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向四平八稳的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都变成了好斗的公鸡。派性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力量，使人不知疲倦，义愤填膺，只要是为自己一派干事，义不容辞，虽死犹荣，简直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后来，两派之间由动口变成了动手，互相残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白白牺牲了许多无辜的生命。事后，许多人感叹：如果大家把派性产生的这种力量和干劲，用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四化”岂不早已实现；用来抵御侵略者，又怎会有百年受外敌欺侮的历史？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异常的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求一下。
二十多年后，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他对北大两派作了如下的评论：
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学生组成。两派当然都有自己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据我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
季羡林虽然是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个不可一世的“老佛爷”的，但是心中仍然有些惴惴不安。此时，聂元梓正如日中天，荣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更加趾高气扬，炙手可热。季羡林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她能饶得过自己吗？季羡林常常在心里嘀咕：一方面，自恃历史清白，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他想，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来“揪”他；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跳出来参加了井冈山以后，“老佛爷”和新北大公社已视自己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当时只要随便抓住对方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一个好人打成现行反革命。
从1967年夏天到秋天，季羡林仿佛在走钢丝，随时都有跌下来，坠入万丈深渊的可能。这时，流言极多。一会儿说新北大公社要揪季羡林了；一会儿又说要抄季羡林的家了。季羡林对这些流言，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终日提心吊胆。他说：“我的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
炎炎长夏，惨淡的金秋，季羡林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安中度过的。
厄运临头——抄家
随着天气转凉，风声越来越紧。季羡林多次听到新北大公社要对他下手的传言。然而，他还有侥幸心理。自恃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不怕你抓。但是，季羡林错了。
1967年11月30日深夜。季羡林刚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他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六条大汉，都是东语系的学生，新北大公社的铁杆，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若寒霜。季羡林一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早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惊奇。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季羡林虽不认为自己是好汉，但眼前亏却是不愿吃的。他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
季羡林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去了。他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老伴，也被赶到那里。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三位老人浑身打战。他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季羡林当时既不敢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他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他很奇怪，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在厨房门口的就有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季羡林知道，他们全家人的性命就掌握在这帮人的手里。当时打死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完全不受法律制裁。
季羡林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只听到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翻箱倒柜之声，捣碎、摔碎器物之声，此起彼伏。季羡林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的一些小古董，小摆设被砸毁了。小将们对抄家这一行已经非常熟练，他们手足麻利，“横扫千军如卷席”。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来找季羡林要楼下的钥匙。原来季羡林搬过来以后，住在楼上。学校有关单位怕书籍过多过重，可能把楼压坏，劝他把书移到楼下车库里去。于是季羡林在征得了全楼住户的同意后，把楼上的书搬了进去。这位姓王的小将到季羡林家来过，知道书都藏在楼下。他伸手向季羡林要钥匙，季羡林知道他是个内行，敬谨从命，把钥匙交给了他。小将们抄家，深谋远虑，涓滴不漏，极端地负责任，真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虽然听不到声音了，但是季羡林心中更加痛苦万分。那些他心爱的书，几十年积攒起来的书，有的是从中学时代就跟随他，有的是在德国留学时挤出生活费购得的。这些书，几十年来，伴随他辗转迁徙，漂洋过海，走南闯北。它们不但是他教书、做学问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长久与他相依为命，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现在却正在遭殃。
季羡林蜷曲在厨房里，心里面思潮翻滚，宛如大海波涛，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更说不清楚了，好像是打翻了酱缸，酸甜苦辣，一时俱陈，说我悲哀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愤怒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恐惧吗？是的，也不全是。说我坦然吗？是的，更不全是。总之，我是又清楚，又糊涂；又清醒，又迷离。此时我们全家三位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像几只蚂蚁，别人一动手，我们立即变为齑粉。
英雄们“革命”之后，楼下响起了一阵汽车开动的声音，他们得胜回朝了。汽车声音刺破夜空，越响越远。接着，一片宁静弥漫天地之间，仿佛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留下三位孤苦无告的老人，从棒影下解脱出来，呆对着被英雄们洗劫过的战场。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了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上堆满了从书架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季羡林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竟被踏破，水流满了一床。看着这被洗劫的情况，三位老人谁都不说话──他们还有什么好说呢？季羡林写道：
我脑筋此时还是清楚的。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被批倒批臭，谁提人道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人就不许有一点人性，讲一点人道吗？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史上有性善、性恶之争，迄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从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改宗性恶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人为也。”从抄家的行动看，你能说这些人的性还是善的吗？你能说他们所具有的不是兽性吗？
——《牛棚杂忆》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长夜漫漫何时旦？”这是季羡林毕生度过的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一夜。天一亮，季羡林就骑上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他想去找“自己的组织”，帮他讨个公道。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开放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并历数他的“罪行”。季羡林回忆当时的心情写道：“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中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我此时几疑置身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季羡林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告诉他，抄家的事他们早已知道，要派一个摄影师到他家去进行现场拍摄。井冈山的领导人表面上对他的不幸表示同情，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时井冈山总部已经决定调查他的历史，必要时把他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季羡林还“痴心妄想”井冈山的头头会替他说几句话，保证他的安全。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不是昨天还是同一派的战友吗？不是当季羡林决定参加井冈山后，所有井冈山的头头都激动万分，认为这是他们的一大胜利吗？竟然在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打算落井下石把自己人送上“敌人”的祭坛。季羡林走出大门，他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用锁锁死，这说明他已经被新北大公社时刻监视着了。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步行回家。从此便同那辆伴随他近二十年的自行车永远“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位井冈山的摄影师已经到了。他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寻找什么，就是不拍照。这时季羡林才明白过来，这位摄影师不是来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