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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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 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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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思绪又转到了古代。他想到了屈原的投水而死。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而死。对这种死法,他很担心,太痛苦,太原始了。
  他又想到国外。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知作恶多端,最后自杀身死。据说他是服氰化钾而死。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杀上,非其他国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也是无法学到的。日本人则以剖腹自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想来是十分痛苦的,而且需要别人帮忙,一般人也难以做到。
  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思量,他想,服安眠药应该是最稳妥、最少痛苦的一种死法,也是世界上颇为流行的自杀方式,而他由于几十年神经衰弱失眠,对安眠药颇有研究,且积存不少。最后,他决定采用这种方式告别人间。
  季羡林在决定了自杀的方式以后,便开始考虑时间和地点问题。时间问题很容易解决,立即实行,越快越好,此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至于地点问题,则颇费了一番周折。最方便当然是死家里,但他又顾虑重重。他写道:
  我们家里只有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如果在家里实施我的计划,夜里服下安眠药,早晨一起床,两个老太太看见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们即使不被吓死,也必然被吓昏。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替别人考虑过多,此时更是不能不尔。把我的尸体抬出去以后,死过人而且是死过亲人的房间,他们敢住下去吗?不敢,又待如何?值此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的时代,谁肯谁又敢向这两位孤苦无告的老太婆伸出援助之手呢?我现在已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新北大公社已经给我戴上了这样一顶帽子,如今又“自绝于人民”,是在反革命之上又加反革命了。总之,在家不行。
  ——《牛棚杂忆》
  那就在外面吧。他首先想到了西山。西山山深林密,风光秀丽,“倘我能来到此处,猎猎松涛,琮琮泉声,头枕松针,仰视碧空,自己亲手消灭掉一生最可宝贵的生命,多么惬意,又是多么诗意呀!简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首最美妙的诗。”但是他想,那地方太远,路上倘被红卫兵截获,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否定了这个想法。他又想到颐和园。过去有不少名人到这里来寻短见,最著名的是王国维。可是季羡林不想学王老先生投水自尽。他又想,到颐和园山后找一个洞穴,吞下安眠药,把花花世界丢在身后,自己一走了之。但是他又怕惊吓了游兴正浓的仕女君子。这个主意也不妥。最后,他忽然想到一个绝佳的地方。
  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后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这里有极大的苇坑。时值初冬,芦花正旺。我倘能走到芦苇深处,只需往地上一躺,把安眠药一服,自己的目的立即达到。何等干净,何等利索!想到这里,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高兴得简直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认为,这简直是我的天才的火花的最后而又最光辉的一次闪烁。
  ——《牛棚杂忆》
  想到这里,季羡林心情异常的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害怕。但是决心已下,决不回头。于是,他继续考虑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后几个钟头必须做的事情:

  我有点对不起陪我担惊受怕的我那年迈的婶母,对不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过了四十年的老伴,对不起我那些儿女孙辈,对不起那恐怕数目不多的对我仍怀有深情厚谊的亲戚和朋友。我对不起的人恐怕还有很多,我只能说一句:“到那边再会了。”我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平平淡淡地递给婶母和老伴,强抑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滴在存款单上。我无言地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剩下这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牛棚杂忆》
  两位老人大概明白季羡林的意思,知道他已经走投无路,自己也无力救他。她们显得很平静,感情并不激动,也没有流眼泪。季羡林没有考虑立什么遗嘱,因为那毫无用处。他环顾四周,伴他一身的那些珍贵的书籍,他现在也管不了啦。这生离死别的一幕,竟然这样平静,平静得让季羡林感到心惊肉跳。
  季羡林把平日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搜集在一起,既有丸的,也有水的,找来一个布袋子,把它们统统装在里面。他准备走出门去,在楼后爬过墙头,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前面就是圆明园了。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他迈出门。 
 
  


忍辱偷生
  就在季羡林准备上路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敲门声。季羡林知道,红卫兵光临了。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四个学生,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他们是来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的。
  季羡林此时毫无反抗的能力,他像一只被赶进屠宰场的牲畜一样,只能任人宰割,任人驱使。他立刻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药的袋子,俯首贴耳,跟着出去。走在路上,季羡林被夹在中间,一边一个红卫兵,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后卫。他们边走边大声训斥,说他态度恶劣,今天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季羡林脑子里懵懵懂懂,一会儿清醒,一会糊涂,乱成一团。季羡林意识到,一场大风暴正等待着自己。过去看过的那些残酷的场面,不意今天竟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像是被绑赴刑场的囚徒,在燕园里走着。一路之上,他不敢抬头,不敢看人。他只感到周围有一大群观众,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就像鲁迅小说《示众》里描写的一样,而他现在就是那个被示众者。
  他被押解到了一个地方。一看地面,知道这是大饭厅,这是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红卫兵押着季羡林从后门走进去,走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已经有几个“囚犯”,都成了达摩老祖,面壁而立。季羡林也被命令面壁而立。他不敢看任何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他此时耳朵还没有被堵上,从杂乱的说话声中,他听出了几个熟悉的声音,这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由此他判断,这是新北大公社组织的批斗会,井冈山的人是不会来的。他屏气地站在那里。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一声更清脆的耳光声,他的脸上有点火辣辣的。他意识到,这一声是打在自己脸上了。他心里有一点紧张。接着,他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他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糊涂。浑身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身体上的一切部位,随时都准备着承受拳打脚踢。他知道这些都只是序曲,大轴戏还在后面。
  果然,一会儿大轴戏来了。他忽然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他的右臂,拧在他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一只手来,重重地压在他的脖子上,不让他抬头。他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于是,他弯腰。“低头!”于是,他低头。“往下弯!”于是,他往下弯。这时腿上被狠狠地踢了一脚。“再往下弯!”他就再往下弯。他有些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他双手悬空,全身重量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把他变成了那样子。季羡林双腿又酸又痛,他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他不敢。他知道,若是跪下,必然招来一阵拳打脚踢。他现在惟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大学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副书记。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轰轰的大饭厅好像突然静了下束,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又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季羡林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篷车。季羡林意识到,他的戏还没有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
  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头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唾沫。……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叫喊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胡里胡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牛棚杂忆》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下,季羡林被一脚踹下汽车。他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起来。这时一个老工人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拳,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刻流出了鲜血。他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是放他回家了。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他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
  在遭遇这次空前残酷的批斗之后,季羡林大彻大悟了。他的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他不想自杀了。“‘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呢?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所谓“至今”,指的是他写《牛棚杂忆》的l992年,事情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之后了。实际上,季羡林当时做出活下去的决定,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季羡林不是一个满不在乎的人,也不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人,他一生研究佛教,但并不相信佛家因果报应那一套理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一个务实的人,一个守道德、遵传统的人,一个重气节、有骨气的人。因而,忍辱偷生对他而言是痛苦的、违心的、被迫的、无奈的。在后来好多年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季羡林常常提到这样一件事:“文革”结束以后,一次,一位文艺界的著名领导人,见到他,忽然对他说道:“羡林同志,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看来‘士’也是可以辱的啊,哈,哈,哈,哈。”季羡林以极其鄙夷的口气向人重复着这位领导人的这句话,由此可见其内心的痛苦。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一位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您觉得文革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肉体的摧残还是可以忍耐的,但是精神上的摧残与侮辱是最难忍受的。”接着,他自言自语道:“我那时为什么不死呢?”这段奇耻大辱的历史,季羡林今生今世恐怕是永不能释怀了。
  季羡林的命是拣到了,但是拣来的命是为了批斗的。隔了几天,东语系对季羡林的批斗开始了。上一次在大饭厅的批斗,季羡林只是配角,这一次却是主角了。季羡林被红卫兵从家里押到外文楼,被命令在走廊上面壁而立,旁边早有两位陪斗者立在那里。只听得大教室里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几条大汉一拥而上,将季羡林的胳臂反转到背后,还有几只手摁住他的脖子,走进了教室。从门口到讲台,不过十几步,可是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啊。从两侧不知伸出多少只拳头,雨点般地打在他的头上,脸上,身上。他就这样被推推搡搡地押上了讲台。此处是季羡林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他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则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莫测,真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成“反革命分子”再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帽子都给季羡林戴遍了。
  季羡林斜眼一看,主席台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的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上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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