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司法机关已经瘫痪，无法履行职责。再说了，当时各单位都分了派，为了把对立面一派的人打倒，还是自己代行司法职责来得方便。由于派性作怪，即使被调查者明明没有问题，也要实行“有罪推定”，非“调查”出“罪行”来不可。拿季羡林来说，在他没有开罪那一位“老佛爷”的时候，是没有人会对他进行调查的。一旦他跳出来反对那位“老佛爷”以后，对他的调查工作便立刻上马。新北大公社把季羡林看作眼中钉，四处调查他的“罪行”，并且非常卖力气。两个调查人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鲁西北临清县官庄季羡林的老家，满以为打着“老佛爷”的旗号，便可以吓唬那里的农民，把季羡林打成地主。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官庄的贫下中农把这两位外调人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该是第一名。”两位外调人员只得悻悻而归。但是，“老佛爷”仍然不死心，又派人去了第二次。这次遭到了与上次同样的命运，这才死了把季羡林打成地主这条心。
季羡林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分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季羡林写完材料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便了事。有的要求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暴的。有一次，山东大学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季羡林被带到审讯室，接受他家乡来人的审讯。他们调查的是季羡林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中文系教授的关系。由此，季羡林知道，他的这位朋友此时也遭了难。没想到这两个山大的外调人员对季羡林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他的头发，打他耳光，用脚踹他的腿。季羡林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造反派的“罪犯”。季羡林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他们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感到恶心到了极点。此时，他想起了他的老师吴宓的诗句：“如此乡音真逆耳。”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脏话，迫他交待，不但要他交待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季羡林自己的“罪行”。来势之凶猛，让久经沙场的季羡林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大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两位汉子还兴犹未尽。这时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季羡林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
其次是批斗。
被囚禁在“牛棚”里的“囚犯”并不完全同牛一样。牛们每天只要出去劳动，便算完成任务。而“囚犯”们除了劳动之外，还要“触及灵魂”，接受精神折磨，这就是批斗。在未进“牛棚”之前，要么只批斗，不劳动；要么只劳动，不批斗。现在却成了“双轨制”：劳动与批斗并举。季羡林说：“劳改与批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让我等‘罪犯’选择的活，我们都宁愿选取前者。可惜，我们选择的权利一点都没有。”
因此，季羡林虽身居劳改大院，仍然必须随时做好两手准备。即使已经被分配了劳动任务，跟着工人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了，心里也并不踏实。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说不定哪个单位，由于某种原因，要批斗他。此时，便可以看见两个戴章的红卫兵，拿出大院“办公室”的批条给工人看一眼，便押着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季羡林在大院中是属于“要犯”，并非他有什么重大“罪行”，只因为他是原井冈山的勤务员，而且反对过那一位“老佛爷”，这就罪大恶极，罪在不赦。因此，从大院中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也就特别多。
1968年6月18日，一年一度的“斗鬼节”又到了。自从1966年6月18日第一次大规模斗“鬼”以后，这一天便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定为“纪念日”。每逢“纪念日”都要以大规模的斗“鬼”活动来纪念。前两年季羡林还没有变成“鬼”，l968年这一次他是逃不过了。
一大早，牢头禁子们便忙碌起来了。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一年一度极为难得的机会的。在列队出发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东语系代表只有二人：他和那位老教授。押解他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的一位管电化教育的姓张的工作人员。由此季羡林推断，这次被斗的人是由所在单位确定的。这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他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的人员那样，先“妈的！”“混蛋！”骂上一通，而是和颜悦色。这简直令季羡林有点毛骨悚然，非常不习惯。季羡林自从当上“罪犯”后，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当人看待，反而觉得“反常”。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与众不同的态度，使季羡林终生难忘。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样子。季羡林在回忆“斗鬼日”的情况时写道：
我不敢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喷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感觉。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
——《牛棚杂忆》
第三是被侮辱与虐待。
监改大院不是监狱，监狱是按照法律条文实行管理的，全世界的监狱，起码在条文上都是不允许侮辱和虐待犯人的。监改大院则不然，它是私设的牢房，不受官方管辖，就好比现在世界上许多恐怖组织绑架人质后私设的牢房一样。这里只有约束犯人的各种规定，这不允许，那不允许，却没有对监改人员的管理规定。监改人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犯人，而不会受到任何批评和惩戒。而这些所谓的监改人员，都是新北大公社头头精心挑选出来的。心慈手软，富有同情心的人当然是没有资格做监改人员的。只有那些平时就心狠手毒，打人成性，有虐待狂心理的人才能入选。由这样一批没有人性的家伙来管理监改大院，囚犯们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侮辱与虐待是家常便饭，是监改人员取乐的一种方式。
有一个监改人员张╳╳，是生物系的学生。他是在“牛棚”建成后才来的。此人一来，便表现出与众不同，鹤立鸡群的样子。他不是什么大头目，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经常可以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里抄来的——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阴森恐怖的“牛棚”里，是非常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一天晚上，季羡林看见这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两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手站着一个“囚犯”。张老爷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季羡林仔细一看，这“罪犯”竟是陆平。“黑帮”大院初建时，陆平因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别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这个姓张的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季羡林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而已。
可是，季羡林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同样的厄运竟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
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熄灯铃，季羡林忽然听到从民主楼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季羡林听了以后，连忙以超常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姓张的正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式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季羡林答。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
季羡林大吃一惊，连忙答道：“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姓张的说：“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季羡林承认他说的是实活。这次谈话一没有拳打脚踢，二没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是极大的仁慈吗？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一句话里面暗含杀机。“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熄灯铃响了以后，季羡林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天霹雳一般，听到一声：“季羡林！”季羡林连忙跑出牢房，看到这位张牢头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季羡林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等季羡林继续想下去，他的脸上，头上，蓦然感到一热。姓张的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劈头盖脑地便向他打来。季羡林脑袋里嗡嗡作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他不敢躲闪，躲闪会打得更重，只能笔直地站在那里，任链条在全身乱抽。季羡林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季羡林感到自己好像要失掉知觉，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他本能地坚持住，没有倒下去。只见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震天。季羡林完全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好像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了没有知觉的东西。不知道打了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他隐隐约约地仿佛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他知道一切结束了，连忙逃回了牢房。
回到牢房后，季羡林立即感到浑身上下痛起来。他想，自己现在的首要任务便是“查体”。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还能睁开，并且看得清楚东西，证明眼睛是完整的。用手摸一摸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里，粘糊糊的，都流着血。他又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这一夜，他浑身疼痛，辗转反侧，直到天亮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背语录。季羡林被派到北材料厂外面的马路旁去筛沙子。他身上是什么滋味，心里是什么滋味，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说：“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得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位张牢头走进牢房，命令季羡林搬家。季羡林这个“家”，没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刻搬到昨天在门外受刑的那间屋子里。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犯的地方，“钦犯”陆平就关在这间屋子里。这屋里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不得而知。或许是怕犯人受重刑后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的吧？这时季羡林恍然大悟，他受过刑之后，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他升级了，升入更高的层次。打个比方来说，他在佛教的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房。
折磨的异化
季羡林在“牛棚”中长期“劳动改造”，受尽折磨与侮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牛棚”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他说：“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不伦不类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
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两大类的话，季羡林当然属于“好人”一类。他不但是好人，而且是品德高尚，忠厚诚信，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大好人”，这是有口皆碑的。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季羡林一不吝啬，二不拜金。他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次到药房去买药。伙计算错了账，多找给了他一块大洋。当时在小孩子眼里，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1946年，他从海外归国，为给家里寄钱，卖了自己的一只瑞士欧米茄金表。钱寄出以后，他又把剩下的法币换成黄金。伙计也算错了账，竟多给了他一两黄金。在当时一两黄金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解放以后，他给家乡小学捐献图书，一次就买了一万多块钱的图书寄去，当时一万多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在季羡林看来，这些事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从未向人提起过。由此可见季羡林是一个多么诚实慷慨的人。
然而到了现在，他写道：“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别人说长道短，也由它去吧。”
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他在《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