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这句诗来比附季羡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是恰如其分的。
重返哥廷根
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后，他又回到了当年留学德国时住过十年的哥廷根来了。
1980年11月，他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访问，其中有一站，便是访问哥廷根。
他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频频地问着自己，难道这是梦吗？可是车窗外的景物和行人告诉他，这的确是事实。此时，他脑海里印象历乱，面影纷呈。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人和事一幕幕地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那些尊敬的老师们的笑容又呈现在他面前。那像母亲一样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慈祥的面容也呈现在他眼前。当然那宛宛婴婴的伊姆加德小姐的美丽的面孔，也在他眼前活动起来。那窄窄的街道、街道两旁的铺子、城东小山的密林、密林深处的小咖啡馆、黄叶丛中的小鹿，甚至冬末春初时分从白雪中钻出来的白色小花雪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一齐争先恐后地呈现到他眼前。一霎时，影像纷乱，他心里也像开了锅似地激烈地动荡起来了。
火车停了。季羡林飞也似地跳了下去，踏上了哥廷根的土地。忽然一首唐诗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为什么会涌现这么一首诗呢？季羡林立刻意识到，这座只有十来万人的异域小城，在他的心中，早已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了。他在这里度过的十年，是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之时，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他曾在这里快乐过，苦恼过，追求过，幻灭过，动摇过，坚持过。这一座小城实际上决定了他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小城中漫步，他心潮汹涌，思绪万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有欣慰，有惆怅，有追悔，有向往，感情上有一种莫可名状的重压。
哥廷根几乎没有变。市政厅前广场上矗立的有名的抱鹅女郎铜像，同三十五年前一模一样。一群鸽子仍然像从前一样，在铜像周围徘徊，悠然自得。季羡林感到仿佛昨天才离开这里，今天又回来了。他走下地下室，到地下餐厅去吃饭。里面陈设如旧，座位如旧，灯光如旧，气氛如旧。连那年轻的服务员也仿佛就是当年的那一位。他感到仿佛昨天才在这里吃过饭。广场周围的铺子都没有变。那几家著名的餐馆，什么“黑熊”、“少爷餐厅”等等，都还在原地。那两家书店也都还在原地。总之，他看到的一切同原来一模一样。他甚至怀疑眼前的一切，对自己问道：“我真的离开这里已经三十五年了吗？”
但是，正如古人所说：江山依旧，物是人非。他想到，在火车上回忆到的那些人，他知道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虽不知生死，但如果还活着的话，年龄已经超过一百岁，这些人的生死存亡就用不着去问了。但是，他仍然坚持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旧。
首先，他要去看一看自己住过整整十年的房子。他知道，母亲般的女房东早已离开人世，但是房子还在。他走到那条熟悉的街道，依旧整洁如新。从前他经常看到一些老太太用肥皂水来刷洗人行道，现在人行道仍然像是刚洗刷过似的。街拐角那一家食品商店仍然开着，明亮的大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食品。主人却不知道已经换了第几代了。他走到当年住过的房子外面，抬头向上看，看到三层楼他住过的那一间屋子的窗户，仍然同以前一样，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草，当然不是出自欧朴尔太太之手。他蓦地一阵恍惚，仿佛自己昨晚才离开，今天又回家了。他推开大门，大步流星地跑上三楼，来到自己住过的房间门口。他下意识地想用钥匙去开门，但立刻就住了手，因为他醒悟到，现在里面住的是另一家人了。他曾多次梦见这所房子，梦见房子的女主人，如今真的来到房门前，却是：物是人非，人去楼空。他在房门外徘徊了片刻，怅然若失地踱下楼。
他下一个打算访问的便是伊姆加德小姐。本书在《负笈德意志》一节中，曾经写过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季羡林离开哥廷根以后，曾经同伊姆加德小姐通过几次信，后来就断了音讯。但是，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他从未忘记过这段爱情经历，也从未忘记过伊姆加德小姐。现在重返哥廷根，虽然他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然而年轻时留下的珍贵感情使他希望能借此机会同伊姆加德小姐见上一面，这个打算在他重返哥廷根的路上早就决定了。他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当年伊姆加德年轻活泼、如花似玉般的美丽形象，又不断地想象，现在应该年届花甲的伊姆加德小姐又该是一副什么模样呢？他想来想去，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
季羡林对伊姆加德小姐的家太熟悉了，他曾经去过不知多少次。伊姆加德家同欧朴尔太太的家在同一条街上，相距不远。季羡林从欧朴尔太太家出来，便径直向伊姆加德家走去。
他来拜访伊姆加德小姐，事先没有同她联系，想给她一个惊喜。他来到伊姆加德家门口，心里有点紧张，稍微镇定了一会儿，抬手敲了敲门。他满心希望开门的是伊姆加德小姐。当年的两个年轻恋人，经过几十年的分离以后，大家都变成了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再一次相见，那该是多么令人激动兴奋，又多么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就像在电影里常见到的一样。季羡林脑子里飞速地闪过这样念头。可是，门开了，开门的却不是伊姆加德，而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季羡林向他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她摇了摇头，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伊姆加德小姐这个人。”季羡林愕然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连忙表示歉意，扫兴地退了出来。后来，他又多方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下文。
前文中曾经提到，2000年时，香港电视台的一位女士，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曾专程到哥廷根去了一趟。据她说：她终于找到了伊姆加德小姐，并且访问了她。在季羡林重返哥廷根的时候，伊姆加德小姐其实就住在她原来房间的楼上，可惜住在她原来房间的那位新住户不认识她。就这样，阴错阳差地，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失之交臂，错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伊姆加德小姐见面的机会。不过，后来在好事者们的帮助下，季羡林在九十岁的时候终于收到了伊姆加德小姐从哥廷根寄来的贺年片和她八十岁的照片，多少得到一些慰藉。但是由于伊姆加德小姐年事已高，已经不能乘越洋飞机来北京与季羡林见面了，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幸运的是，几十年来他昼思夜想最希望能见到的人，最希望他们还能活着的人，他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仍然健在。教授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夫人比他寿更高，八十六岁。
季羡林同他的“博士父亲”及夫人会面的地方，不在他熟悉的教授的家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别人告诉季羡林，教授已经把自己的房子赠给了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这一所养老院里来了。养老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但是，季羡林想：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子的耳朵。他们不是来健身，而是来等死的。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如何，概可想见。话又说了回来，教授夫妇孤苦零丁，不到这里来，又到哪里去呢？季羡林看见眼前的一切感到有些心酸。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弟子，而季羡林也见到了他几十年想念的“博士父亲”。他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又是多么兴奋啊！但是，在谈话的过程中，季羡林渐渐感到，他的“博士父亲”的晚景并不十分美好。虽然生活条件是一流的，然而心境却很孤独、寂寞。他在《重返哥廷根》中写道：
我一下汽车就看到在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哩。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里常吃的食品。两位老人齐声说：“让我们好好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他反问我：“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我想，不久就要打住了！”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
在见面过程中，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季羡林把自己翻译的《罗摩衍那》第一卷（当时刚出了第一卷）躬躬敬敬地送给他的老师时，万万没想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立刻板起脸来，很严肃地对季羡林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季羡林一听，顿时语塞，不知如何向老师解释。他了解老师的心情，是希望自己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绩，而不是搞什么翻译。可是，这位德国老师哪里能了解自己的处境呢？自从回国以后，他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怎么搞佛教研究呢？解放以后，运动不断，搞学术研究被视为“白专”、“修正主义”，年年批，月月批，天天批，又怎么敢搞佛教研究呢？“文革”十年，自己被批斗、被劳改、被痛打、被折磨、被关牛棚，成为“非人”、“不可接触者”，九死一生，苟且偷生。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不要说研究佛教，就连研究佛教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一切他能跟他的德国老师说吗？就算说了，德国老师能听得懂吗？他会相信吗？再说，自己翻译《罗摩衍那》的过程，别人听起来简直像听天方夜谭一样荒诞离奇。在当门房的时候，每天像做贼一样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地翻译，整整五年时间才完成。好在“文革”结束了，重开天日，《罗摩衍那》才得已出版。这些情况要向这位八十三岁的德国老师说清楚，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觉得还是不说为好。季羡林对老师的批评只好保持沉默，没有作任何解释。
谈话已经很晚了，季羡林站起来，想告辞离开。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十点多钟，时间还早嘛！”季羡林只好重又坐下。他心里陡然凄凉起来。他想：“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一旦我离开这里，他们又将怎样呢？可是，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谈话到了深夜，季羡林狠了狠心，向教授和夫人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老教授一直把他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显出难分难舍的神情。季羡林此时也依依不舍、心乱如麻。他写道：
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的嘴里传到自己的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重返哥廷根》
“穷年忧黎元”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有一个传统，就是“忧国忧民”。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路“忧”下去，到了20世纪的鲁迅，发出了“寄意寒心荃不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当然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优良的传统，并且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成为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没有几个统治者是喜欢这种传统的。他们喜欢的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因此，知识分子这种不识时务的忧思、诤谏，往往会碰得鼻青脸肿，弄不好，甚至还要掉脑袋的。尽管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特有的“情结”，这种怪脾气，却从来不改，反而一代一代地延续发展着。
季羡林当然也有忧患意识，而且比常人更强烈，更深沉，更执著，用“忧患与生同在”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为农民的疾苦而忧，为青年学生的前途而忧，为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忧，为国家民族的前程而忧，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而忧，为地球生态平衡遭破坏而忧，甚至为小猫小狗、小花小草而忧。真是“进亦忧，退亦忧”，“百忧如草雨中生”。
季羡林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只在农村生活过短短的六年，但是他和农民天然的血缘关系，使他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倍加关注农民的疾苦。他与农民的这种感情，同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是大不一样的。
就拿下雨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来说，城里人与乡下人对待它的态度往往截然相反。春天，风和日丽，万紫千红，突然阴霾满天，雨雪纷纷，在城里便会造成出行不便，交通拥堵，车祸猛增，医院里急诊室人满为患，此时，城里人便会诅咒这鬼天气，怨声载道。可是在农村，农民却称之为“春雨贵如油”，欣喜万分。夏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人人汗流浃背，暑热难耐，突然，一阵暴雨袭来，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