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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这种时候人在城里住，心往乡下想。1995年，北京缺雨，华北也普遍少雨，土地龟裂，秧苗枯黄。此时的季羡林忧心如焚，终日坐卧不宁。在多日没有下过滴雨之后，有一天早晨，他刚刚在装修过的阳台上坐定，忽然阳台顶上盖着的铁板发出了“叮咚叮咚”清脆的响声，似乎是雨滴声，季羡林的精神顿时为之一震，从书桌上抖擞站起来，“漫卷诗书喜欲狂”，推开了手边的稿纸，静坐谛听起来。先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接着混成一片，大雨倾盆而下。此时，季羡林心旷神怡，心花怒放，联翩浮想，拿起笔来，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喜雨》。
可是，对季羡林来说，喜雨和爱花常常会产生一点小小的矛盾。季羡林爱花，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他特别爱玉兰花，不但在自己窗下亲手种了一棵玉兰树，而且，每当玉兰花开的时候，只要抽得出时间，他都要长途跋涉，到西山大觉寺去欣赏那棵名震京华的老玉兰花树。玉兰四月开花，恰是北方农村盼望下雨的季节。玉兰花又最怕雨打。雪白如玉的满树玉兰花，一场雨后，就只剩下“春风寂寞摇空枝”了，令人惨不忍睹。季羡林爱花，又盼雨，二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也。季羡林究竟该割舍哪一个呢？在经过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毅然下了决心：“我宁肯要雨。”
季羡林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心里却时时惦念着故乡。1980年以后，他曾四次返乡。每次回去之前，心中都惴惴不安。他说：“我希望见到农村，但又怕见到的是赤地千里，一片荒芜的农村。”前两次回乡，虽然改革大潮已经在农村兴起，各地农村都出现了新气象，然而他的家乡一带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稀稀拉拉的庄稼，残破的房屋，农民还在用原始工具劳作，一点现代化的痕迹都没有，映入眼帘的，依旧是一片灰黄。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心里郁悒了好久。后两次回乡，特别是2002年回乡扫墓，家乡的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地里庄稼一片油绿，生意盎然，村中红砖小房，鳞次栉比；公路上，行人、自行车、汽车、拖拉机，来来往往，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季羡林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立即写了《故乡行》一文。文中写道：”近十几年来，我总共回家四次，目睹家乡旧貌换新颜，一次比一次显著。看到这样的变化，我这个境外游子能不由衷地感到欣慰吗？”
这就是季羡林对农民的切切深情，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农村情结。
再说说季羡林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与担忧。
季羡林一生惟一的职业就是教师。除了当过一年中学国文教员（当然也是教师），其他时间，就是在北京大学教书，至今已经有五十七年了。他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第三代、第四代再传弟子，究竟有多少，实在是一个很难统计的数字。说他是现在北大学生的“祖师爷”，名副其实；说他桃李满天下，是毫不夸张的比喻。每逢他的生日，前来给他祝寿的弟子，把偌大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学生们对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季羡林终生与学生相处，他对青年学生知之甚深，爱之甚切；既有“师”的严厉，又有“父”的慈爱。到了晚年，更有一种祖父对孙辈的宽容与期待。
1986年冬天，北京高校中出现了异常情况。一股学潮，从南到北，滚滚而来。青年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贴大字报，设广播站，上街游行，呼喊口号，同政府发生了冲突。北大学生更是一马当先，群情激昂，罢课，去天安示威。形势十分严峻，局势有些不稳。学潮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季羡林见此情况，忧心如焚，焦急万分。他担心学生年轻幼稚，容易感情冲动，一旦事态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他既无法劝阻学生，又无力向上陈述自己的意见。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忧心忡忡。
恰巧此时，他的老同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让人传来信息，想找季羡林谈一谈学潮问题。大概胡乔木此时也有些着急，想了解一下学潮的真实情况。但是胡乔木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可能包围他的汽车，所以他问季羡林愿意不愿意到他家里去谈一谈。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向对“官”敬而远之。尽管胡乔木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而且与其他的官不同，从未在季羡林面前摆过官架子，还多次亲自到北大来拜访过季羡林，有时，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季羡林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忘不了送季羡林一筐。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季羡林本来应该回报点什么东西，可季羡林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胡乔木，而且一次也没有去胡乔木家回访过。季羡林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写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不管怎么样，这一次胡乔木邀请季羡林去他家谈学潮问题，季羡林不但立即答应了，而且有点迫不及待。即使胡乔木没有发出邀请，季羡林本来就打算去找胡乔木谈一谈。因为学潮关系到青年学生的前途命运，在季羡林看来，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他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传统心理”作怪不作怪。
胡乔木派自己的车来到北大，接季羡林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去。外面刚刚下过雪，天寒地冻。季羡林坐在车里，车子在燕园里慢慢行驶，透过车窗，他看见青年学生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显得又稚气又可爱。他心里想，这次去见胡乔木，一定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决不能让这些可爱的青年学生受到伤害。
车子进入中南海，来到胡乔木的处住。胡乔木住的房子，又高又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欢迎季羡林。他把家人打发到另外的屋子里去，只留下他和季羡林两人，促膝而坐。胡乔木像往常一样，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开宗明义，先声明说：“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季羡林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季羡林一个人说话，胡乔木在一旁静静地听。季羡林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单明了：“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胡乔木说话了。他说：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看法，并且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季羡林听了胡乔木的话，心里非常高兴。胡乔木留他吃午饭。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如此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由此，季羡林对胡乔木又增添了一层好感。季羡林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北大。他想，这一趟中南海总算没有白去，兴许他的意见能起到一点作用，学生不致因为学潮而受到伤害。
可惜，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季羡林为学生申辩的一席话，“在上者”并未听进去。学潮越闹越大，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的风波。
但是，季羡林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他对青年的爱心永远令人感动和崇敬。
季羡林忧国忧民的事迹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中最广为人知，又影响巨大的，莫过于他写了《牛棚杂忆》一书。
1998年4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季羡林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牛棚杂忆》薄薄的一本，还不到二十万字，与季羡林等身的著作相比，只能算“小菜一碟”。可是，该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一时间，京城内外，全国上下，出现了“人人说‘牛棚’”的奇特社会现象。《牛棚杂忆》成了畅销书，经常在图书发行榜上名列前茅。第一次印刷虽高达八万册，却到处喊买不到，不少人只好冒昧向作者求援。后来，根据国内外流行的情况，权威部门估计，盗版数大约在八九十万册之上。《牛棚杂忆》受到读者如此欢迎，连季羡林本人也没有想到。一时间，季羡林的上报率，上镜率猛增。季羡林和他的《牛棚杂忆》成了人人争说的话题。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他被媒体戴上“大师”、“泰斗”、“国宝”的桂冠。
虽说季羡林没有料到《牛棚杂忆》发表后的轰动效应，但是他写这本书时，却是煞费苦心的。他再三犹豫，几经修改，而且该书能够问世，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季羡林从1988年3月开始写《牛棚杂忆》，到l989年4月5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一本草稿。这个草稿在抽屉里压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到了1992年春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1992年6月3日开始，他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将其抄成了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的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季羡林在《后记》里写道：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l992年6月，季羡林把《牛棚杂忆》抄成了定稿后，仍然把它压在抽屉里，没有拿出来出版。这一压，又是六年，直到1998年，才交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他在解释这个缘故时写道：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研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大如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里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自序》
那么，季羡林为什么在1988年时决心写这样一部书呢？他接着写道：
这十二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刻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今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
季羡林反思，观察，又困惑不解。他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特别是“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一些国家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可是，他的期待落了空。他写道：“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