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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达幕大会
也许是成吉思汗诞辰庆典办得极为成功，大获好评，面对预计在六个星期后登场的蒙古国庆日——那达慕（naadam），主办单位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修改了原先的设计，像是大规模的儿童体『操』、阅兵、冗长八股的党政要员讲话等传统开场活动，全都束之高阁，红旗被收得一干二净，几乎找不到。在『共产』党当家的时候，举行那达慕的场地——国家体育场的正中央，就是一面飘『荡』的红『色』大旗。在巴雅尔的打点下，我以蒙古电视电影厂的贵宾身份出席这次活动。我发现原先该放红旗的地方，竖起一面由九只白牦牛尾巴图案组成的大纛，这是成吉思汗的军旗。只有“金顶王帐”的成员才有资格竖起九尾大纛，看到了这个标志，就知道是成吉思汗亲临，或是他的后裔在此。在这样隆重的庆典里，军队还是不可或缺的要角，但是，这次他们不是身着卡其制服踢正步，而是换上成吉思汗时代的军装，骑马出场。他们的坐骑踩在破旧的『操』场跑道上，颠簸得有些不自然，几个身穿古装的士兵，看得出来浑身别扭，但满场如雷的掌声，却表达了观众由衷的赞许。说实话，在这喧嚣欢乐的当口，根本不必动用扩音系统，播放我们在不儿罕山顶听到的欢呼声：“万岁！万岁！”然而旧官僚的传统，就是很难连根拔除。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按照蒙古渊远流长的传统举办这个聚会。盛夏时节，蒙古人经常骑马长途跋涉个几百英里，到预定地点聚会赶集，跟许久不见的朋友聊聊天，使出浑身解数，参加“男儿竞技”：『射』箭、摔跤、骑马。蒙古幅员辽阔，人烟稀少，一年一度的那达慕是蒙古族的大事。另一个重要的集会是“库毕尔台”，一种从部落聚会演进过来的族长会议。卡庇尼之流的中古旅者都亲眼目睹过这种盛会。各族族长在“库毕尔台”中，排难解纷、议定法律、选举大汗。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纵横欧亚，不可一世的时候，“库毕尔台”称得上是世界领袖会议。有一次“库毕尔台”甚至还让西欧免于一劫。1241年12月，势如破竹的蒙古铁骑正打算攻占欧洲，斥候已经到了维也纳外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五千六百英里外的蒙古举行“库毕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大汗崩逝，亟需推举新大汗，继续高举金顶王帐的九尾大纛。在前方征战的蒙古将领，只好放弃进攻西欧的计划，撤兵东返，争夺王位，政治阴谋和内讧随后上演，使得蒙古一时无暇西顾。
现代的那达慕，还有一点部落聚会的余韵，依旧壮观。这种那达慕大会在全国各地都会举行，但是乌兰巴托郊区的中央那达慕，却夺尽了各地那达慕的光彩。许多人不惜骑几个星期的马来参加。也有人搭着破旧的卡车，一路晃到乌兰巴托。更有少数人干脆让骆驼拖辆小车，装上全部的家当、食物，在首都近郊玩上一个礼拜。旅客从各地涌至，于是蒙古包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每一天，都能见到新的蒙古包。每个蒙古包前面都有两根柱子，中间悬了根绳子，看起来好像是晾衣绳，其实是让访客系马用的，系上十来匹马没有问题。袅袅的炊烟从帐棚屋顶的烟囱窜出来。马蹄翻腾，尘土飞扬。很快地，微呈褐『色』的夜幕，就遮住了荒芜的平原，骑马的、走路的人，在蒙古包中穿梭，呼朋引伴，运动暖身，夸耀坐骑，要不，就是随意闲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朋友又来了，打听打听新鲜事。
尽管名称叫做“男儿竞技”，但女人也可以参加其中的两项：女子『射』箭与赛马。只有摔跤是男人的专利，不过历史上，有个很出名的例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一个豪勇无敌的蒙古奇女子。她是一个大汗的女儿，靠着精湛的摔跤技术，名扬大漠，赚进大笔财富。许多不服气来挑战的大男人，没有不败在她手下的，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洋洋得意。被打败的人，还得交出一部分牲口，作为彩金，这个大汗女儿单靠摔跤，就赢了一万多匹骏马。但是，这个公主却也因此独守空闺。有一天，一个很匹配的年轻人上门求亲，大汗要他的女儿把『性』子收一收，别再把对方摔得鼻青脸肿，公主断然拒绝，照样把他压在地上，年轻人“羞愧无地，黯然离开”，留给公主一千匹马。大汗死心了，带着他的女儿一同征战。“大小战役，公主莫不身先士卒，”马可波罗写道，“竟然找不到比公主更强悍的对手。两军对垒，公主经常倏地冲入敌阵，生掳敌将，敌人无可奈何。”
现代那达慕大会的压轴好戏——男子摔跤，是蒙古职业竞技者梦寐以求的舞台，也是他们毕生追求的荣耀。在别的文化中，男孩在周末午后练习足球或网球；也大约是这般年纪，蒙古男孩开始了摔跤的训练。步伐、动作、扑击，各有传承，出场的架势，更是别具一格，行家一眼就瞧得出是哪个门派。站着，要如雄狮一般的扎实，双臂则是仿效神鸟平举外扬，这还有个名堂，叫做“大鹏展翅”。摔跤的规矩是要把对手压在地上，若对方的膝盖或是任一手肘着地，就算获胜，得胜的摔跤手要高举双臂示威。在这种场合里也有星探，专门探访天赋异秉的男孩，施以特训，待培育成半职业的新秀，再送进训练营，进一步深造。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他们送进那达慕大会的摔跤场，击败对手，扬名立万。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达慕摔跤大会一开场，就是五百一十二位穿著厚重蒙古皮靴、紧身裤、皮背心的彪形大汉，一字排开，龙行虎步，顾盼自雄，但是，在这群豪杰中，最后只有一个冠军。摔跤在外行人眼里，有点无聊冗长，只是看到两个选手揪来揪去，步履缓慢沉重，但是，蒙古观众却很能体会个中奥妙，大呼过瘾。他们咬牙切齿、欢呼咆哮，替倒霉的选手抱屈，赞赏精彩灵巧的驱避。选手暗地里搞的小动作，也会引发他们的不满。获胜的选手（不管他体型有多庞大）会被一群人高举过头，环场接受欢呼。如果他是屡战屡胜的老手，就可以得到“巨人”的封号。
『射』箭比赛就斯文静态许多。男女分别竞技，但都使用相同的装备，较量同样的技巧——他们用的是草原战士习用的双弧战弓，使用蒙古扳指来拉弦。现在的蒙古扳指是皮制的，以前则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它可以协助『射』者控好弓弦，拉弓『射』箭之际，要比赤手利落得多。那达慕『射』箭的目标，远在『射』箭场的另一端。参赛者要设法把箭『射』在圆形木垛红心上。想要『射』得好，不但双臂要有力气，拉弓的技巧更是不能轻忽。由于距离过远，『射』者自己看不到成绩，要靠裁判目视判定，再高声宣布结果。现代的『射』箭距离是一百八十步到三百步，难度等于要求『射』者远远看到土拨鼠从地表钻出头，就要一箭把它『射』死。据说，在成吉思汗时代，有个勇士曾经『射』到三百六十步的距离，成吉思汗知道这个惊人的纪录之后，命人立碑纪念。
中古时代蒙古骑『射』兵纵横欧亚的剽悍战技，仍依稀可以在今天的那达慕『射』箭比赛中领略。蒙古骑『射』兵为中古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一如英国的长弓箭手，终结了西欧重装武士独霸的局面。英国的长弓箭手『射』程可达两百五十码，但是，使用牛筋、韧木制成的蒙古双弧战弓，却『射』得更远。开战之际，蒙古的骑兵弓箭手，从不可思议的远方开弓，箭直接『射』到敌人面前，吓得他们魂不附体，无力反击。军事史学家哈特认为，蒙古骑兵发明了“火攻”，配合当时的新锐武器，是他们战无不胜的关键。蒙古人扎稳阵脚之后，就以强弓硬弩猛『射』一轮，来个下马威，接着，弩弹、火器大炮，纷纷出笼，对手根本难以招架。根据西方历史学家的记载，炮石纷纷坠地，“如秋风扫落叶”，西方士兵无心恋战，只能仓惶逃命。每个蒙古骑兵都带了两张弓，一张远『射』，一张近『射』。一场仗打下来，至少『射』出六十支箭，其中还包括了让欧洲人闻之『色』变的穿甲火箭。火箭一『射』出，顿时烟雾弥漫，而尖锐的响箭配合着黑旗与白旗的指挥，进退驱避，从容应战。蒙古人越是胸有成竹，敌人就越胆战心惊。蒙古骑『射』兵周而复始地冲击，再发挥高度默契，不惊不扰地撤退；敌人还没发觉前，手持长枪的蒙古骑兵又默默抵达战场，准备重击敌人，杀得对手片甲不留。
但是，追根究底，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士兵取得的丰硕战果，还要归因于他们精湛的骑术。讲到对马匹的倚赖之深，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蒙古，而蒙古人马术之精，更是独步全球。蒙古小孩子才刚刚学会走路，牧民就开始教他们骑马。以往的那达慕还可以看到牧民驯服劣马的惊险镜头，但现在已不复见；现今在那达慕赛马的骑士，很少超过十二岁。蒙古人觉得每个人都该会骑马，所以，他们的赛马是真的在比谁的马好，而不是比哪个骑师的马术最精。我曾经在乌兰巴托南部草原看过一场异常精彩的赛马。总共有两百名骑师参赛，清一『色』是小孩子，男女都有，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就像从西方圣诞节彩帽上借来颜『色』编织而成。小孩子赛马是那达慕赛马的序幕。主办单位还特别找来军队维持秩序，军人勒住缰绳，全神贯注地监视现场。信号声响起，早就按捺不住的马匹，以雷霆万钧之势，猛冲而出，万马奔腾，震耳欲聋，再加上小孩子兴奋的尖叫声，现场热闹非凡。以西方的标准来说，这种赛马简直是马拉松比赛。比赛分级进行，从跑九英里的两岁幼马赛，到最高跑十七英里的成马赛都有。信不信？这场比赛最后的优胜者，是一个四岁的骑师。
第一卷 第七章 启 程
大体说来，我们在肯特省的试骑还算成功。保罗和我都认为，跟丹比多尔扎这批牧民在一起探险，是很奇特的经验。经过六个月的冰封，从寒冬中苏醒的肯特草原，壮丽绝伦。衣着鲜艳斑斓的牧民、朴质无文的牧野生活、敖包，在不儿罕山上，对成吉思汗虔诚的信仰与追念，都让我们大开眼界；就连一路难吃的蒙古白煮食物，回想起来，都充满了异国情调。不过，在技术层次上，我却发现了一些缺点：行程缺乏组织，时断时续，走走停停，食物接济不上，常常不知道第二天要干什么。在蒙古，想要囤积一点补给、几顶像样的帐棚及其他装备，就算不是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不过，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点不便与贫乏，算不了什么，毕竟我们在肯特省的试骑活动，并没有受到阻碍。虽然有些缺憾，但我们毕竟是很荣幸地完成了试骑任务。当家做主的葛瑞尔不负我的期望，证明他在野地里足堪重任；笑口常开的巴雅尔也很能干，是个不可或缺的人才。此外，阿乌博德跟葛瑞尔一致同意，兽医和马尾辫医生不能胜任，必须舍弃。其实，在我的心里真正存疑的是，阿乌博德究竟能不能面对这个艰巨的挑战？理论上，他是我们远征队的领袖，跟葛瑞尔一样，全心全意要完成这个跨国壮举。可是，在攀登不儿罕山的旅途上，他的所作所为却好像与其他队员有些不协调。牧民送马给我们，他会突然冲出来主持仪式，或是在公社干部面前发表演说；一要拿主意，他又帮不了多少忙。阿乌博德若即若离，只会在有风头可出的场合，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势。相比之下，葛瑞尔显得有决断力。阿乌博德这种表现，常令我不安。
我在试骑行程中，发现一件事，那就是不论葛瑞尔还是阿乌博德，对于离开蒙古后，会碰到什么复杂的情况，都没有多少概念。部分原因是他们并没有丰富的外国旅行经验，部分原因是自信自满影响了判断。他们一直以为在蒙古行得通的方法，在外国也可以依样画葫芦。我觉得这种糅合了骄矜与倔强的态度很不好，有时他们连小事都不肯让步。
举个例子来说：我劝过他们，骑马长途跋涉，最好给马钉上蹄铁。但是，葛瑞尔和阿乌博德把我的话当做耳边风。他们冷冷地回答我，蒙古马是不钉蹄铁的。后来，我发现这不是事实。葛瑞尔和阿乌博德其实没见过蒙古西边的牧民，那些牧民为了要把牲口赶到边境卖给苏联的肉商，都为马钉了蹄铁。但是，葛瑞尔和阿乌博德不是这么看事情的。他们笃信传统的蒙古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还不只这样。他们甚至觉得这项壮举，出了蒙古，照样能感动他国人民，所以会享有种种殊荣与特权。我不只一次地劝告我的蒙古朋友，这一路行去，会碰到哈萨克人、俄国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民族，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忙；想要远征功德圆满，必须要整合沿路的资源跟协助，让这趟旅程真正国际化。但是，他们却置之不理。他们说，这是一趟纪念成吉思汗的旅程，彰显蒙古的历史成就，不管是碰上哪个民族，他们都应该觉得与有荣焉。简单来说，他们并不想跟其他民族分享这趟跨洲旅程的共同文化遗产。我开始觉得，他们找上我，只因为我是西方人，比较容易取得西方的物资、帮他们打响知名度，而这些参与冒险的蒙古朋友也都觉得可以从这趟旅程中，得到各自的好处。葛瑞尔就认为西方的画廊会想买他的雕塑；阿乌博德希望各地的报纸杂志记者，会上门排队采访他的惊险历程；巴雅尔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