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梁海族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好流连的了，因此爬到更高的山谷里去找残存的牧草。于是我们打起精神，继续往前冲。
我们又翻上一个高岭，往下一望，远远的另一头有个天然的凹洞，跟个碗似的。这个地方非常荒凉，我们还以为开到了死火山口：山下一片灰黑，凹洞里面连根植物都没有，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碎石，悬崖陡峭得很，如刀削斧劈。碗底有一个即将干涸的小湖，水很浅，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湖水周边逐渐变硬的泥巴地，还印着水纹，约略可以看出湖水撤退的痕迹；水多的时候，这个湖泊规模并不怎么大，顶多是现在的两倍而已。在山谷的另外一边，有几束植物还隐隐透出一些绿意。这些绿『色』的周围塞满了牛羊牲口，看起来很诡异，大概它们都饿得慌了，使劲拔着所剩不多的植物。牲口上方搭着十来顶帐棚，造型比哈萨克穹庐浑圆许多，没错，那应该是乌梁海人的蒙古包。
“必死地”
我们开下山谷，路上碰到了两个乌梁海牧民。他们有气没力地赶着一群形容憔悴的牲口，走过贫瘠的谷地。我们离开湖泊往前走，不过走了约七八百码，“大夫”突然叫司机停车。司机停车了，“大夫”又要他慢慢地倒车回去。“大夫”掏出一块手帕，遮住口鼻，凝视车外，神情有点紧张。“停，现在就停！”他叫道，“不要再开了。”他的眼光注视着不远的地上，指着前面一块凸起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是土拨鼠的窝，中央好像还有一个洞。我实在不明白他在穷紧张什么，睁大了眼睛往前看，终于看到了那一团东西，还在缓缓地动弹。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是只狐狸，风吹过处，橘红『色』的长『毛』微微拂动。“是只土拨鼠，快死了。”“大夫”说。
我还是不明白，一只快死了的土拨鼠有什么危险，值得这般大惊小怪？没错，那是一只土拨鼠躺在地上死了吧，就算没死，也只剩下一口气了。土拨鼠不是哪里都有吗？在蒙古，我们见过上百只。它们是生活在草原上的啮齿动物，大小跟獾（badger）差不多。我们骑马从它们身边经过，隔大老远，它们马上就竖起身子，打量我们，还会发出尖锐的叫声，警告同伴，然后，全神贯注地注意我们的行动，等我们走远了才放心，要不就干脆一溜烟地钻进很深的地洞里。这种土拨鼠非常机灵，人一挨近它身边，它躲到老巢里还不安心，会一直往前钻，地面上隆起成一条线，好像海豹躲进冰堆中的气洞中一样。普热杰瓦斯基上校真不愧是个观察敏锐的自然学家，在他笔下，土拨鼠的一天如此的鲜活：
太阳刚升起的清晨，空气略带点暖意，土拨鼠兴冲冲地从洞里钻出来，一眨眼的工夫，就看到它跑到草地上觅食。除非有人打扰它，否则，它会一直吃到上午10点多钟，然后回老窝休息，两三点之后，它才又出来玩，或是再吃点东西。这种活动的规律当然也会有例外：雨季会一连下好几天的雨，这时常常可看到土拨鼠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土拨鼠生『性』胆小机敏，有猎人在旁边窥伺，它会更加小心。离开老窝前，它会把头伸出地面，打量个半天，有时，一看看个半个小时，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接下来，它探出半个身子，又听又看的，再耗个半晌，最终才敢到草原找东西吃。一旦发现有异常，不管有多远，它会刨个洞，先用后腿坐在地上，再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如果它害怕的东西逐渐靠近，它就会打个洞钻到土里去……逮捕这种动物的方法是趴在它们老窝附近的隐蔽物后面，候着它们钻出洞来。这种生物的求生意志很强，明明已经伤重不治了，还是坚持要钻回老窝养伤。除非一枪毙命，让它们死在当场，否则想逮到它，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0月第二个星期，它们会昏睡一阵子。蒙古土拨鼠和欧洲土拨鼠差不多，也是一个窝里住好几只。
“大夫”小心翼翼地前进，好像在他面前的是一只会喷出毒『液』、昂首欲攻的响尾蛇。真的是有些奇怪，两个星期前，我们和戴尔哲、巴雅尔不是还一块儿吃过白煮土拨鼠吗？
“不要下车！乖乖待着！”“大夫”一声暴喝，尽管他用手帕蒙住口鼻，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出他声『色』俱厉。“这只土拨鼠病得可厉害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我的意思是‘必死地’（peste）可能会在这个谷地里爆发出来，我们得赶快通知附近的乌梁海人。”他回答。
“‘必死地’？”我突然想起我念过的拉丁文。“你是说瘟疫？”我问道。
“对，”他这次用的是英文，“瘟疫。”
这就难怪“大夫”一副紧张的模样了。保罗还是认为他反应过度，想要下车拍几张照片。“大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夫”真正动怒。“我跟你说过了，不要接近那只畜生！”他的声音很凄厉，“如果你呼吸到那畜生附近的空气，你的小命就没了！”保罗一脸狐疑，但还是坐回座位上。我倒没有保罗这么紧张，只是觉得奇怪而已。土拨鼠可能是因为瘟疫致死——这的确是有点恐怖——但是，我始终以为瘟疫真正的病媒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和寄生虫，它们会把宿主老鼠身上的病菌传到人的身上。但这只是外行人的看法，从“大夫”这般严峻的神情看来，他没有开玩笑，在这当口，别违背他的意思比较好。
我们很快地退回吉普车里，赶上走在前面的两个牧民。“大夫”一脸严肃，把他的发现告诉他们。这两个牧民赶快把牲口赶到另外一边去，能走多远就多远。“大夫”对我说，蒙古人特别害怕瘟疫，他们认为只要接近因瘟疫而死的动物巢『穴』，呼吸到污染的空气，自己也可能罹患恶疾。既然有消息，还是绕道而行，比较心安。他们这种传统的信仰，随着科学的昌明，得到了部分的证实。许多种肺病的确是因为带原者呼出带有病菌的水气，透过空气的传播，才传染开来的。
三大厄运
我们持续上山，慢慢接近乌梁海人的部落。他们的蒙古包在稍平的悬崖边，勉强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地，但也倾斜得紧。从外表上看来，乌梁海人和蒙古人差不多，只是他们的蒙古包看来比一般草原牧民的更简陋，一副随时要搬迁的模样。他们在一个地方可能只待上两三天，就得拔营。讽刺的是，我却在这里看到了水患的迹象。乌梁海人在蒙古包旁挖了一个水沟，把水导向邻近的一个水坑。前一个晚上，大概突然下了一阵大雨，淋得他们措手不及，许多东西都浸坏了，害得他们小小破了财。
乌梁海族人最近的运气坏透了，做什么事情都不顺。他们说，大旱超过两个月，许多小牛在低矮的山谷饿死，所以他们只好爬到这么高，看看还有没有剩余的牧草。“大夫”告诉他们，他发现一只死于瘟疫的土拨鼠，劝他们赶快迁地为好。乌梁海族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
“这真的是最后一击了。”“大夫”翻译，“他们现在连这个谷地都不能待了，只好到别的地方去。放牧季节已经接近尾声，别的地方想来也找不到什么牧草。他们说，这是他们第三个坏运道了。”
“我知道干旱和瘟疫，”我说，“但是还有一个坏运是什么？”
“看看你的脚底下。”
我低头一看，脚底下爬满了蝗虫，每颗碎石中间都挤了十来只。
“蝗虫。剩下的一点牧草，也被它们啃光了。”“大夫”说。
《圣经…出埃及记》中的三大诅咒全部到齐，还集中在同一时间，难怪乌梁海人被折磨得面无人『色』。
我们也不能在乌梁海部落逗留了。死土拨鼠的消息让这里的人放弃挣扎，决意踏上征途。他们跟我们说，明天一早就要拔营，挥别这个让他们倒了大霉的谷地。“大夫”也很急，要我们立刻离开这个区域。他害怕地方当局知道谷地中有瘟疫蔓延，会下令隔离。换句话说，我们会被困在这个谷地里至少一个月，什么地方也别想去了。他说，我们最好往西推进。乌梁海族人也在这个谷地看到了快要死掉的小牛和啮齿动物。我以为，小牛可能是因为草料不足，才奄奄一息，但土拨鼠、鼹鼠之类的动物，也濒临垂死的边缘，可能就与瘟疫脱离不了关系。而在这个山谷中即将爆发的瘟疫，根据我的推测，可能是在欧洲让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
土拨鼠疫与黑死病
离开谷地之后，“大夫”证实我的推测没错。他说，“必死地”的典型病征是：高烧不退、全身颤抖、腋下腺和鼠蹊腺肿大，导致心神不宁、撕裂般的疼痛、头昏眼花。病人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失去平衡，宛如中酒。“大夫”说的这些病征，跟14世纪流行在欧洲的黑死病，有几分相似。那时的瘟疫大流行，足足让两千五百万的欧洲人蒙主宠召。大家都认为，当时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病源，是船上带原的老鼠。欧洲第一起于史有征的黑死病病例，出现在公元1347年，当时蒙古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其中一个旁支，由钦察（kipchak）大汗率领。他的军队正在围攻黑海的重要港口——卡法（kaffa），部队中传出了黑死病流行的消息。而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生物战。大汗于是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生物战，他用抛石机把死于黑死病的尸体抛进城内，卡法城内因此瘟疫盛行，城市不攻自破。稍后，前往卡法贸易的热那亚商船，又把病菌带回欧洲，正式开启了欧洲的黑死病时代。
黑死病竟然还残存在这个没有港口、与外界隔离的世界内陆心脏地带，这个消息着实非同小可。这也让我怀疑，造成欧洲人口锐减的黑死病，究竟是来自船上的老鼠，还是有别的传染途径？法国的历史学家傅华萨（jean froissart）估计，欧洲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死于黑死病。有的村落甚至有四分之三的村民，都没能熬过这场浩劫。欧洲到16世纪，人口才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大夫”解释，瘟疫爆发的时间多半在夏季7月底到8月初之间，秋天之后，传染的力道会明显趋缓。当地的牧民管这种流行病叫“土拨鼠疫”，看来他们也知道这种病和病死的土拨鼠有一定的关联。他们很清楚这种疾病的利害：一个夏天会带走十分之一的牧民的『性』命，整家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去了。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区域都会爆发瘟疫，而且绝无预警。所以蒙古人发展出一套传统，在厉疫盛行的季节里，见到孤零零的蒙古包，绝不下马，一定在远远的地方就把马勒住，然后大叫：“拴好狗！拴好狗！”如果蒙古包里有人出来答应，就表示没有问题，可以进去歇息。如果叫了半天，没有人出来，那么里面的人可能已经罹患瘟疫，病得没法起身了；这时，绝对不能耽搁，兜转马头赶快跑，免得呼吸到污染的空气而染上恶疾。蒙古包里的人知道自己感染瘟疫，也有责任盖住蒙古包上的通风口，再把控制通风盖的绳索挂在门边，外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蒙古包没能逃过一劫，不可接近。
我们又在这个区域晃『荡』了两天，距离中蒙边界，大概只有五英里不到。我们的行动要格外小心，因为这里已经是管制区，不过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第六大队。第六大队不是军队的编制，而是苏木在夏天派出放牧的工作大队。据说，第六大队夏天喜欢在中蒙边界扎营，“大夫”听说，这个大队里面有个还在活动的萨满巫师，但这纯属谣言。我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个大队，却发现大队里面只是些寻常的哈萨克牧人，在贫瘠、强风凛冽的阿尔泰山高原，替公社照顾公有牲口而已。他们的牧场里有道脏兮兮的冰河，依附在中蒙边界的高山山脊上。
哈萨克帐棚里的东西，都是游牧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简简单单的木架，看来只是应急之用，上面放着正在晾干的『奶』酪，旁边放着两根圆木，等着劈成柴火。他们主要的燃料还是牛马粪，用块防水布盖着，慢慢阴干；几张羊皮挂在竿子上，也是等血水退去，再来看怎么用。这里遍地都是各式各样的牲口粪便，单单从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许多道理：一坨坨比较大的，是牦牛和海那格的粪便，中等分量的是羊排出来的，再小一点、一颗颗的就是山羊的粪便了。仔细一看，里面还找得着鸟类生活的痕迹：鸥（gulls）、燕鸥（terns）、鸬鹚（cormorants）沿着河道飞越数万英里，终于抵达了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阿尔泰山山系，这里是它们旅途的终点。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乌兰巴托有派驻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流行病的动态。第二个星期，我、保罗和“大夫”结束了阿尔泰山的调查工作，回到蒙古共和国的首都，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联络，向他们汇报瘟疫在蒙古散布的情形。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黑死病这种瘟疫是被列为最恐怖、最致命的恶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的派驻单位应该立刻把蒙古的病情往上呈报。谁知道他们闪闪躲躲，问不出半句实话，也不敢发表任何评论，一味推托，只说我应该去向蒙古的公共卫生部报告我的发现。
这次又是“大夫”帮上了忙。蒙古『政府』正在进行改组，致力改革，新上任的公共卫生部长先前是个医生，偏巧就是他的朋友。我们到了公共卫生部，想跟部长约个拜会时间，正巧见到他从走道的另外一头急匆匆地走过来，我们就直接向他说明来意。部长虽是个大忙人，但是很爽快地答应我们，马上就抽出时间，跟我们讨论蒙古瘟疫流行的现状。
奈马达瓦博士是新一代的蒙古行政官员，博学多闻、精明干练、坚定果决又诚恳实在，还有些苦中作乐的幽默感。“如果你一年前问我蒙古瘟疫的事情，”他用极为流利的英文跟我说，“我一定得跟你说，瘟疫在咱们蒙古早就绝迹了。社会主义在我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