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我要接受《草原信使报》记者多娜·波金（Donna Poelking）女士的采访。波金女士身宽体胖，与一般世俗新闻媒介伶牙俐齿、咄咄逼人的记者完全不同，她用温和的语调激起我的谈兴，我竟从加拿大的荒野谈到加拿大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不同，谈到我的成长、我的写作历程，谈到80年代中国的诗歌运动。波金女士开着录音机，同时在本子上飞快地做着笔记。她说她对这次采访很满意。她说我最后再问一个私人问题。我以为她会问什么政治问题，没想到她却说：〃我听说你生命中有一些鬼魂！〃……这是在加拿大中部荒野上的一座修道院里，此地与我的家乡隔着浩瀚的太平洋。我大吃一惊，一下子紧张起来。〃你听谁说的？〃波金女士说在她来采访之前，报社副主编玛丽安·热诺嬷嬷（Marrian Rnoll）跟她提过这件事。热诺嬷嬷并不属于圣彼得修道院，我从未见过此人。难道她有灵异的知觉，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到了圣彼得修道院？难道我真的带来了鬼魂，惊扰了这修道院的圣灵？
奇异的事情已经屡次发生在我身上。三年前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我冷不丁看到一个拉着一辆破旧的竹制婴儿车的老太太走在我前面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我听到她在叽里咕噜自言自语。我紧跟两步，想听清她在说什么，可我分明听到她在骂人，而且骂的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家伙。我感到奇怪，四下张望了一圈，胡同里只有我们两人。那么这个根本不曾回头看我一眼的老太太肯定是在骂我！想到这里我心头一震：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英美文学，在以后的阅读中也以外国文学为主，难道这个老太太感到了身后的人与她的生命状态完全不同吗？我注意到她身后婴儿车里铺盖卷上有一个书写着〃看相〃二字的纸牌子，但我从不看相算命，尽管我本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死亡之后变得颇为迷信。我快步超过这个小脚老太太，走出胡同进了正对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馆。隔着窗玻璃，我看到她从胡同里走出来，在马路边东张西望，大概是在寻找我。后来我把此事讲给朋友们听，他们说这是观世音菩萨下凡，为的是给你当头棒喝。这件事使我重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在学校里主动承担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选修课教学。……难道这一次，在圣彼得修道院，我又遇上了西方的观世音？我强使自己镇静下来，向波金女土谈了那些发生在我生命中的死亡，但我的心情由此彻底改变了。
中午吃过饭，我与梯姆步出修道院。在修道院东南侧的树林里，我把波金女士的采访和热诺嬷嬷的问题告诉了他。我问他在基督教中，是否也有一些人具有特异功能他说有。我问他是否曾经把我的事告诉过热诺嬷嬷，他说也许，但记不清了。他努力安慰我：也许我们应该适时忘记某些事情，也许这是一个契机，使你能够放下心灵中的一些重负，脱胎换骨，去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我们散步到一处隐修士居住的小房子，没有进去。梯姆掏出一把葵花籽（这是他兜里常备的），伸出手来，嘴里发出送气的piu piu声和嘬嘴的zh zh声，这时树林里一种名叫chickadee的小鸟便纷纷落到他的手上，衔走葵花籽。我也拿了一些葵花籽伸出手去，piu piu zh zh，等待小鸟衔走它们。我在内心许愿道：小鸟们，如果我不是一个邪恶的人，如果我不是一个终将被抛弃的人，如果我的生命还有希望，你们就来吃这些葵花籽吧。起初，小鸟们似乎有些怕我。它们飞近我的手，但又总是在我的眼前急转弯飞去。我有些沮丧，但梯姆鼓励我坚持。终于有了第一只小鸟用它的小爪子怯生生地抓住我的手指，然后探头衔走一粒葵花籽，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这时我内心深深的不安才算缓解下来。
生命的故事（二）
作者： 西 川
怎样才能卸下心灵的重负？即使不能完全摆脱，怎样才能稍微从容一些地走路，而不必紧张地、时不时地回头张望跟随在身后的幽灵？我已为逝者写下不少诗篇和文章，但依然无法凭借文字完全清除他们留给我的阴影。保存一份记忆，是良心所在、道义所在，但也不能否认，死亡像一股凉气进人我的大脑，进入我的脊椎，它像恐怖的天启进入我的噩梦。我曾经梦见我孤身一人步行在山谷中一条落叶纷飞的小道上，径直走进一座无人居住的房屋。这房屋内的一切都是蓝色的：蓝色的墙壁、蓝色的地板、蓝色的桌椅和茶杯，一种冰冷的感觉，忽然蓝色的窗帘自动拉开！这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鬼魂在做怪，这是寂静，是空无，是死亡的真实面容。
美国女诗人希尔维亚·普拉斯生前说过：〃死亡是一门艺术。〃对于一个像普拉斯那样的自杀者，死亡可能的确是一门艺术，可对于生者，对于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人来说，死亡，作为一个事实，太残酷了，这其中不包含任何人们想象的诗意，甚至哲学也派不上用场；任何人的安慰都无用，任何你对死亡的猜测都失着邪恶？承认这一点是否意味着我们理解了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人道主义我们应当首先给予他人还是应当首先给予自己？何谓人道的艺术？人道的艺术是否就是伟大的艺术？……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或许一生的时间根本不够。
瑞士精神分析大师荣格曾经写过一篇作品，名为《向死者的七次布道》。荣格视现代人为死者，而布道者却是公元2世纪叙利亚诺斯替教的领袖巴西里德斯。通过这篇布道辞，荣格表明，人们应当把精神的门户打开，让那些幽灵进来教训我们。在过去，在传统中，多数精神导师都曾访问过死者，如俄耳浦斯、埃涅阿斯、耶稣，以及我们中国的黄道士等。所以，荣格的意思，不是生者向死者布道，为他们指路，提醒他们要迈过多少道冥府的门槛，转过多少个无人的街角，而是死者向生者布道，告诉我们生命的航行需要张挂多少张帆，在恶劣风浪中怎样稳住船舵。很明显，在这里，荣格是要我们将精神的门户主动打开，这一点肯定不易做到，这要求我们放弃身为生者的满足与矫情、安全与无聊，去寻觅，去倾听。不过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主动打开精神的门户，幽灵都会闯进来。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俄耳浦斯、埃涅阿斯、耶稣、黄道士，对于我们背向死亡的心态，死亡命令我们转身，接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生者，死亡是一种教育。这不同于有人倡导的〃死亡教育〃，教育我们去了解死亡，正视死亡；不，我的意思正相反，死亡是要以它的残酷、它的黑暗、它全部的时间过去给我们以训导、撼动和摧毁。这样的教育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但我们又必须接受。我们被迫改变我们自己，好让死亡满意。
圣保罗说过：〃我每天死亡一千次。〃我懂他的意思：他把死亡视作一种生命状态，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无数个瞬间进入死亡。但是在经历了海子、骆一禾、戈麦、张风华，以及那些大街上的死亡之后，我不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用一千次，几次强行刺人我们眼帘的死亡已经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世界的愚蠢和暴力。他们死时都那么年轻，他们一个个都那么才华横溢，他们去了哪里？或许我可以安慰自己：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能够与他们相会，他们已经用死亡把来世变得不那么可怕，但是这解决不了生的问题。我多想学会心平气和地面对死亡。我多想忘却这一切，让文字和纸张来承受记忆之苦，以便能如诗人梯姆·柳本在加拿大圣彼得修道院外的小树林里劝慰我的那样：放下心灵的重负，脱胎换骨，开始新的生活。我或许还会一千次重返记忆，但不是重返死亡、黑暗、暴力和血腥，而是重返活的记忆：绿草、清泉、醉汉的丑态、女邻居的芳心。
今天早晨阳光明媚。窗外那棵已有两百年树龄的老榆树上，一只喜鹊〃嘎嘎〃奏鸣。这应该也是海子的早晨、骆一禾的早晨、戈麦的早晨、张风华的早晨。
张风华是我最早的诗友之一。大学生活一开始，他、我以及另外三名同学（一男两女）便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团体。我们五人经常结伴去圆明园散步，聊天，并且还油印了一份小小的诗刊《五色石》。
张风华是个小个子，皮肤黑，走路时一颠一颠，为人极聪明，但可能也有些自卑。他是1981年天津市高考外语科状元，据说上初三时他参加天津市高中生知识竞赛就得了第三名。他的英语非常好，法语也不错，同时他还自修德语、日语，甚至拉丁文。这样一个天才是他那个家庭的奇迹。他的父亲是一位澡堂工人。从张风华身上可以看出他们朴实、厚道的家风。
一旦他不再谈论诗歌，他就转而谈论佛法和气功。有一年寒假他从天津回到北京。天已晚了，他没能赶上回北京大学的公共汽车，便到我家找我（那时我家距火车站不远。但是他又不忍心打扰我们一家人的睡眠，便在我家院外胡同里一辆大卡车的车斗里打坐、发功呆了一夜。这件事深深感动了我的母亲：她把张风华看做天下最好的人。
大概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多挣钱赡养父母，也加上那么一点儿虚荣心，大学毕业时他报名去内地设在香港的华润公司，可行李箱里却只带了一本《华严经》、一本《老子》、一本《庄子》和几件衣服。第一次回内地探亲，他带给我一本英国诗人D．J恩赖特编的《牛津版战后诗选1945…1980》，要不是我坚决反对，他会带给我一台电脑全自动洗衣机。那时内地电器市场还不像今天这样繁荣。
他写信告诉我，刚到香港那个花花世界时他总觉得有件什么事该于而未干，想来想去，是没见识过色情。于是在一个星期天，为了避免让同事撞上，他走很远的路去看了一场色情电影，从此心也就踏实下来。这真是佛教徒特有的幽默！
生命的故事（三）
作者： 西 川
香港虽号称〃东方之珠〃，但在我看来它可能不适于张风华的聪明才智与巨大的精神关照。大概他在香港的生活极其乏味。他来信说他要去美国万佛城落发为僧。我去信劝他，若要出家，在五台山更好，这样我们还可以离得近一些。但最终他既没有去万佛城，也没有去五台山。
戈麦原名褚福军，黑龙江萝北县人。1985年我大学毕业，戈麦正好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以后他到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当编辑。1990年初夏的某一天，他到我当时工作的单位找我，我们谈了很久，就这样成了朋友。
戈麦的诗歌使我惊讶。他一拿起笔来就是个成熟而且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广阔而深远，展现出对于本体、精神、时间、现象的关怀；他的语言丰富而肯定，将世界和生命转化成棱角锋利的语象。戈麦生命中惟一的问题是，未能以成熟的诗歌换来成熟的心智。他年轻且敏感，无力面对生活的压力，并因此怀疑自己的价值。
有一回，北京大学作家班的人请吃饭，戈麦也去了。他坐在我身边，小声对我说：〃在座的不是名人就是教授、博士，只有我什么也不是！〃戈麦想过一种诗人的生活，但自觉此路走不通；他又想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但为他所爱恋的女孩所拒绝。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些事的。
在戈麦1991年5月以第三人称写的《一个复杂的灵魂》（后被戈麦好友、诗人西渡将题目改为《戈麦自述》，放在他编的戈麦诗集《彗星》的卷首）一文中，他说：〃戈麦喜欢一切不可能的事，他相信一位年岁稍长于他的诗人的一句话：'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句话是我说的，在短诗《李白》中。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我们住得较近的十几户人家轮流负责收水电费。有一次……那是在戈麦去世以后……为了收水电费我敲开了一户人家，这家里忽然冒出来一个我以前没太注意过的女孩。她问我：〃你是西川？〃我感到诧异，没想到在我的邻居中还有人知道我的笔名。那女孩接着问：〃你认识戈麦吧？〃这使我越发诧异。〃那么你是谁？〃她说你别问了，以后再说。可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女孩。
戈麦从未见过海子，他曾引此为憾事。但是尽管互不相识，他们依然是精神上的兄弟，他们都是早慧的天才。我听说，还是在海子两岁时，村子里每开批斗大会，总要先由海子家人把他抱上台去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这无疑使每一次批斗大会多了点儿喜庆色彩。
海子15岁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但他学习法律纯属偶然：考大学时他可能还不大清楚法律为何物。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本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但没有被取录；他的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但也没有被录取。大概是北大法律系负责招生的老师看到了他的材料，便与他家人联系，问他是否愿读法律，他这才成了法律系的学生。我现在想，如果当年他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他不可能是后来的海子，如果当年他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也不可能是后来的他。作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他曾写过一篇论述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沦文，据说这篇论文曾经得到过著名学者金观涛的称赞。他还向我推荐过印度的《摩奴法典》，说这是法律与诗歌结合的典范。
由于海子没有受过严格的文学训练，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保持了对文学的〃大众式〃的热爱。他广读武侠小说。大概那时已出版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的书他都读过，并且买下来。他说将来他打算用这些书帮他在乡下做裁缝的父亲开个租书铺。
由于海子没有受过严格的文学训练，他的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自由的写作精神。这首先表现在写作的抱负方面，其次表现在对语言的霸占方面，再其次表现在对想象力的挥霍方面。有一年他旅行去了四川。在成都他见到一些诗人。吃饭时大伙比赛想象力：天堂是什么样？天堂里有什么？后来海子跟一禾和我吹牛：他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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