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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批评家陈超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当代中国诗人在写作时所依赖的外物，他称之为诗人的〃命运伙伴〃。他所开列的〃命运伙伴〃有：地缘风俗、女人、植物、（特定科属的）动物、殖民文化的都市、反向意识形态、某位西方强力诗人、宗教（包括某类〃邪教〃），还有酒（《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2003）。在这些〃命运伙伴〃中有一些是无法长久依赖的，例如反向意识形态……一种寄生性的意识形态，例如某位西方强力诗人……一个有出息的诗人早晚得摆脱别人的影响。所以，对于〃命运伙伴〃的选择其实也暗中决定了一个诗人写作寿命的长短。
至于叶芝和米沃什的写作之所以老而弥坚，我想原因也不同。以我的浅见，叶芝是得益于他到晚年对色情的迷恋，米沃什是得益于他广泛的关怀和他已然建立起来的与世界的私人关系。但即使是叶芝，也曾一度担心自己到晚年写不出像样的作品，直到写出《在本。 布尔本山下》。所以我想，一个诗人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人算不如天算。我是个宿命的人。也许一个人早年的工作早已预告了他写作寿命的长短。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般只能充当马后炮。但有一点或许诗人们应该了解，那就是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的写作所面对的是他自己和几个像他自己的哥们，而当他积累了足够的文学经验之后，他会发现他的写作不得不面对一整套文学评价体系。
答谭克修问（七）
作者： 西 川
12．有观点认为，90年代世界上最好的诗歌是由中国人写出来的。你怎么认为？ 如果诗歌的评判标准在西方，语言的巨大差异（每个西方国家的汉学家人数极少）是否会造成汉语诗歌写作者普遍的怀才不遇。
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另一个问题是西方汉学家是否说了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当代诗人中少数几个人的写作放在其他国家的平辈诗人们面前并不丢脸。是不是最好的我不清楚，因为要做这种判断，你就得了解其他国家的诗坛状况，但其实我们并不太了解。我们了解一点美国的情况、西欧的情况、拉美的情况，但也仅此而已。我本人对东欧的诗歌颇感兴趣，但我们对亚洲当代诗歌的知识几乎为零。我听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都有很好的诗人，但没读过。我知道越南诗人中也有写得不错的。如果不谈诗人，而谈诗歌创作所使用的语言，那么我大概可以肯定，中文是一种相当活跃的语言，其活跃程度大概不亚于英语和西班牙语。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只能谈一点儿极其私人的看法。汉学家（不限于西方汉学家）里有出类拔萃的。日本的竹内好就是从研究鲁迅起家而成为日本思想界的重镇。我认识一些汉学家，我和他们之中的几个人是好朋友，我尊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确为中国当代诗歌做了大量工作，有些工作比中国人做得还好。与此同时，由于我能说几句英文，我也认识几个不懂中文但对中国文化、中国诗歌，或诗歌、文学本身感兴趣的外国人。有一位在德国颇为著名的作家曾对我说过他对汉学家的看法。他说了什么我不想转述。我想，汉学家中也有出色的和不出色的之分，就像中国人中有聪明人和笨蛋一样。西方汉学家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文学、文化界的品味、好恶等等，更不能代表西方的普通读者。只是由于中国诗人太依赖汉学家，而且几乎只能接触到汉学家，所以我们误以为那就是西方的全部。我听说过，甚至，见过中国诗人和作家在国外丢脸的事。但我现在没有兴致把这些事情抖搂出来。也许他们做了蠢事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汉学家们的鼓励，或他们误解了汉学家们的意思。在中国文化界，的确存在着文化倒流的情况。沈从文就是因为美国人金介甫为他写了本传记而在中国重新火起来的。后来他又得到了瑞典皇家学院的马悦然的高度称赞而更火。不是说沈从文不好。他非常出色。但从我们对沈从文态度的微妙变化，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的文化势利眼倾向。
到目前为止，所谓的国际文学界，当然还是西方文学界，也就是说，如果你追求在国际上成功，你追求的当然是在西方的成功，但你追求到的，不…定是文学的成功。西方的政治起哄可以造就你的市场，西方对于异国情调的消费需求也可以造就你的市场，但这都不能证明你的文学价值被完全理解了。另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与其说西方理解和重视中国文化，不如说西方满足于选择几个中国文化符号，以便安慰自己政治正确的文化关怀。一个中国的中学生足可以就〃中国文化〃在普通西方人面前侃得天花乱坠。文化这块蛋糕就这么大，要分的人太多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西方作家理直气壮地使用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文化资源那样，理直气壮地使用西方文化资源而不担心被扣上〃与西方接轨〃的帽子，我们的文学就可以和人家的文学平起平坐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和西方作家、诗人讨论文学问题，而不仅仅是中国文学问题，我们的文学在国际上就算有了一席之地；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诗人能够不再寄希望于通过表演而取得成功，而实现另一种与西方接轨，我们的文学就有了真正的〃国际意义〃。
就我个人而言，在写作上，我越来越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你既不能强求别人喜欢你，也不能为了讨好别人而屈就。这样说来，所谓的评判标准，其实是在咱们自己心里。别人碰巧喜欢咱们的作品，那是咱们的运气。
答谭克修问（八）
作者： 西 川
13．你说过，你给学生上文学课时，讲得更多的是小说。你怎么看待目前国内的小说创作的得与失？ 如果可比的话，与诗歌比比如何？
在给学生上中国当代文学这门课时，我的确更多地讲小说。这首先是因为我要避嫌，其次是因为对学生来说小说易读易懂易把握。无论做历史的比较，还是做横向的比较，我都不认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就比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高多少，只是人们谈论小说的时候比谈论诗歌的时候更多一些。我想这是因为小说和市场、媒体结合得更紧密，小说借助电影、电视剧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当然这也因为对大多数以教授文学、研究文学为饭碗的教授、讲师来说，诗歌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而且搞不好他们还会啃到一块塑料骨头。
在理论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诗歌批评搞得好的人后来转到了小说批评上，小说批评搞得好的人后来转到了思想史的研究上。此话我曾跟理论界的一两个人说起过。他们都是嘿嘿一乐。真是可惜。
在对任何事物的看法上，我都不会把它们简单地区分为黑与白。在黑与白之间存在着广大的灰色地带，这里集中了世界的全部复杂性。我就是本着这样一个态度进入诗歌和小说的。我当然读过一些中国当代小说，但读得还不够多。我感兴趣的中国当代小说家有十来位。比较起来诗人少一点，有六七位。我不完全是因为这些诗人和小说家写得好而喜欢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对我的智力形成了挑战，对我的存在构成了意义。
我虽然讲小说，但我不太喜欢简单地评价小说的优劣，我通常从某一部小说引发出一些文学和文化问题，例如关于语言的问题、关于自我的问题、关于现代性的问题，来和学生们探讨。关于语言的问题，我可以探讨呈现于长句子和短句子的不同的真理观，或失败的长句子如何抵达了成功的短句子所无法抵达的形而上学。当然最基本的是我要培养学生如何感受文学，因为我发现许多能把文艺理论讲得头头是道的人，其实对文本本身缺乏感受力。
诗歌和小说虽然同属文学，但这几十年来，诗歌和小说实际上是沿着各自的道路向前或向后发展的，虽然有时交合，但大概说来，各自还是形成了各自的小传统。我碰巧认识或见过一些极为出色的小说家，但也碰到过一些极其愚蠢的小说家，这与我在诗歌界的经验完全一致。由于我是个写诗的，我想再补充一句：诗歌界里的烂仔太多，这说明诗歌界自我修正的能力太差。史铁生曾经说过，好的小说应该像诗歌一样，但差的诗歌什么都不是。这话有点鬼头，但琢磨琢磨，还是很有意思。
2004．11．4．
附：西川创作活动年表（一）
作者： 西 川
附：西川创作活动年表
1963年
3月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父山东临沂人，母山东泰安人。时父在北京海军航空兵当兵，母为纺织厂女工。随母亲居住在徐州市民主路54号院。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春随母亲自徐州回泰安障城老家。最初的记忆：在牛棚里看到母牛产小牛。
11月底随母及弟与大串联红卫兵同乘一列火车自徐州北上到京。火车行一天一夜，据母亲回忆，我们一路上曾得到一位姓康的红卫兵的照顾。
1969年
10月林彪一号令。备战。
11月与弟被疏散回徐州，与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在一起。
1970年
4月24日晚，在徐州街头望见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穿过星空。
5月被母亲接回北京。
1971年
2月在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街道七一小学上学（七一小学系海军司令部大院内海军子弟学校）。语文课学习写〃毛主席万岁〃。
9月13日林彪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974年
2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上小学四年级。这是一所住宿制学校，是当时北京所剩无几的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但学校里也办着养猪小组，学生逢三夏、秋收，也得去农村劳动。是为〃学农〃。
6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得以读到作为批判材料的《三字经》。评法批儒运动展开以后，得以接触到一些有关所谓法家的历史资料。
1975年
8月批《水浒》开始，得以读到作为批判材料印行的《水浒传》，入迷。
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北京西四北小学学生政治儿歌的带动下，北京市所有小学生都写起政治儿歌。
1976年
开始画国画，学写古体诗。
在学校校办工厂学会开机床（切割零件）；在学校附近的豆制品加工厂帮助工人翻豆饼、炸豆腐。是为〃学工〃。
4月5日天安门四五运动。
7月唐山大地震。搬入抗震棚，书包里带着《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已然成为一个书虫。
9月9日毛泽东去世。作为小学生代表参加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追悼大会。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
在海淀区少年宫、北京市少年宫学画。
10月西单民主墙出现。
1980年
给《诗刊》投寄古体诗，无回音。
3月始与中国古典文学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友琴先生交往。
12月第一次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聆听候选人选举辩论。
附：西川创作活动年表（二）
作者： 西 川
1981年
2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林三松（外语附校语文教师）等著《作文指导》，内收西川中学作文2篇，作为范文（署本名）。
8月返徐州探亲，途中登泰山。
9月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文专业（英文专业至1984年独立为英文系）。在北大图书馆开架阅览室第一次读到中译本《圣经》。文学兴趣由中国古典文学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
1982年
大量阅读西方古典文学作品。
5月与四位同学合出手刻蜡纸油印诗集《五色石》。
8月用勤工俭学的收入独自旅行至河北北戴河、山海关、秦皇岛，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露宿街头。
9月《五色石》五同学再出手刻蜡纸油印诗集《早秋》。
10月入北大美术社。
10月入北大五四文学社，结识诗人骆一禾。接触到北岛等人所编民刊《今天》。有作品选入文学社社刊《大学生文学作品选》。
1983年
春结识诗人海子。
9月接手编辑西语系油印学生文学刊物《缪斯》。
10月与《五色石》同学一起结识校外诗人镂克等，出打字复印《诗歌交流资料》第1期。
12月出《诗歌交流资料》第2期。
1984年
1月镂克等油印《朔漠》第1期，刊西川诗1首。
4月参加北大第二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因朗诵《秋声》获创作一等奖、朗诵二等奖。
4月《朔漠》出第2期，刊西川诗1首。
10月北大五四文学社为西川油印诗歌专辑《星柏之路》。
11月参加未名湖第三届诗歌朗诵会，因朗诵《人说……》获创作一等奖、朗诵二等奖。
12月在英文系〃奈达翻译竞赛〃中因翻译爱默生《论诗人》获三等奖（奈达系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
1985年
向国内文学刊物大量投稿，多被退回。
春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内部出版老木编《新诗潮诗集》（两卷本），内收西川诗2首。
3……4月在北大创作长诗《雨季》。
6月在《广西文学》月刊发表诗歌《鸽子》，并获该杂志举办的〃大学生文学创作评比〃诗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