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一文中，茅盾写到：“……托尔斯泰论艺术，以通俗为主，以限于一部分人所能受者为不合。此其趋势，今已大盛。各国文学，咸力求其简明，为通俗而便用也。托尔斯泰以为艺术而离于社会一般人之嗜好，便是无益的，便是不生产的。托氏思想势力之所以能及全俄者，其通俗文学之力也。故其艺术之意见，已为世界所公认，而为将来趋势之一，必将无疑也。”（18）
茅盾了解左拉的自然主义是此前十九世纪写实主义文学实践之集大成者。他认为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即使还不算是自然主义之父，至少也“该算他是个先驱者”（19）。他也注意到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龚古尔兄弟（The Goncourts），甚至巴尔扎克等人对左拉的影响（20）。在对左拉的阅读及他对自然主义的假定中，茅盾特别强调三个层面：科学观察与客观描述的态度、无私无我的要求及决定论的观念（21）。就前两者而言，茅盾视其为让创作者得以忠实再现人生的技巧，但对第三点的左拉式定命论观念，茅盾的态度却颇为暧昧（22）。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可能是中国第一篇严肃探讨自然主义的文章。茅盾在文中坚持“意志薄弱的个人受环境压迫以及定命论”乃是人生的真相，而非自然主义者的捏造（23）。但另一方面，他又说自然主义决定论的世界观受到了主观偏见的限制，这种主观偏见假定人生是堕落的（24）。为了在这两个互相抵触的观察之间找到平衡点，茅盾论证道：中国作家只要采取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这两个自然主义的法宝，小说本身倒不必一定要写出欧洲前辈笔下那样阴郁的画面。“西洋的自然派小说固然是只看见人间的兽性的，固然是迷信定命论的，固然是充满了绝望的悲哀的，但这都因为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最普遍的人生就是多丑恶的，屈服于物质的机械的命运下面的”（25），不过，茅盾问道，如果中国当下的社会情境一如十九世纪的欧洲那般丑恶，那么“我们难道还假装痴聋，想自讳吗”（26）？
左拉的决定论之所以重要，正在于使人注意到个人与受到过时文化/意识形态机制制约下的社会之间的扞格冲突。然而使茅盾不安的是其中对人类悲惨命运将永远无法改变的悲观暗示。虽然在左拉的正面/自然主义规划中，有一个时间平面确保人类有潜力进步，但他的小说所展现的现实却好像是被凝固在宿命里亘古不变（27）。所有的生命都存在于已然建立的共时性范围之内，这个范围也正是左拉生物学与病理学“实验”的基础。对茅盾而言，这一生命情境的生物学/病理学视野是种不可想象的反常状态（28）。首先，茅盾对人性的托尔斯泰式关怀使他必须尊重人的意识及其感知，与改进身处情境的能力。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茅盾对共产主义式历史进化论的愿景也不容他接受左拉式的静态历史论述。正如我在前一章所论证的，茅盾切切要将历史“情节化”，使其成为一个革命与阶级斗争中的动态过程。如果接受左拉决定论的社会观将是同时与托尔斯泰的理想及共产主义的革命计划唱反调。
极其吊诡的是，这个理论上的困境最后竟成了茅盾革命自然主义的转折点。与他公开的声明相反，茅盾其实从来不曾放弃左拉的决定论观点；相反地，借由托尔斯泰式的转折，决定论成为通往茅盾共产主义之路的不二法门。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对同代欧洲从列宁（Vladimir Ilich Lenin）到卢卡奇的左翼批评家来说，左拉或托尔斯泰其实都不算是外人。他们理解左拉挞伐法国第二帝国统治下的社会一向不遗余力，但也批评他对自然与社会的有机统合关系总坚持一种非辩证性的观念（29）。于是左拉主观上对社会诚恳勇敢的批判就被划入狭隘的布尔乔亚式的诡圈中（30）。相对地，托尔斯泰对封建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间的历史转折曾做出宏观的呈现（31），但他的缺点在于他的宗教狂热以及面对社会邪恶的非暴力哲学。正如列宁论托尔斯泰时所说的：“一方面我们看见最严肃清醒的写实主义，形形色色的面具都给扯了下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为世上最可恶的事情大传其道，那就是——宗教。”（32）
西方左翼批评家对左拉与托尔斯泰的评价本来就是爱恨交织，而茅盾对此更投以中国式的眼光。虽然茅盾身为著名的共产文艺理论家，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观念多半来自二手的外国数据以及其他中国左翼批评家甚至包括鲁迅，很少来自于原典（33）。茅盾和他的同志志同道合之处，在于坚持一个结合决定论与能动论的革命想象，特别强调一种意识，号召对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生产带来的异化做出自发响应（34）。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由于缺乏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所以对中国鼓吹革命者而言，《资本论》与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法则的科学解析，更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非正义和非人化做出的道德控诉。此外，为了回应五四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坚称，既然中国内部尚未发展出都市普罗大众来从事无产阶级斗争，那么整个国家应当视为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力量的一部分。既然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经济前提在中国不存在，那就表示中国社会更需要由社会主义来重新组织，才能达到这些前提（35）。
在茅盾对“自然主义”的理论论述中，左拉的机械决定论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都起了重大作用，也恰恰展现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辩证认识的两面。他将这两位大师的文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却在无意中揭示了它们其实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都受制于整体现实观，都预示对现实一以贯之的因果决定论——不管贴的是遗传学的、宗教论的还是经济学的标签。如前所述，茅盾虽然批评左拉的遗传与环境决定论，却从未真正弃绝这些论说。他只是将决定论由左拉式的定义转为马克思式的定义。因此，不像左拉的小说见证由本能驱动的底层社会悲惨庸俗困境，茅盾预想的是布尔乔亚社会注定要分崩离析，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他主张自然主义作家的职责就在尽可能准确无误地揭发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腐败。
不过，茅盾的马克思信念不容许他仅仅止于攻击资本社会的逐步隳败；他必须更进一步预言即将发生的转变。他预期（像他一样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都会受到革命感召，在意识形态上改邪归正，成为日后领导大众革命的积极分子（36）。在这一点上，他的批评带有托尔斯泰式精神转型的主题，而托翁的精神转型观最初是朝向基督教信仰的。托尔斯泰表达了对天启的虔诚渴望，茅盾则代之以共产主义革命的道德使命。
虽然茅盾摆出破除一切偶像经典、独尊共产主义文艺与革命理论的架势，问题却仍然存在。为什么茅盾关心都市知识分子远甚于他理应解救的无产阶级普罗大众？由他的政治性文章与小说来判断，茅盾——至少这个时期的茅盾——对普罗大众的活动既不熟悉，也没兴趣，至多是口惠而已。有太多例证表明他真正擅长处理的，是年轻的都市知识分子如何经过痛苦的意识形态转化，心态由布尔乔亚走向马克思主义（37）。对他来说，这些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角色，然后挣扎着从原先的颓废状态解放出来，才是中国现代政治到一九二七年为止令人动容的一幕。虽然寻找新意识形态的道路崎岖不平，茅盾的评论与小说中仍暗含着一个承诺：年轻的知识分子终将成为引领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人物（38）。
茅盾论点背后潜藏的也不乏传统思考模式，强调文化/知识转变的地位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化（39）和在历史转折点之处，知识分子的地位高于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民众。林毓生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借文化/知识改变历史的策略（cultural…intellectulistic approach），上可溯源至早期的儒家思想；这种思想模式确认知识分子的枢纽地位，并视其为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首要步骤（40）。茅盾——作为五四文人的一个典范——特别意识到自己的精英地位并期望贡献一己之力加速社会/政治变革。他和其同侪左翼作家一样，怀着儒家士人的入世理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重建中国的理想蓝本，信奉预先设定的理想主导历史变革。这一点反讽地解释了为何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如此轻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意识（voluntaristic consciousness）概念与列宁经典中论述的精英领导（elite leadership）概念。茅盾也促使我们思考他实际上是否属于一个胸怀儒家思想的士人而披上了激进马克思主义的面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茅盾的写作生涯和严复、梁启超这样的晚清知识分子还是一脉相承的。
上述讨论阐明了茅盾如何借用托尔斯泰和左拉的小说立论构成自己的政治小说。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小说同时由他对共产主义以及传统精英主义的信念所驱动，尽管这种驱动从表面上看并不立刻彰显。他的论点清楚表明，中国社会、道德环境已经败坏得无以复加，身在其中者绝无免于腐化的可能。因此，批评家/作家的职责就是以科学式的精确来揭发此种陈腐、败坏的情状。另一方面，茅盾的精英观念以及马克思/列宁意识形态中自发性的部分又使他期待某些都市青年知识分子如他本人者，能奋力一搏，以达到意识形态的皈依，从而成为领导大众革命的活跃分子。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小说的主题与人物，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尤其是《复活》（Resurrection），都被茅盾借来记录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现实”或“生命意义”所经历的长期挣扎。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如皮埃尔、列文、聂赫留朵夫等经历种种精神锤炼才达到基督式的谦卑救赎；而茅盾笔下大有前途的批评家/作家/革命者为了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天启，也要通过重重考验。简言之，茅盾的批评家/作家（基本都具有资产阶级的教育背景）不仅需要描述自己的血统与环境的丑陋面目，更要经历一种托尔斯泰式的意识蜕变，才能完成一个现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作家诞生的伟大剧作。
性别的政治
茅盾的小说将中国当代现实政治化，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对女性论述（feminine discourse）的偏好。他不但在作品中刻画了一系列的女性人物，而且他最擅长由女性观点来处理社会/政治议题。他最早的作品《蚀》里面就至少有十几个女性人物；通过她们的命运起伏，茅盾戏剧化地定义了中国第一次共产革命。在第二部小说《虹》里，茅盾将五四到五卅时期的中国历史与一个女人的心理与意识形态成长过程平行展开。此外，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一九二九）中的五个故事，也正是五个现代中国女性面对社会/政治价值剧变时，或胜或败、或渴望或恐惧的记录。关于茅盾的“女性”特质，夏志清教授说得好——他把茅盾与老舍做了比较，认为“老舍代表的是北方、个人、直接、幽默；而茅盾则代表较为女性化的南方、浪漫、感官性、幽怨。茅盾最出名就是他写的一连串女主角……记录了面对当代中国历史混乱事件的被动的女性化的反应”（41）。
夏志清的评语提醒我们注意到，茅盾不只是写女人而已，他更写得像女人。夏志清发现茅盾小说的风姿韵味、感知能力，以及象征系统在在邀请读者从事“女性的”阅读。夏志清做这样的观察也许只反映了传统对性别/地理差异的成见，如男性/主动/坦率相对于女性/被动/内向。他得出结论，认为茅盾擅长描写女性面对国家动荡的“被动”反应进一步表明当遇到政治革命这类问题时，茅盾自动认可男性中心视角。其实，茅盾的女性人物远比他的男性人物主动得多；她们的“被动”由外力强加的，而非性格中天生内在。反讽的是，这并不是说茅盾比评论家夏志清更与女性接近、站在同一阵线。要讨论茅盾的作品，男/女的截然二分法并不够用。以下笔者将详加讨论，茅盾借中国现代女性的政治与性意识觉醒，上演了一出性别反串的戏码；而这倒不见得与他的性别偏好有关，而是与他具有性别倾向（gender…oriented）的意识形态姿态有关（42）。
批评家一再指出，茅盾对女性着墨颇多，为当时正逐渐浮出台面的妇女运动描形绘影（43）。的确，当传统价值分崩离析，女性所面临的挑战比男性更为艰难。她们如何挣扎着为自己在家庭与社会上找寻新的角色，必然产生动人的好戏，甚至带有民族寓言的色彩。
然而，在关心女性命运的表层下，茅盾的性别写作大有可能是机敏权变之计，因为唯有如此他才能在国民党的（父权）势力下，保有一席边缘的（因此是女性的）位置。换言之，他在与政治压迫者斗争过程中上演了一部性别“殉道剧”（44）。茅盾通过传统上受压迫的女性发出一己的呼声，揭发她们遭受的不公和迫切改变其现状的必要。这样他就获得一种动态的、非主流力量，得以在男性中心社会的周边对其实施打击。
中国文学传统充斥男性文人乔装女性声口来表达某种政治意见的例子。屈原的《楚辞》是其中最有名的。茅盾和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文学想象中玩弄性别转化的游戏之余，甘愿面临妇女运动的历史现实，而他也的确提出一政治愿景，试图改变现状。此时女性大声疾呼要求教育权利、婚姻自主、经济独立等等，其音浪之大、声势之强，可谓前所未见。而茅盾一辈男作家也乐得顺水推舟。茅盾的女性论述导生了政治力量，使得性别意识成为革命大计的一部分。
不过茅盾既然引起大家注意性别的政治，也就吹皱一池春水，将自己置于两性目不暇接的互动下。读他的小说，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两个问题。首先，作为写得像女人的男作家，茅盾是否将自己投入语言反串的模糊地带，从而在文本中揭露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