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里出现两种反讽。正因为他们的语言缺少文法及语意的细微变化，猫人才能将之当作最有用的“沟通”媒介，正好让别人摸不着头脑。对老舍来说，再没有比错用的语汇、随意搭配的字眼、乱定义的词汇，更生动地突现他要挞伐的现实。
这种语言怀疑主义也使小蝎和叙事者长篇大论的批判变得可疑起来。小蝎是叙事者遇到的少数几只明白晓事的猫之一。他对猫城教育和政治状况的强烈义愤和痛苦令人动容，他指出国家不合理的状况，悲伤地预言国家将亡。然而他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却渐渐使我们觉得他的义愤填膺也不过是个姿态，结果无非是毫无作为的空洞声音。犹有甚者，如果猫国是中国的翻版，猫语是中文的反映，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叙事者或老舍的话又有多少能当“真”呢？叙事者岂非也像小蝎，话一说出口就自我否定所说的真实性吗？
小说结尾，外力果然侵入猫城。猫军不但不反击，反而逃离前线，转而掳掠同胞，而政客与学者四处奔走，辩论现在该给什么“主义”或政权背书。革命派学生本来都忙着打倒教师与原则，现在则将一块大石头当作他们最新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来崇拜。于是小蝎叹息道：“（猫人）在平日以模仿别人表示他们多知多懂，其实是不懂装懂。及至大难在前，他们便把一切新名词撇开，而翻着老底把那最可笑的最糊涂的东西——他们的心灵底层的岩石——拿出来，因为他们本来是空洞的，一着急便显露的原形。”（66）小蝎最后自杀了。如果要彻底证明他自己和他国家的存在中的“最可笑的空洞”，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消灭。如果看看三十几年后发生在老舍本人和中国的事，《猫城记》这部小说就显现惊人的预言性。老舍在写闹剧寓言的同时，对中国现实做了最惊人的预言。
《牛天赐传》书影1
《牛天赐传》书影2
《牛天赐传》中夸张手法与滑稽讽刺层出不穷，乍看好像是《老张的哲学》或《赵子曰》又改头换面出现了。天赐是个弃婴，小说追踪他生命的前二十年，从他如何被养父母——被描写成典型（67）。我们要读到全书的“完美结局”，才发现老舍对现实的悲观看法竟然已经更进一步；他使用了的中国小资产阶级——抚养长大，如何由一个无知的少年被陶冶成一个小资产阶级。如叙事者所宣称的，他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小英雄怎样养成的传记”比以前更系统化的手段来给各种荒谬的现象“分门别类”，甚至为骗子撰写家谱。在老舍流利夸饰的语言之下，有一种超越此前作品的激进成分：社会混乱到了“普天同庆”的地步。小说展现出社会价值的离散，象征系统的破产，堪称老舍最为犬儒的一次尝试。
夏志清注意到这部小说与菲尔汀的《汤姆·琼斯》（Tom Jones）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主角是孤儿；其养父母、保姆、嬷嬷、童年玩伴四虎子，以及教师们，都可以在菲尔汀的小说里找到对等人物。”（68）不过，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对菲尔汀的模仿，不如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戏仿。菲尔汀有意识地与绅士阶级的道德标准认同，他的小说中善良和慷慨得到报偿是应该的。老舍要证明的却是，在中国社会中，他的英雄善良慷慨的天性只会随着家庭、学校、小镇环境等等日渐消磨，最后终于转变成贪婪和对社会的全然妥协。小说追溯天赐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中与社会的接触，也可以说是嘲拟的“启蒙小说”（Bildungsroman），写出了他在进入社会、逐步被异化的过程。
早在一九三〇年代，批评家就指出牛天赐与鲁迅的阿Q颇有遥相呼应之处（69）。这两个人物当然有可以比较之处，都是出身不明，顺着环境随波逐流，注定了他们的沉沦；而用来描述他们历险经验的叙事风格也芜杂不纯。然而鲁迅与老舍的主题仍然不同。鲁迅用阿Q来探索并揭露中国道德、文化系统中吃人的一面；他的阿Q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不管我们怎么看待阿Q这个人物，在目睹他日渐堕落时，都难免有焦虑与绝望之情。老舍却拒绝在他的叙事里放入这样的道德使命感。阿Q一出场就已经充满油滑的姿态与愚昧的偏见，而牛天赐和阿Q相反，他简直就是一张白纸。牛天赐的举动本来应该引发的道德焦虑被故意琐屑化了，减缩到根本不值一提的地步。阿Q被铁石心肠的社会拿来当作代罪羔羊，而牛天赐在历险的尽头却已有未来英雄的架势。如笔者前面提及的，这样轻松——或轻浮——的叙事姿态不啻更令人不安，因为这标示着作者处理“现实”论述的态度也随之改变。
老舍的喜剧才华在嘲弄牛天赐各种学习经验时发挥得淋漓尽致。牛天赐的训练其实从摇篮就开始了。被领养后一个月，牛太太就把他的手脚都捆绑起来：“唯恐他成了罗圈腿……”（70）只要他一有要哭的迹象，嘴巴里就被塞满了各种药品。牛天赐的身体好像塑料做的，让他的养父母、奶妈、女佣、男仆、大夫以及成打的亲戚轮流任意捏弄照顾（或虐待）。老舍嘲笑被压缩成活动“物体”的身躯，变成供反复无常的大人玩耍的玩具。他讽刺强加于一个月大的婴儿身上的社会成规、迷信、训练，而且让这婴儿以成人的感情来做反应。“养孩子的乐趣是在发挥大人的才干；孩子得明白这点，不然便是找不自在。”（71）牛天赐的教育兼具传统与现代，同时接受由养母发明的家庭训练以及新派教师执行的实验课程。在这些自相矛盾的措施下，牛天赐只有越来越困惑。
牛天赐的人格特质代表老舍笔下小丑行列的另一种类型。他的头其大无比，脑后平如木板，一双小眼，手脚瘦骨嶙峋，似乎天生就是喜剧受害者的长相。他在家在学校吃尽苦头，却赢来嘲笑而不是同情。读者的一边是一个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手中默默受苦的脆弱少年主人公，另一边是成熟的叙事者，好整以暇地处理滑稽可笑的场面。我们为牛天赐这样的人物难过，但是也很想看看他的命运究竟能糟到什么样的地步。结果是，牛天赐卑弱可怜的面貌使我们一不留神就忽略了他可能带来的威胁。老张那样的恶棍以淫邪的嘴脸与喧闹的行为来冒犯我们，但像牛天赐这样的喜剧受害者却以他身体无辜地被摆布、被扭曲变形，嘲弄了我们的判断力。他的受苦成了我们的好戏，搅扰了我们的感知能力，打散了规矩方圆的标准。
牛天赐的养母在家操纵他的生命，老师则在学校拿他当武器彼此攻击。最后，牛天赐被驱逐出校，成了牺牲品。然而天赐的被开除不是他教育的结束，而是开始。他随着城里的时尚，参加了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提倡社会革命，另外又加入保皇遗老组成的“云社”当中。有时候他以现代象征诗人的形象出现，无病呻吟；有时候他又身着长袍马褂，口出陈腔滥调。直到牛天赐痛失父母与产业，因而受到亲朋的白眼相向之后，他的人生训练才算真正完成。最后一击来自亲族对牛天赐继承家业的身份的质疑。这时牛天赐才觉得自己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钱是一切，这整个的文化都站在它的上面……全是买卖人，全是投机，全是互相敷衍，欺弄，诈骗。”（72）
瞒哄与欺骗贯串《牛天赐传》，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像参加化装舞会般的装模作样。牛天赐是孤儿，他的身世模糊，存在的价值等于零。“像块浮云，没根儿。”（73）他运气好才被收养，被牛家“当作”中产阶级的孩子养大。自己不育的牛家夫妇正经八百地扮演着父亲母亲，靠着人云亦云的育儿术养孩子。整个社会都进行着张冠李戴，似是而非的谐拟（mimicry）。牛天赐不断被迫扮演各种角色，他的教育就是整体知识虚无的明证。牛天赐的第一个良师王先生原来是个账房，他对教导牛天赐没什么兴趣，倒是对经营他父亲的当铺比较热心。连云社里的风雅诗人也都是骗子。“他们提拔天赐，因为他好玩，而且知道他有钱。……他们不提‘钱’这个字，可是关于钱的消息比谁也灵通。”（74）
欺瞒与装扮的主题之上，则是书中“现实再现”系统的合法性问题。小说中的隐形威胁是牛天赐神秘的出身。他从哪儿来，怎么变成牛家的养子，一直是同学、朋友，以及“亲戚”间热烈讨论的话题。他是没有真正父母的儿子，一个没有立足“所指”（signified）的“能指”（signifier）。“私孩子”是别人在背后给他取的绰号。牛家夫妇不仅担心天赐是否长得像他们，还要担心他怎么才能光明正大成为家产的唯一继承人。牛家夫妇也各有一群贪得无厌的亲戚，老想把自己的孩子送给牛家当继承人；牛天赐的出现无疑让他们的发财梦破碎了。牛天赐本人固然是社会认同与分类系统中一个无法确定的问题，但故事一路发展，我们发现所有社会、政治活动看来都形迹可疑，意向不明。学校里，老师和校长为“真正”的现代教学法究竟为何争执不下，各路军阀的部队则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统而厮杀得火热，连牛家的女佣都为了谁可以总管厨房而彼此虎视眈眈。所谓现实就在各种对“真理”/“真相”/“真实/”“真正”的争夺战中出现，就像个奇异大拼盘。
《牛天赐传》中，暂时能将“瞒哄”和“非法再现”这两个主题连接起来，并让社会持续运作的，非金钱莫属。在表面上互不相关的插曲的背后，有一个力量推动所有的人物崇拜金钱。对金钱的社会价值的关心也标示着牛天赐与阿Q世界观的差异。阿Q在旧世界生活、死去，吃人的道德礼教仍然统治这个世界；而牛天赐长大之后，只是把自己想象成金钱与交易的产物。他一开始被一个卖花生的发现，拿他和牛家换了二十块钱。对他父母及朋友而言，他也被物化成可以待价而沽之物。不过，他的社会“价码”是随着他的财产地位而升降浮动的，这也让他看到所有价值——符号、身份、信仰、金钱——形成一条随时互换的交易锁链。如果想在这交易与转换的关系中全身而退的话，就得全盘掌握造假的艺术，把虚伪的事物装点得价值非凡。而老舍如此检视金钱的象征功能，也呼应了茅盾在《子夜》中的立场。
根据老舍的煽情悲喜剧设计，牛天赐的困境是不会持续太久的。为了让这个年轻人脱离危机，我们的幽默大师又利用“机器神”的安排，让天赐的首任教师王老师出现解围。他多年前和牛家借了一大笔款子去做“生意”，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以走私鸦片和日货成功致富的商人了。为了表达谢意，王安排送天赐去北京读书，因为大学学位等于是致富的快捷方式。但天赐不无忧虑：他根本没拿到高中文凭。不过他的良师拿钱买了一张文凭给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和老舍之前的小说相比，《牛天赐传》的叙事油滑轻松，似乎很少受现实的干扰。因此叙事者在述说牛天赐的各种努力时，更显得双倍的口是心非。他的口气在小说结尾变得如此含糊，简直令人无法决定是该为牛天赐的堕落叹息，还是该为他的启蒙欣慰。小说最大的反讽是，虽然看透了社会寡廉鲜耻的本质，牛天赐还是选择加入这个阵营，并且一如叙事者所承诺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嬉笑与怒骂、维护与否认，老舍闹剧的暧昧感在这部小说里得到空前欢畅的表达。在这种喜气洋洋的暧昧中，我们也体察到此前老舍的犬儒主义从未如此尖锐明显过。而当老舍决定放弃这个闹剧策略后，他写下了《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鬼气森森的闹剧？
《骆驼祥子》曾被誉为“中日战争以前最好的中国现代小说”（75），不但是老舍文学事业的巅峰，更是中国现代小说“露骨”写实主义的里程碑之作。小说记录北京城里一个诚实的年轻黄包车夫如何沉沦到社会弃儿的地步，不但对社会不公做出有力控诉，更对底层人民追求幸福的欲望与绝望深表同情。小说中有许多段落描写北京的风土人情，可说是老舍对自己家乡的又一次记录。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几部小说相比，《骆驼祥子》代表了老舍写作风格策略的剧烈转变。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小说人物列队狂欢，也看不着突梯滑稽的行动，有的却是人与环境的酷烈抗争，以及必然的失败。的确，老舍在小说中流露的悲观立场与近于宿命决定论的设计，使多数读者会同意刘绍铭教授等人的意见，由自然主义的角度来读这部小说（76）。
刘绍铭主张：“在祥子的个性里，找不出他的一败涂地是他个人的责任。……他的挫败只能以他活动的社会来解释，这个社会使他一切追求自力更生与诚实生活的努力都付诸东流。”（77）刘绍铭强调环境作为摧毁祥子的因素，提醒我们小说的自然主义面向。然而考虑到小说情节与行动中强烈的戏剧元素，以及老舍关于笑声与泪水的哲学，我认为小说必然还有一些别的面向，比控诉残酷的人生来得更为扣人心弦。
我建议不妨以另一种阅读法来读《骆驼祥子》，即观照其中的煽情悲喜剧与闹剧的暗流。已经有太多学者谈到这部小说对社会底层的人道关怀以及自然主义式的描绘，但却少有人论及其形式上的结构，更绝少有人提出此书与老舍喜剧作品的关联。如前所述，老舍看来最可笑的写作其实一直隐含着对人生情境最阴郁的看法；而《骆驼祥子》是否也可能潜存一种眼泪与哄笑的辩证？会不会在老舍最自然主义的笔触下，仍然有一种“闹剧”的冲动存在——而这种冲动现在只能以最压抑的方式来表达？我提出《骆驼祥子》有一个煽情悲喜剧/闹剧向度，并无意推翻传统的诠释法；但我以为这部小说的丰富魅力，来自老舍与众不同的写实主义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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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子一步一步的沉沦反映了传统喜剧的规则：即一种鲜活的事物为某种机械律动所操纵（78）。这部小说基本上写的是一个人力车夫和他的车的“恋爱”故事。祥子是个在北京贫民区长大的孤儿，他诚实无欺，野心实在不大——就是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