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这反省与延宕所苦的角色是祁家的长孙祁瑞宣。瑞宣是高中英文老师,有着艺术家气质。老舍显然最同情他,常常以他的观点来看北平在战时的社会习俗与情感变化。但是瑞宣一直活在罪恶感之中。他是祁家第三代的长子,自知责任重大,因此不得不放弃离开北平远走高飞的理想。瑞宣的问题其实并不陌生,他让我们想起巴金的《家》里长孙高觉新的悲剧。老舍好像接了巴金的棒,继续考察那一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命运。
瑞宣也可以视作老舍十年来一连串角色的总合。从《二马》的马威开始,老舍一直对不能适应生活环境的知识分子频频照看。他们生来就浪漫,内心满溢理想,只是他们的理想无法在充斥着平庸、不义,以及混乱的土壤里开花结果。他们心怀郁闷,情绪摇摆不定,甚至自怜自伤,渴求朋友和亲人的理解和关怀而不得。他们在卑琐的现实与浪漫的理想之间剧烈挣扎,因而自苦不已。他们都是现代中国的哈姆雷特。
老舍较早的战时小说仍延续着这种“哈姆雷特情结”。例如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杀狗》及《一封家信》。我已在前一章提出,老舍本来甚至预备把一出爱国剧命名为《新罕默列特》,直到最后一刻才代之以《归去来兮》(47)。剧中的青年主人公乔仁山迟迟无法决定自己在战争中应当做些什么,尽管他明知国难当头,人人有责。虽然这些战时哈姆雷特在长考之后终于有所行动,但他们身心的能力颇为令人怀疑。我们还记得《一封家信》中的老范抛家弃子为国效忠,但他瞻前顾后,终于以被炸死收场。
老舍对战争的态度渐趋复杂,所以瑞宣不曾像老范那样受什么从天而降的惩罚。我们看见他帮助幼弟逃跑,安抚不幸的钱家,叹息着、流着义愤的痛泪,在一次又一次的丧事中主其事(包括他自己父亲的丧事)、谴责自己、苦痛折磨,但他却总有理由不去面对最后的决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是唯一能留下来照顾祖父、母亲和孩子们的人。他受良心谴责而痛苦万分,但又似乎苦中有乐。听到少年时爱国革命的偶像汪精卫竟背叛祖国,在上海建立伪政权,瑞宣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他甚至把自己与叛国者做了一番比较:
……汪逆以前的一切,由今天看起来,都是假的。他自己呢,明知道应该奔赴国难,可是还安坐在北平;明知道应当爱国,而只作了爱家的小事情;岂不也是假的么?革命,爱国,要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假的,中国还有多少希望呢?……他觉得自己也不是人了,他只得在这里变小小的戏法。
……这都是假的,都是魔术,我和汪精卫没有多少分别!(48)
像这样的念头延续了一页又一页。要不是他的幼弟在全书接近尾声时回到家来,教训了他一顿,让他参加由钱先生组织的地下工作,瑞宣很可能就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整个战争,做不成一件“正面”的事情,使自己成为战时“畸零人”(the superfluous man)的最佳代表。
另一方面,《四世同堂》的闹剧层面由一大群小丑联合演出。他们上承老舍《老张的哲学》中的丑角人物造型,投机、诈骗、伪善、假冒,无所不为。这些人现在成了新政权底下的新贵,上演一出接一出的混乱大戏。在一部充满爱国言论、泪水与感叹的小说中,这些小丑其实提供了我们意外的调剂。
在上一章我们曾经讨论过,老舍在处理丑角时采取的是不同的论述法则。他呼应晚清谴责小说的叙事姿态,一方面不齿这些小丑的道德败坏,但另一方面以一种嘲弄的社会学角度,罗列,甚至研究他们的恶行恶状。老舍取笑这些小丑,尤其是当他们发明各种连环巧计、自欺欺人的时候。不过无论老舍笔下的卖国贼们再怎么蝇营狗苟又异想天开,却很少上达权力的高层。他们最擅长的——或说老舍认为他们最危险的——是闲言碎语、狗咬狗、买卖芝麻点大的官位、背叛家庭朋友、非法赚点小钱、乱追好人家的女子。而这些绝大部分都只是危及个人与家庭价值的举动。
小说中汉奸的家业兴旺也让老舍质问:除了日本人,这场战争还能怪谁?日本鬼子不用说当然是罪魁祸首,然而老舍也强烈暗示,卖国贼与漠不关心国事的中国人也同样该为国家的遭难负责。与《火葬》一样,《四世同堂》对侵略者的描述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小说反而揭露了一大批汉奸,他们利用日军的侵略来剥削伤害自己的同胞。正如代表老舍立场的钱先生所说的,汉奸“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当用刀消割了去!……他们的罪过和日本人一样的多,一样的大,所以,他们也该杀!”(49)
《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书影
我们现在可以说明《四世同堂》“家庭化”的方向有二。老舍不仅借家庭互动来描写国际战争,更强调日本人外,我们是在与内部的敌人作战。《火葬》及《四世同堂》里的汉奸、《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官僚投机分子等,他们对国家造成的损害不亚于侵略者。我们甚至可以说,老舍的爱国小说谱系中,汉奸,而非日本人,才是最大的威胁。
《四世同堂》的大群小丑中,浑名大赤包儿的冠太太堪称其中佼佼者。她是老舍小说中唯一十项全能的女丑式恶棍。冠太太外貌俗艳,不知良心为何物,“她比她的丈夫的气派更大,一举一动都颇像西太后。她比冠先生更喜欢,也更会,交际;能一气打两整天整夜的麻雀牌,而还保持着西太后的尊傲气度。”(50)大赤包儿虽然是传统“坏女人”(femme fatale)的戏仿版,但是她对男人倒颇有一番魅力。借着丈夫的帮助,小说前两部的恶行劣迹多半出自她的手笔。她兢兢业业地奋力工作,“她的装三磅水的大暖水瓶老装着鸡汤,随时的呷两口,免得因勤劳公事而身体受了伤。她拼命的工作,心中唯恐怕战争忽然停止。”(51)
小说进行到一半,大赤包儿已经如愿得到妓女检查所所长的位置。她巧妙地运用这个位置,从卖身女人的身上再榨出油水。想要通过健康检查的妓女,稍经指点就会认大赤包儿做干妈:“彼此有了母女关系,感情上自然会格外亲密;只要她们肯出一笔‘认亲费’,并且三节都来送礼”(52)。做了全北京妓女总干妈的大赤包儿现在等于是在组织一个大“家庭”,如此一来,根本颠覆了老舍心向往之的家庭基本价值观。她也被看成是妇女道德最大的败坏者,特别是威胁到每一个年轻女子的贞节。即便如此,大赤包儿还是坏得颇具娱乐效果。老舍将她描写成一个要命的老饕、谣言家、购物狂,以及一个品位低下的服装设计师。很少有读者能忘记她怎么“救活”了唐代服饰与发型,使之成为北京最新的流行。“她非常的大胆,硬使不调和的变成调和。……像万里长城似的,虽然不美,而惊心动魄。”(53)
大赤包儿与日本人打交道做生意,无往不利,而相反的,冠先生却一事无成。老舍其实在他身上投注了比大赤包儿更多的想象力。冠先生并不是某种喜剧刻板角色的翻版。他的小丑行径包含着对北京生活中文化符码的精确参照,也是所谓“北京士绅”琐碎化了的象征。对老舍来说,冠先生代表一个原本可敬的人物在战争中能坏到什么程度。冠先生礼数周到、相貌堂堂,本是老北京文化的最佳产物。他生活悠闲自在,吃穿讲究,长于交际,谈吐做文质彬彬有学问状,闲暇时听听戏,四时游兴不衰。然而冠先生缺少的却是一份真正的国家和民族感:北京城里谁当道,他就向谁卑躬屈膝。在新的日本政权底下,他同样也在渴望着成为一颗众人瞩目的明日之星。
但冠先生却一直无法在傀儡政府中找到一份差事。他的失败,让老舍看到沦陷的北平正上演着一出奇异的悲喜剧。冠先生与其他的小丑(包括他的妻子)不同,因为他身上带着所谓“京味儿”——他本人也为此沾沾自喜。他善于假冒伪善,认为玩弄乾坤也要品位超群。他认为日本人多半欣赏优雅,于是就摆出一副精通诗词的姿态来打动他们。他还绞尽脑汁,为他太太的职位找个雅称:根据他天马行空的文字考证,大赤包儿不应该叫作北平“妓女”的所长,而应该叫“织女”的所长才对。他注意到日本人对数字特别迷信,所以拜访日本朋友时,总是准备三份而绝不是四份礼物。他甚至还精于计算亲朋好友的吵架时间,以便自己在最佳时刻出现,充当调人。冠先生自觉尽善尽美,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北平沦陷之时,他的糟糠之妻与其他那些猥琐的汉奸能坐收大利,他自己却一无所得。在这一点上,老舍对北平的思慕起了特别暧昧的转折:难道当北平沦陷,连“京味儿”的坏蛋也失根了?
因此冠先生是个经历“存在”危机的小丑。“他奔走得比谁都卖力气,而成绩比谁都坏。他急躁,他不平。他的过去的经历与资格不但不足以帮助他,反倒像是一种障碍。……他几乎要失去自信,而怀疑自己已经控制不住环境与时代了。”他的怀疑使他猜度“日本人的攻占北平一定有点错误,要不然,怎会没有他的事作呢?”(54)。在一部充斥着刻板角色的小说中,冠先生不合时宜的风度与他遭遇的挫折反使他成了少数的“人物”(character)之一。
更意外的是,冠先生与“北平的哈姆雷特”祁瑞宣成了绝配:他们是沦陷的北平市里最不快乐的两个人。他们的理想固然天差地远,但两个人都很清楚“应该发生”与“正在发生”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无论是祁瑞宣爱国主义的不断延宕,还是冠先生汉奸事业的屡战屡败,老舍在其中都看出同一种无常的因素,与理性背道而驰。祁瑞宣最后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而冠先生则在油尽灯枯之际,仍然竭尽所能去满足日本人的要求。这两个人的角色设计背后浮现着一种相当无奈的苦笑冷笑,而这又带我们回到老舍写实观的荒谬底色。
在《四世同堂》里老舍寄予最多私人感情的是一个隐形角色,就是北平。整部小说处处充满了他对北平的回忆和爱恋。他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重庆或遥远异乡的美国写这部小说,但是他热衷描述的却是各个季节北平的不同景象。他回忆着老城的气味与景致,“笔下的温柔情感他早期的任何作品都比不上。”(55)《四世同堂》讲的本来是北平如何失去了往日的美丽,但小说结果却成了这个城市的最佳参考书,巨细靡遗地描写北平的四时景色、风味食品、社会习俗、生活情调等等。因为战争,北平在老舍的想象中显得生疏了,反而被赋予了一种比往昔都更加美好的文学意象。
小说的下层阶级角色构成了北平大众生活的精彩“活人静态画”(tableaux vivants)。这些角色包括黄包车夫、理发师傅、搬家工人兼葬仪工、放洋片儿的、英国领事的管家、警察等等。老舍自己生于贫困人家,对这班人的生活非常熟悉,下笔之际充满理解与同情。他们在战争中都受了苦,但是如果我们想想《骆驼祥子》的祥子或《我这一辈子》的老巡警,那么北平在战前的生活倒也未必好到哪里去。爱国情绪似乎已然超越了来自社会自身不义的痛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舍有意以北平的沦陷为理由(或借口),来合理化沦陷之前已有的问题,像是下层阶级的贫贱、社会政治的动荡,以及北平市民的无动于衷。
在压迫之外,日军的占领也强化了另一种摇撼北平的可怕力量:时间。根据小说的逻辑,北平原本是个魅力无穷的文化古都,历经时间洗礼而仍巍然屹立。是日本人将她变成一个老城,一个被历史所轻视的“猫城”,甚至是个鬼城。不只仕绅与中产阶级失去了传统高高在上的地位,连穷人也觉得战前的日子好过些,虽然那种生活实际上也很艰难。这么一来,老舍就回避了他在《骆驼祥子》里所面对的议题,即北平的迷人之处只是留给特定阶层的人来品味的,沦陷前的穷人可没什么和平和安乐可言。现在受到强烈的民族情绪影响,老舍所塑造的北平是个乡愁回忆与爱国情绪的组合,而两者都以其“神话”力量凌驾现实。
最后,我们必须检视老舍如何选择死亡作为全书最主要的意象。在《四世同堂》里,老舍全面探索死亡的概念及其各种面貌,为他前此的作品所未见。他点明战争中人不只是死去而已;人以不同的死法来见证战争的残酷与混乱。除了这个明显的目的之外,老舍还有个私密的动机。前文已经指出,老舍的小说对一个环境的体制(decorum)与感性(sensibility)骤然崩解,常怀忧思。老舍对这些其实本来就没什么信心。现实的不可测甚至带来一种魅惑感,让他将所有的不公不义视为一场残酷的玩笑,个人的理想则像堂吉诃德的白日梦一般脆弱。可是老舍心目中的终极威胁——或诱惑——还是死亡。战争带来的毁灭性让他有理由公然进入这个私密的黑暗境界,且称之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小说的人物中,有死于失败的暗杀行动的、死于疾病与饥饿的、死于日军的凌虐的、自杀的、被炸死的、甚至还有死于身份错认的,加起来起码有几十个。像钱先生的二儿子与尤桐芳(冠先生的小太太,后来成了爱国抗日分子)的确是为了理想而死,但是多数的人其实只是凑巧时运不济而已。不过在战争中,“凑巧”也成了一种规律。老舍惩罚笔下的人物从不手软,特别是那些以为乖乖顺服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人,像祁家的邻居小文夫妇,这对满人夫妻正当年少,待人亲切,但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结果他们快活地在戏园子里串戏时,碰上轰炸,死了。面对大批无辜民众的苦难,老舍还是不得不做出伏尔泰(F。Arouet Voltaire)式的观察。小说的第三部《饥荒》中,许多北平市民因为新的食物配给政策不当,死于饥饿。死者当中有一个是妞子,她是祁老人的曾孙女,祁瑞宣的女儿。她本来是家里人人宠爱的开心果,但是她还是得死,来见证老舍面对人类的灾难与疯狂时的悲恸。
也许看了太多无辜者莫名其妙地在战争中丧命,小说中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