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巫术对女人的魔力，以及男人们共有的好勇斗狠的胆气。沈从文不厌其烦地描述不同年龄的女人如何成为无数当地神明精怪的牺牲品。她们或成为蛊婆、女巫，或为神巫之“爱”着魔致病。沈从文描摹这些癫狂病症的迷人和可憎之处，又一次让我们想到他的家乡（以及女人的身体）所享的原欲或本能力量，这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边缘化了。这种性本能力量在禁忌、宗教仪式和精神病症等扭曲形式中的释放，在在值得认真研究。被神魔附体的女子结局或很悲惨，但她们的奇异举止和幻想却见证了浪漫热情的活力，因此为沈从文笔下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提供了精彩资源，像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山鬼》和《夜》等。
另一方面，女人着魔时的癫狂表现与男人不惜一切的固守原有社会风俗成为强烈对比。沈从文赞美那些视死如归的男人。为了做英雄好汉，他们在决斗中互相砍杀，直到一方死去；为了保持贞洁名誉，他们只因一丁点儿的怀疑便杀死自己的爱人。无论他们有多么野蛮嗜血，他们却是古代侠客的末代传人。在一个忠义精神逐渐消失的时代里，这些男人是一群堂·吉诃德，为了已不复存在的理想而战。但在这些男人的勇敢行为中亦潜伏着癫狂因素，正与女人的精神错乱交相呼应。凤凰男子献身于勇敢事业，其狂热程度，与女人们自愿沉迷于爱情魔力，可谓不相上下。
从任何标准来看，《凤凰》皆可算是沈从文对于中国西南地域最令人着迷的研究之一。但沈从文通篇采取了一个自我矛盾的叙事立场来抒写他的故乡。作为凤凰的子弟，沈和家乡人一样，对于未知事物的神秘性身怀虔敬的热情，但他同时也是个写实作家，对家乡暧昧不明的种种从事祛魅工作。例如，他在描写那些中蛊的女人时，并不只是简单的观察她们的色欲幻想和见鬼通神的灵视，还进而借助精神病学和人类学知识提出病理判断。沈从文试图把男人的侠义热情加以历史化的理解。他甚至注意到着魔女人的病症和她们经期之间的关系；他甚至对那些为性幻觉所苦的年轻女人开出一剂良方——找个丈夫。
但还有一个问题：沈从文把凤凰的“真实”图景展现无余，但他的解说是否同时把原来意在追回的楚文化魔力也消除殆尽了？癫狂、巫术、道德狂热，俨然是来自神秘世界的鬼魅，而写实主义的做法即在于将这些鬼魅从文本清除。但这些不可说、不可知的幻魅仍然萦绕不已，找寻着进入写实话语的门路。凤凰小城的种种神秘都必须摒除，以便我们看清它的形象。但我们又被不断告知，凤凰是《楚辞》中鬼魂精灵的最后家园。沈从文于是写道：“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25）
这种明显的矛盾把我们带向沈从文故乡书写的高潮。他以理性的声音告诉我们神巫仪式和侠义精神是宗教迷信与道德狂热的产物，但他也另有所图。在努力描写、揭示神秘的楚文化的过程中，沈从文何尝不也划定了所谓现实、理性的疆界——而这疆界何其有限。在为凤凰驱魔的同时（但不管怎样，当地居民仍会持守他们所相信的“现实”），沈自己或许还想为那超自然、神秘的故乡保留一块秘密的领地——它不在关于凤凰的写实报导中，而是在萦绕文本内外的“想象的乡愁”里。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和远古习俗在沈从文的记忆里徘徊不已，它们是凤凰和湘西有别于北京、上海的根本所在，由此才有了楚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形成了动人心魄的美景，引诱沈从文苦苦追寻，却同时又不断逃脱写实主义的掌控。《凤凰》代表沈从文探勘“历史的湘西”的最后一站；但同时也是沈从文进入“神话的湘西”的起点。
《边城》与《长河》
通过比较《边城》和《长河》两部作品，我们很容易证明沈从文对待故乡的两种不同态度，以及将这两种态度形诸笔端的不同叙事策略。《边城》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作者自觉依违于田园诗的世界，以及对人生命运的神秘所投注的幽思冥想。《边城》抒写寂静的山峦、河流，善良的乡下人，传说故事，古老的节日仪式，构成一个看似封闭、自足的世界，其历史背景则恰如其分的模糊含混。与之相对照，《长河》把读者从牧歌般的世界拉回到时间之流中。尽管沈从文承认《长河》中仍有着“一点牧歌的谐趣”（26），这部小说却表露出在日军入侵前夕，沈从文预见故乡必然难以幸存的焦虑。甚至两部小说的题目也微妙地暗示出沈从文的不同态度：“边城”指向居于时间和变化之外的神秘乌托邦，而“长河”却点出了在历史潮流中民族与人性的挣扎。
但这种对照阅读不能触及沈从文“想象的乡愁”中的细微之处，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心思简单的乡土作家，不过沿用了“失乐园”和“复乐园”的主题而已。我认为上述这种对照不仅存在于两部作品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个别作品之内，因此呈现给读者的是在神话与历史、梦幻与现实之间无穷尽的交相映衬。
初看上去，《边城》像是数起灵光一现的经验的交织集合。沈从文承认，这部小说的写作几乎是以一种普鲁斯特式（Proustian）的风格，由人生中一二偶然经验引发，从而使他对故园的想象得以成形。沈从文当兵时从保靖去川东的路上目睹的竹木渡筏引出了《边城》的整体氛围（27），小说女主人公翠翠的形象，灵感则来自一九三四年他的还乡之旅中遇到的一个杂货铺里的少女（28）。《边城》出版多年，沈从文在散文《水云》中，又提到这部小说的素材来自他在青岛遇到的一个年轻乡村寡妇的生活想象，而他的夫人张兆和则为女主人公提供了性格上的原型（29）。这里有趣的并非这些素材是否彼此协调，而是沈从文如何从如此广泛的经验中取材——其中有些甚至并非来自湘西经验——而他又如何将其纳入到连贯的叙事中，来描述他天长地久的原乡。
在这个方面，《边城》的地点充满暗示性。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的代序中说得很明确：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引者强调）（30）
这段话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当沈从文有意识地追随陶潜的脚步，在小说之外建立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并以此批判他厕身的社会政治环境时，他并不想把桃花源的所谓“原址”——桃源县——作为他理想原乡的所在。正如《湘行散记》中所写的，传说中的桃花源已经被污染了、堕落为当下现实的一个部分，那么理想中的故土，新的桃花源，必须向他处寻觅。作为现代读者，我们无从在桃源县重温那古老的神秘梦想；我们还需上行七百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将近湘西边境……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31）
各版《边城》书影
因此，《边城》从开头便已充满潜在的反讽意味。此书的写作其实不乏以语言来转移（displace）、替换（replace）那残酷堕落的外部世界的用心；它的灵感来自古老的乌托邦神话，但却企图颠覆这一神话。桃花源已经失落，它能在另一地方、另一文本中复制出来吗？难道现代桃花源的居民真能生活得随心所欲吗？陶潜的桃花源在“现代”世纪所经历的堕落，有朝一日茶峒就不会遭遇到吗？
沈从文在写作《边城》时必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尽管他曾对此书做出比较乐观的解释，而批评家们也将其誉为中国田园小说的杰作，“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是“一首诗，是……情歌”（32）。在散文《水云》中，沈从文坦言这部小说使他写出了身为“乡下人”，他所体会到的痛苦和挣扎。他企图通过牧歌的笔调把湘西理想化，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既忧虑又有信心的复杂感觉（33）。以《边城》为对象，他追问：“……生命真正意义是什么？是节制还是奔放？是矜持还是疯狂？是一个故事还是一种事实？”（34）事实上，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尽管小说中洋溢着纯任自然的韵律和抒情节奏，它却不能摆脱一种尖锐的意识——意识到误解、延宕、决绝的激情和毁灭无所不在的力量。
《边城》手稿
《边城》开篇如是写道：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35）
请注意在这个段落里，时间的因素是如何被有意省略了。虽然在古代游记（如柳宗元）和白话小说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手法的大量例证，我们仍需仔细关注沈从文由此构想的乌托邦意图。空间指示词“有”的广泛出现作为文字方块架，标明人类情境的连续如一，呈现亘古不变的形态（36）。沈从文仿佛高踞神祇的地位，赋予他的世界以形态和秩序。
小说接下来描写摆渡老人和他的孙女翠翠的日常生活。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37）。一方面，沈从文告诉我们老人的摆渡生活已经有了漫长岁月；另一方面，他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描述老人每天的工作。沈并不突现任何一天，而是表现其日复一日、从来如此的生活：人们如何把一个特别设计的铁环挂到横跨溪水的一段废缆上，然后慢慢地牵船过对岸去；老船夫如何百般不接受过渡人的钱，或用这钱来买茶叶和草烟，再送给过路人；当祖父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翠翠又是如何替他把客人渡过溪去。
沈从文的叙事在老船夫的生涯总览和他日常杂务的细节间来回迅速转换，却尽量避免使用任何专用名词、人称代词或时间指示词。这种看似“无时态”的叙事使读者在语法和语义的层面上，综合甚至消解不同的时间阶段；而对于人称代词的有意省略，则打混了叙事者及其人物、读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把他们的位置转入主体交汇（intersubjectivity）的互动状态。
如果我对沈从文叙事特征的解释看起来似曾相识，部分原因当归于热奈特。热奈特曾严格地把“迭代模式”描述成写实作家最常用的文体之一，这种模式以一次性的叙述表达描述同一事件的多次发生（38）。在《边城》的第二章中，我们还会发现沈从文描写茶峒人生活方式的一成不变时，用的就是“迭代模式”叙事：桃花丛中的奇异人家；老兵们以吹号消磨时光；身着浆洗过的蓝布衣裳、挂着白布扣花围裙的主妇们在一块闲聊天；过路人调笑小饭店的内当家；妓女们对年轻水手的甘苦参半的爱情。时光看似停滞不前。“迭代模式”呈现出一种每个居民都参与其中的生活的神秘循环，生生世世，恍如一日。
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39）
此处“梦”是关键词。边城是一个无人醒来的梦幻世界，这世界中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即便仅仅出现在幻觉之中。于是，当妓女相好的男人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时，她或者“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男子在桅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40）。出于绝望，她可能会自杀，或者进行残忍的复仇——然而，这些绝望举动只在“梦”里才显现其意义。
读者要理解沈从文式的乌托邦想象，《边城》前两章的叙事模式和修辞方法至关重要。它们塑造了一个封闭的地理空间，被神话和梦幻所包围，而它们也预期读者抱持一种默许的态度来看待这里所发生的事。最极致处，甚至痛苦、死亡及其他种种不幸都可视若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种种不幸的存在只是为了完成人类经验的循环。我们因此可以说沈从文的乡村画卷中有一种风格化的特质，似乎凡事都无所谓真正的福祸，而可以融入审美的观照。
但这只不过是沈从文对边城的愿景而已。作为写实主义者，沈从文太清楚茶峒虽然隔绝于“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41），自身却已在自我磨蚀的过程之中。正如小说中所展现的，部分人物的遭遇即便委诸天命也不能充分解释明白。沈从文努力要摆脱滋生在他的理想国内部的不祥因素，但却徒劳无功。正是这些偶然事件和失误行为模糊了小说浪漫的主题预设和现实的不确定性间的界线，因而暗示出乌托邦的不完美。沈对于现代桃花源的“书写”，因此充其量只是叙说出了这种书写的不可能性。
如上所述，《边城》憧憬乐园存在的可能，但也对导致乐园瓦解的偶发事件或生命的无常投注同样——或更多——的关注。沈从文在许多情节中描述人物互相误会，或错过沟通的契机，或者被置于延宕、等待的处境中，所引起的那种忧郁无助的感觉，在在令读者无言以对。我们记得老船夫如何决心要为孙女找个最理想的丈夫，却陷于一系列的误会之中，最终导致天保之死。我们也记得翠翠如何在任何时候都羞于向祖父或傩送表达心意，因此加深了人物之间的误解。最有力的一个例子是翠翠和傩送的初次相逢。
在这个场景中，翠翠焦急地等着祖父一起回家。那一天早晨，她和祖父到城里看一年一度的龙船大赛，但比赛才过一半，老人便溜开喝酒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天黑下来，翠翠心里越来越怕。她心想：“假若爷爷死了？”在她左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