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来说,也可以说有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但是这种精神上的需要最终也是为了物质的满足,也许不是自己物质上的满足,而是大众的物质满足。而且这种精神需要本身往往也被物质上的需要压倒和掩盖了,甚至被排挤了。物质上的需要是第一的。可见,没有独立人格是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群体之中,我们的意识还没有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我们还处于群体意识之中,这个是中国特色。'p。330'
每个人作为人都应当意识到,不论他写作还是在拉板车,他只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时才真正是一个人,而这种意识已经就是哲学。人有责任探究自己,建筑自己,把自己做为一项毕生的工程来建造。一切外在的生活都只是由于内在的生活才有意义,本身则毫无意义。所以,哪怕你浪费了全部青春,如果你能把这种浪费转化为一种思想,成为塑造你自己独立人格的材料,你就可以在更高一层意义上做到无悔。人们今天悲叹价值的“失落”,其实价值本来是没有的,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创造,决不能由外部给予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必都像我一样活。…
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有上山下乡,但任何一个时代,人都是被“抛入”环境和世界中的,这却不意味着人在环境面前只能一无所为、听任命运摆布。时代与时代不具可比性,但人之为人就在于他在被抛入的那一瞬,他就能利用环境去成就自己的意义。放弃努力而一味的抱怨生活的无意义、世界的虚无或“人文精神的失落”,是没出息的态度。世界的虚无不应成为懒于创造的借口,而正应成为一切真正创造即“无中生有”的前提条件:既然一切都是虚无,那就没有什么阻止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奇迹。自己不去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都会成为不利条件,并且会遇到致命的诘问:这一切有何意义?做学问有何意义?解决一个理论问题有何意义?出一本书有何意义?这样陷入苦恼、茫然,只能怪自己。我们这一代人是独特的、空前绝后的。但仔细想一想,哪一代人不是如此?历史是没有偏心的。'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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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扮男装与女权意识
鲁迅先生曾说过; 在中国; 最伟大、最永久、最普遍的艺术就是男人扮女人。人们一般认为他是在讽刺梅兰芳; 却往往忽视了他说这话的文化内涵。鲁迅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国民性批判”。男扮女; 女扮男;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男女之大防”的畸形表现; 因为在舞台上; 它既可以符合公开的礼教规范; 同时又满足了男女之间隐秘的窥视欲(女人看见“男人扮”; 男人看见“扮女人”) ; 使道德理想主义和生活现实主义达到完美的结合。但整个却是建立在自欺欺人之上的。
然而; 男女互扮(京剧、越剧等) 还不光是中国艺术的最高成就; 而且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模式。当然; 中国人的普通人格模式一般来说仍不外乎男耕女织; 男子打仗女子看家; 男主外女主内; 男子应当孔武有力、英勇无畏; 女子应当温柔贤慧、细心体贴等等。这都是些一般的标准。然而; 谈到“理想人格”; 情况就不同了。中国的理想男人; 必是带有些女人气的。他必须知书达礼; 温文尔雅; 不是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而应懂得服从、忠贞、奉献; 即使带兵打仗; 也有“儒将”风度。这种理想类型以屈原为典型代表; 他自比为“香草美人”; 开了以怨妇诗和恋情诗影射君臣关系的先河(《诗经》中是否已有此先例; 至今似尚无定论)。即使是在“乱世英雄”之中; 草莽之徒也是被瞧不起的。关云长也许不敌吕布; 但他的最迷人之处却在于杀了人之后秉烛夜读。李逵之流不但当不了首领; 而且常常被当作小孩子揶揄耍弃; 唯有宋江才有资格“敢笑黄巢不丈夫”; 在聚义厅上和大宋皇帝修造的“靖忠之庙”中; 他都占第一把交椅。另一方面; 中国最理想的女人也必定是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强人”、女中豪杰和“巾帼英雄”。花木兰从军12 年; 自豪地说“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两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在这里;“不辨雄雌”的标准恰好是“雄”而非“雌”。所以花木兰是女英“雄”(犹如说“圆形的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男同志做得到的; 女同志也能(或也应当能) 做得到。穆桂英、梁红玉、十三妹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女人做男人事的例子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多; 但标准总是男人的标准: 女人挂帅打仗; 女人扛鼎举重; 甚至是男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都让女人去做;仿佛中国的男子汉都死绝了似的。现在又闹到女侠绿林掌门(“东方不败”等等) ; 到处杀坏男人; 救好男人。中国足球打不过人家; 便寄希望于“女足”。其实足球本是男人的运动; 只有男人才最体现足球的精神; 正如高低杠、艺术体操是女子的专项一样。女英雄或许有(如《水浒》中的“母大虫”便较真实) ; 但依赖于她们来挽回败局则显然是幻想、自欺和自我麻醉。与女足陷入同样误区的是残疾人运动; 这本来是要体现人在逆境中努力奋斗的个体人格力量; 中国人却总想用它来为国家“争光”、“壮国威”; 但毕竟觉得不过瘾; 赢了也不解气。我们心里其实很清楚; 在这些项目上; 只有健全的男人赢了才算真赢。
刘晓庆主演电视剧《武则天》; 一开始就唱道: 天下第一君; 是个女儿身。似乎武则天为“我们”女人争了一口气; 不弱于男人。我要是个女人; 决不会为武则天喝采: 想想她如何对待王皇后及其他挡道的女(包括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般女人最怕这种女强人; 办点事宁可找男人去办; 可以免去好多刁难。女人到了武则天这份上;早已不能算女人了; 是性变态; 丝毫不能为女人争光。在中国; 如果有人在男人的事情上捧女人; 这要么说明男人是窝囊废; 要么就是鼓吹性变态。我不是说女人不该踢足球; 女人踢球就踢球; 但不要用男人的标准; 要踢出女人的风格来。女人上拳击台也可以去掉手套; 用指甲抓; 撕头发; 当然这不太好看; 但有个性; 不扭曲。最怕的是女人戴上男人的面具; 看起来好像是与男人争雄; 实际上是女人的失落; 是假个性。
不过; 中国传统对女豪杰的推崇也是有限度的; 是建立在男性优势的绝对前提上的; 那潜台词是: 再怎么厉害; 毕竟是个女人; 不怕你跳上天。吹女人和吹残疾人一样有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心理:“作为一个女人(或残疾人) ; 能这样也就不错了。”要是吹捧某个男人; 抬得过高就会怕他有野心; 除非这男人就是皇帝本人。所以男人一般宜于在死后再去大肆吹捧。因此; 中国文化虽是男性体制(父权制) ; 但却是除一人(皇帝) 之外压抑所有其他男性; 使他们都女性化的“阴性文化”; 而这“一人”(皇帝) 自小身处一个阴性的或无性的(宦官) 环境中; 其实也“阳刚”不起来。而另一方面; 又在鼓吹女性向男性“看齐”; 但女性真要成为男性的主宰; 则多半要留下“牛匕鸡司晨”的骂名。在这两种情况下; 实质都是一个; 即对一般“人”(男人和女人) 的个性(包括性别) 的扼杀。所谓“阴盛阳衰”只是比较而言的;“阳”是如此之“衰”; 所以“阴”也“盛”不到哪里去。女性再怎么张扬; 在中国的地位大致也与残疾人、儿童相当; 所以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进入本世纪; 中国人开始学到了很多外来的新名词:“个性独立”、“婚姻自主”、“爱情至上”、“妇女解放”、“自强自立自信”等等; 现实生活中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父母已放松了对儿女婚事和恋爱的干预; 离婚率上升; 独身主义、婚外同居出现等等。但在文化心理层面; 改变的并不太多; 人们仍常常用传统的“巾帼英雄”形象来鼓励“新的女性”的自尊心。20 年代; 西方女权思想传入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易卜生; 尤其是他的《玩偶之家》(又译《娜拉》) ; 讲的是一位知识妇女娜拉与丈夫海尔茂婚后关系融洽; 丈夫将她称作“小鸟儿”、“小松鼠”; 两人成天沉醉于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的欢乐之中。可是当娜拉为给丈夫治病冒名签字借钱的事败露后; 海尔茂却翻然变脸; 骂她是“下贱女人”; 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且根本无意于与她同舟共济。风险过后;海尔茂又想重归于好; 表示要用自己“宽大的翅膀”保护他的“小鸟儿”; 但娜拉已明白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 毅然出走。此剧当时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轰动; 新的女性没有不知道娜拉的。也有不少女性真的从家庭出走; 不愿当男人的附庸和摆设; 要自主自立;和男人一样平等。
然而; 易卜生的影响在中国一开始就变了味。中国女性从家庭出走; 多半都是因为封建礼教对一般爱情的扼杀; 而不是要维护自己个体人格的独立; 或追求一种以个体人格独立为基础的爱情; 因而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 参看方平:《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 载《读书》1982 年第11 期)。通常“逃婚”发生在父母将女儿许配给一个陌生人时; 往往是做小老婆; 有时还加上女儿另有所爱。有时出走是因为丈夫无情; 或虐待妻子; 或寻花问柳。总之; 如果能找到一个海尔茂这样又可靠、又爱自己的丈夫; 中国的女性多半是不会出走的; 海尔茂正是她们所向往的“模范丈夫”。人们只知道中国的出走的女性与娜拉一样是要追求“自由”; 却没看出这自由的层次和含义大不相同。要说“自由恋爱”; 那么娜拉与海尔茂正是自由恋爱的结合; 这从娜拉当着丈夫的面自由出走而未受阻拦也可以看出来。因此; 娜拉真正追求的是个性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中国的妇女逃出家庭后; 其归宿却只能是投入另一个家庭; 包括革命的“大家庭”; 但同样缺乏个性和人格独立的要求; 而是更加无条件地服从和奉献自己给男性的标准。对于这一点; 就连鲁迅先生一开始也还不大弄得清楚。1923 年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认为; 娜拉的真正出路在于争取“经济权”。至于如何取得经济权; 他承认不知道; 只知道要战斗。他把娜拉出走归结为一个寻求“出路”的问题; 而不是根本的人格独立意识的觉醒问题。当然; 觉醒以后;也许会发现无路可走; 但至少有了去“战斗”的要求和动力; 反之; 一个人格上不独立、未觉醒的人; 即使取得了“经济权”; 也会陷入自我封闭; 给他一条出路他也不会去走的。在1926 年的《伤逝》中鲁迅已经看出; 这种人(如子君) 即使走出一个家; 也会落入另一个家; 永远只能在(父亲的) 家和(丈夫的) 家之间转来转去。中国的女性实际上还谈不到“走后怎样”的问题; 而是根本还没有真正要摆脱“家”(不管是小家还是大家) 的概念而独立的出走要求。
根据一些人对鲁迅的解释和发挥; 妇女的最后解放取决于她们从小家庭的爱情生活中摆脱出来; 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和“社会改造”。但这里面有一个悖论: 改造者须先有自我改造。“群众革命运动”若由一些骨子里未改造过的人来进行;未尝不可以成为新的对人格的束缚和扼杀。迄今为止;中国的妇女解放都是以“冲破小家顾大家”的名义; 引导妇女在更大范围内符合男性世界的标准; 妇女从旧家庭出来; 无非是为了寻找新家庭或大家庭; 找到了; 同样得为男人作牺牲: 要么继续守妇道; 要么“同男人一样”地去做男人事; 即获得了一个抛弃和牺牲自己性别的“变性”的权利。
不难理解; 中国妇女在数千年深重的男权压迫之下; 几乎从一生下来就希望改变自己的性别; 一旦有了这样一个虚假的“权利”; 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的。近来听到某些不谙世事的女青年发表宣言说:“下一辈子还做女人! ”这不是天真; 就是故意矫情;而且也太单调。一个只愿意成为一种性别的人; 肯定是一个狭隘而无趣的人。但这里讲的“变性”的权利却是另一回事; 这不是一种自由选择; 而是被迫的选择; 甚至无可选择。残酷的战争年代迫使历史主体成为纯粹男性的力量; 实际上还无暇顾及“女权”; 然而在表面上; 在宣传上; 那正是一个妇女争取解放的时代; 人们理解的妇女解放就是“女扮男装”。当时的情况下; 妇女要做人; 不做牛马; 唯一的办法也确实只有女扮男装。到了五、六十年代; 这一理解仍然贯穿下来。女人崇尚穿列宁装、工作服和军装; 满口的革命词句和大道理; 私生活领域被压抑到几乎不存在; 组织代替了家长; 甚至决定人们的婚配。到了“文革”; 女人男性化被鼓吹到极端; 女人做男人事已是天经地义;“弱女子”普遍被瞧不起; 女性特有的文雅、细腻和端庄被当作“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抛弃; 八个“样板戏”使女人(和一般“人”) 成为了刻板的模式。
“文革”最值得妇女们深思的是;它本是鼓吹女性解放、要求女人向男人争权利的(这也与江青的政治野心有关) ; 为什么最终却造成了一个“没有女人的时代”?为什么妇女们在抛弃自己的性别时有种痛快感; 甚至带来极大的痛苦(生理、心理上的) 也在所不惜?这只能解释为; 中国人通常理解的妇女解放骨子里是传统的女扮男装式的; 自欺欺人式的; 甚至性倒错式的; 是符合男权社会需要的。中国妇女即使在求“解放”时也渗透了男权思想!
另一点教训是: 当“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还没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 妇女解放只不过是一句空话。马克思认为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标尺; 而社会解放本质上是人的解放; 是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妇女解放不是要和男人“比狠”; 到男性社会里去战胜男人; 或至少打个平手;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