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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生还是认为,邓教授的这次讲座,让他们收益匪浅,不仅了解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更重要的是领悟到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停下脚步来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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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问题,可能是在座的都很关心的问题。这也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还出版过专门有关这个问题的杂志《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管你是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和研究,这个问题你不能不关心。今天我要谈的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为什么要反思?这个问题尽管已经谈论了这么久,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说到点子上,而且还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误解。就是说,中国进步到现代化的历程,从满清倒台、甚至从满清倒台以前戊戌变法的时候起,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了,只有现在这个二十多年才慢慢地开始上了一点正轨,但是现在又有人提出来,不对,这个路不是一条正路,还是得寻找,这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样才是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文化走上现代化的一条正路?这个问题如果不多加反思的话,那我们确实就会像有些人说的,要么就是走了一大圈,发现一开始就走错路了,要么就是在犹豫中间耽误了时机,时机一去不复返,我们后悔莫及。所以应该进行一种全面的反思。这种全面的反思我想就这几个题目谈一谈,一个是:什么是传统文化?我们在今天、在当代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第二个方面就是:到底如何理解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我们到底搞清楚了没有?最后我想谈一点,就是我们的出路何在,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一、什么是传统文化?
在当代,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时代。这个判断应该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我们几千年以来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当代已经走向了衰微。当然文化走向衰微,国家并不见得走向衰微,在这种文化衰微的处境之下,国家反而在振兴。这个方面我们暂时不谈。总而言之,传统文化走向衰微,这是一个事实。现在到处兴起的“国学热”,以及回归传统的呼声,恰好反证了这一点。如果传统文化不是面临危机,而是在那里很健康地活跃着,那又有什么必要去鼓吹什么国学热呢?据说人大还办了国学班,办起来了没有,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提倡要“读经”,从小学、幼儿园起就要读三字经,大概现在很多幼儿园已经在读了,小学是不是在读,不太清楚。那么这种呼声恰好说明了一点,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越是鼓吹什么,就说明这个方面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传统文化衰微的事实,是不是说明传统文化在我们生活中就不起作用了呢?那倒不是。这种衰微只是说明了人们对它的态度,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它奉若神明,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已经对它不屑一顾了。传统的老一套讲了几千年了,今天还在讲,那能说服人吗?所以我们今天对它的态度已经大变了。但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已经死去了的东西,至今还在死死地拖住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步伐,而且比任何以往的时候更加赤裸裸,更加无耻,更加光明正大地就是要拖住你的步伐,不让你前进。不要以为传统文化现在就已经没落了,就不存在了,我们现在就全盘西化了。我们用的东西都是西方来的,我们的科学技术都是学西方的,是不是我们就全盘西化了呢?远远不是这样。哪怕你能唱外语歌,能说一口流利的洋话,你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障碍,但是你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传统的包袱是巨大的、沉重的,决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现在我们一谈传统文化,马上就想到儒家的礼教和道德,其实这是片面的。我们谈传统文化不能只讲儒家,当然儒家在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但是还有别的,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等。而且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层面,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层面,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是一层窗户纸,它低下隐藏着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儒家文化它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所以它只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名分”。儒家不是讲“名教”吗?你要镇压也好,你要控制也好,你要专制也好,你必须师出有名,得有个名分。否则的话你凭什么让人家服从你呢?所以儒家学说它就是起这样一个名分的作用。鲁迅先生讲过,我翻开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仁义道德”,但是看了半夜,看出底下只有两个字,就是“吃人”。吃人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名分呢,就是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来掩盖吃人的现实。谭嗣同也说过:“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的政治体制都是秦始皇的政治,别看他们说得那么温文尔雅,都是专制暴政,都是大盗巨匪;“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荀学就是儒学,儒学的一个支脉,比较接近于法家的一派。“乡愿”是什么呢?就是伪善,伪善之徒。秦政和乡愿这两者相互勾结,相得宜彰。秦始皇的暴政还没有看出儒家学说的重要性,还要焚书坑儒,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方面才磨合成一体了,从此以后就走上了狼狈为奸的正统之路。这就是谭嗣同所说的:“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毛泽东也有一句话:“百代皆行秦政制”。百代都执行的是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所以文革的时候要为秦始皇翻案,要美化秦始皇,说他搞的这一套就是好,就是能够使国家强大,就是能够使国家稳定。这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文化革命搞的就是传统文化,虽然它表面上要批判传统文化。讲传统文化你不要只看那些表面的东西,只看那些写在纸上的、说在嘴里的东西,而要看实际。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专制。传统文化的根,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专制主义,儒家文化只不过是专制主义的一块遮羞布,一种粉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文化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断裂过,只是有时变换一下名分。比如秦始皇就不用儒家的名分,他用法家的。汉代以后统治者认为还是用儒家的名分更好,两千年都是这样沿用过来的。到了文革又不用儒家的名分了,重新启用法家的,把它打扮成“阶级斗争”的名分。当然这个“阶级斗争”是歪曲了的,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加以歪曲,但是对人的控制和集权是一样的,几千年一贯。所以文革以后,目前这种传统文化的回归热实际上并不触动政治体制,而仅仅是在名分上要求回到儒家的名分而已,回到儒家的道德伦理。但是人们没有看到,儒家的名分其实是最适合两千年以来的专制统治的,它能够使专制的统治变得最为可爱,你受了它的统治和压迫你还心服口服,甚至心满意足,你觉得“此生足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传统文化,关键就在于要澄清儒家文化和专制体制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当然历来儒生、士大夫与专制体制、特别是与皇帝本人,都有一些人好像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盲从,而是“从道不从君”,我服从天道,但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也有一些“犯颜直谏”之士,在皇帝面前我也敢提意见,提了意见你把我杀了好了,抬着棺材去进谏,叫做“棺谏”。从人格上来说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对这种人也还是很佩服的。但是那只是对皇帝个人而言的,这个皇帝昏庸,不接受意见,那么我就要对他加以针砭,对他提醒。对皇帝个人这样,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一个专制体制,这个体制有一个皇帝高高在上,所有其他的人令行禁止,一切都有秩序,老百姓也没有造反的,这就叫天下太平。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这个体制才是天道,而皇帝他只是“天子”而已,天道的儿子,天道的儿子难道能够不服从父亲吗?所以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天道的代言人自居,来给皇帝提意见,虽然他们的个人人格往往表现得正气凛然,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这个传统的专制体制不垮台。现在有人以为儒家讲“民本主义”,像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最“贵”的,以为这就是“民主”。民贵思想是不是就是民主?“民本”是不是就是民主?民贵,对谁贵?民本,是谁的本?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是谁的舟?这是不是就是“以人为本”?儒家的“大丈夫精神”是不是就是自由独立精神?我们要看它的根,不要看他说出来的话,要看他最终是为了什么。归结到这一点上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的,所有这些东西最终是为了维护那个既定的天道,也就是传统专制体制。所以对儒家士大夫来说,谁来当皇帝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规矩,有一套名分,有一套等级关系,这个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千载一贯,不能改变。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体制问题,至于哪个来当皇帝,今天是姓李的,明天是姓刘的,这个都没有关系,朝代不断地更替,那是天命,不可违抗。一个王朝气数尽了,它就要被另外一个王朝所取代。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到时候要及时地改变自己服从的对象。但是这个体制不能变。所以哪怕是异族统治者,比如说满清统治者当了皇帝,那也不要紧,只要他按照儒家一套体制来统治我们的国家,那我们就认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舞台上、屏幕上到处都是那些拖着大辫子的“奴才”在那里晃来晃去,还有一些皇帝,那都是些英明的皇帝啊!这个对儒家士大夫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是一旦西方的政治法律体制要引到中国来,那就不行了,因为它要改变我们的体制。西方的自由平等,法制思想,进入到中国来,那就被视为洪水猛兽。所以,“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慈禧太后当年所坚持的一条原则,她之所以不愿意改革,就是死守着这一条,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后来她吃了大亏了,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来,她自己也逃出北京,等她回来,回到北京要开始搞变法的时候,时机已过,最后搞不成了,被推翻了。
同样,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传入中国,也受到了极大的抵制,因为它跟我们的这个体制不相容。虽然皇帝已经被推翻了,但是传统的一套东西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五四的精神虽然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只是昙花一现,马上就被拒斥,被歪曲,一直就被歪曲,后来就被放在一边。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叫做“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当然这个在当时有特定的历史条件。新的一套还没有立住脚跟,要完成救亡这样艰巨的任务,还得靠旧的一套、专制的一套来组织起民众的有效的力量。当然比以前有所放开,但是基本上启蒙的理想从此被搁置而且越来越淡化。从后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一直走在一个启蒙理想越来越被拒斥的过程中,一直到文革,可以说是被彻底的拒斥。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呢?文革就是拒斥西方思想的最彻底的一次运动。文革的口号是打倒“封资修”嘛,但是反得最彻底的其实就是“资”,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修”,也就是“修正主义”,也是因为它靠拢西方的东西,向西方妥协,所以要反。而反对“封建主义”,虽然也有批判儒家的运动,“批林批孔”,但是反儒家的人本身就是儒家,是用儒家来反儒家,用法家来反儒家。法家其实就是儒家的“里子”,儒表法里嘛,法家和儒家是相通的。文革表面上反儒家,但它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忠”字,跳“忠字舞”,表忠心,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个人,这不是儒家是什么?“忠”就是孔夫子提出来的嘛,“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所以儒家和专制体制其实是分不开的,现在很多人想把它们二者分开来讲,讲儒家,专门讲儒家里面的道德的那一部分,而把里面讲政治的那一部分撇开不讲,那是分得开的?在中国,你要讲道德,你就要讲政治;你要讲“修身齐家”,你就要讲“治国平天下”;你要讲“内圣”,你就必须要讲“外王”。这是分不开的,儒家就是这么一回事,儒家的本事就在这里,把内圣和外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鼓吹儒家思想可以作为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原则,然后在社会政治方面引进西方的民主体制和法制,这是现代新儒家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实际上这必然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试图从儒家中“开出”一种现代民主法制,那是不可能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法制思想完全是两码事。什么是“民本”?民本就是统治者要以民为本,不要做得太过分了,要体贴人民的疾苦,要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生存的权利,不然的话他们要造反。这是对统治者所讲的一番话。但是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人民自己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自己治理自己,表达自己的意志。没有一个专制者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什么自由,“只给大多数人自由,不给少数人自由”,这是中国式的说法。自由是你“给”的吗?每个人都生来自由,不是谁给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儒家思想抱有幻想,是不是从中可以开出现代民主法制来?儒家的这种宝贵的东西不能丢,不但不能丢还要加强,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开始读经。这实际上是一场全面的反启蒙运动,目前可以说已经达到甚嚣尘上了,到处都是反启蒙,回归传统。就像一个人得了病,不去吃药,拼命地回想自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