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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一个估计，我这个估计在目前国内是比较孤立的，现在大家一个口径就是要回归传统，要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不知道有什么“优势”。这是大部分人的趋势，小部分人还在那里嘀咕，而且也开始把自己的启蒙观点加一些修改。这叫做“对启蒙的反思”，明明是不反思，却自称为是“反思”。原来是坚持启蒙思想的，现在也开始在那里怀疑动摇，觉得这个启蒙是不是还是有些毛病，应该反思一下。启蒙本来就是促人反思，现在我们的反思还没有彻底，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只在表皮上滑了一下，就要对这种反思加以“反思”，其实只是一种习惯的惰性而已。我们近百年来一直是这样，稍微有一点反思，就受不了了，就要对这种反思再“反思”一番，以便中止反思。如果真要反思启蒙，就得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一直不敢真正的启蒙，我们对启蒙还有哪些误解，哪些没有吃透的地方。我们的启蒙一开始就中了传统的毒素，就变了味，变了质，这倒是应该反思的，但决不是要回归传统。这就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估计。那么，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来看一看。
二、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大家现在已经公认了，不是什么船坚炮利，也不是什么经济、技术方面，当然这方面有一份子，但是不能归结为这方面。也不是人民生活的改善，达到了温饱、小康。现代化最主要的是人的素质，是人的素质现代化了，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科技、经济、政治民主，都会有。没有这个，其他方面的表面文章做得再多，也不叫现代化。现代化在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水平是否有了提高，人的自由水平是达到现代化的标志。达到这样一种标志在西方也经过了一个过程，我们讲现代化好像就是西方化，因为西方人比我们先进入到现代化。所以一提现代化，一提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就认为是西方人的标准。我们有些人，有些所谓的学者，利用我们民众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来抵制现代化，说那是西方人讲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讲自由民主就不是中国人了，你难道想做个西方人吗？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天生地该做奴才。这是一部分人的看法。但实际上现代化在西方也是他们争取得来的，并不是西方人从来就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并没有这些价值。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古代，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中世纪的宗教统治，都没有现代的西方价值。他们通过多少代人的流血牺牲才争取到现代的价值，他们本来是没有的。所以你不能把它看作是西方人的，它不是西方的东西，它是人类的东西。西方人通过奋斗争取到了人类的这种更高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向他们学习，并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向人类的更高发展水平学习，我们是自己努力把自己提高到人类的更高的发展水平上来。这就是现代化的实质。所以现代化跟非现代化或者前现代化的区别，不在于西方和中国的区别，而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念本身，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等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那些巨人们才开始把这些价值建立为西方人的价值观。
所以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是说从15世纪以来，或者18世纪以来，我们就进入到现代了。如果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现在已经21世纪了，那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现代化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也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西方或者东方；而是人的发展层次的概念，人的素质、自由的层次的概念。我们今天不能说没有自由，但是自由有它不同的层次，我们的自由的层次还有待于发展提高。我们的自由还是传统的自由，还不完全是现代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毕竟西方率先进入到了现代化，所以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素质，我们就要学西方。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存在什么价值判断，说什么西方就是高层次的，我们就是低层次的，不是这个意思。西方人通过他们的努力，追求到了高层次的普遍价值，那么我们东方人也有权利去追求。不能说我们就没有权利去追求，那是西方人的专利，我们不能接受。凡是这样说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为我们现在的那种低层次作辩护。五四以来，我们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引进民主和科学。但是民主和科学是不是就可以代表现代化呢？当然一般说来可以代表现代化，但这只是一种表层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表层的体现。那么，深层的体现是什么呢？深层的体现在民主底下实际上体现的是自由，在科学底下实际上体现的是理性。五四以来我们强调民主和科学，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在民主和科学底下有两个哲学的根基，那就是自由和理性。民主底下是自由，也有理性，所以我把民主称之为“理性的自由”，用理性来规范的自由，那就是民主；科学呢，我把它称之为“自由的理性”，科学是自由研究的，要有自由的土壤才能产生科学，但是科学本身是理性，这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不同于单纯的“科学技术”，就因为技术是不自由的，或者与自由不相干的，科学则是自由的。我们今天一讲科学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精神，这是对西方科学的一种误解。同样，我们把民主理解为没有理性的“大民主”，一种狂热的乌合之众的“民主”，如文革中所表现的，也是一种歪曲。
民主是理性的自由，你用理性规范自由，那就是民主，就是法制。但是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清楚的理解这一点，人们把民主就理解为只是开国会，少数服从多数，科学就被理解为技术，引进船坚炮利，办实业。当时鲁迅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反对开国会，认为国会就是一帮子人在那里谋利的场所，各自捞选票，贿选，愚弄大众，乌烟瘴气。鲁迅也反对物质主义的“科学”，主张尼采的“摩罗诗力”，认为“首在立人”，建立人的自由意志，张大个人的精神力量。科学也好，民主也好，都要建立在独立的“人”的基础上，否则科学会成为物质对精神的压迫，民主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西方的好东西拿到中国来就“逾淮为枳”，变味了，其原因就在于“人”没有立起来，实际上就是自由和理性没有立起来。
所以，一旦我们的思考深入到自由和理性的层次上，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时代问题的出现，民主和科学就被抛弃了。李泽厚说“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从理论上说这个是不成立的，救亡为什么一定会压倒启蒙呢？启蒙不是可以解放人的个性，使人民大众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不是有利于团结救亡吗？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吗？之所以没有达到这种效果，为什么五四的价值被抗日战争所抛弃，就是因为中国的土壤还是传统的，还必须采取传统的方式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所以不管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救亡时期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抛弃了自由主义，不要讲什么自由。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反对自由主义”，蒋管区也讲要以“大局”为重，大局就是抗日救亡，不要讲什么个人的自由。再一个就是不准讲真话，抛弃了理性，不要去追求什么真理。这在那个时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种反对自由主义和不准讲真话在抗日时期成为了当权者的一个传统的基调，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传统，而是中国历来的传统，中国历来都不准讲个人自由，不准讲真话，不准使用你的理性。所谓启蒙就是使用自己的理性嘛，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就是这样的，你要大胆使用你的理性，走出受监护的不成熟状态。经过抗日以后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对于五四来说是一个倒退，这个倒退从五四以来一直到文革达到顶峰，我们倒退到秦始皇去了，倒退了两千多年。
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走了一大段弯路，30年啊！30年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起来干什么呢？封闭起来既然没有别的东西进来，那我们就是按照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惯性在搞我们自己的事情，所谓“自力更生”。30年靠我们的传统来自力更生，所结出的果子就是文革。所以改革开放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我们浪费了30年的时光。当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也谈不上“浪费”了，我们交了“学费”，得到了教训。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想把这个教训把它忘掉，我们30年的血泪都白流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对外开放，当然主要是向西方开放，否则我们早就对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开放了，我们对第三世界一直是开放的。现在要说对外开放，就是要对西方开放。那么到了80年代，我们提出了“新启蒙”的口号，这时启蒙的价值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新启蒙只不过是把五四时期的启蒙口号和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重申。当然比五四的启蒙要更加深入，不管是理论上还是从文学艺术方面还是从思想情感方面我们中国人跨进的步子相当大，当时不断地有外来的新思潮涌入中国，我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精神。这个西方的精神无非是两条，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最近巴金老人去世了，昨天发布的讣告。巴老在他的《随想录》里面作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忏悔，他忏悔的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他讲要“说真话”，说真话是不容易的，必须要有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只有具有自由精神你才敢于说真话，只有有了理性精神你才能说出真话。所以巴老的忏悔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觉醒。国家要现代化，知识分子首先自己要现代化，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的士大夫，你这个国家怎么现代化？必须有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但是，80年代一晃就过去了，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知识分子追求经济利益，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失落，“渴望堕落”。90年代是这样一种风气。于是有的人就不满了，提出来讨论，人文精神的问题，搞了好多年。但是各种各样的检讨，很多人都把它归结为西方思想的侵蚀，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侵蚀。当然不全是这样。但很大一部分人怪罪于西方文化，或者怪罪于现代化。我们人文精神失落了，好像我们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有人文精神的，所谓“失落”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从前已有的东西失落了，好像两千年以来我们在道德上是做得很不错的，唯独到了今天堕落了。为什么堕落了？那不就是因为西方文化进来了吗？西方文化把我们的传统道德冲得一塌糊涂，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了，这才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那么在这种基本的估计之下，很多人热衷于引进后现代思潮，引进文化相对主义，否定启蒙，否定社会进步，否定历史。认为没有什么进步不进步，我们以前过得很好，一直都不错，我们现在回到过去也可以的。
当然有些东西要把它去掉，比如裹小脚啊，皇帝啊，可以不要；但是其他东西都是不错的。这就是90年代的一股思潮，复古主义，回归传统，恢复旧道德。既然现在没有道德了，大家都是物欲横流，大家都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了，整个社会都没有规矩，那么罪魁祸首就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力。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旧道德恢复起来，以挽救时势。
其实这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旧道德肯定是恢复不了的，今天每一个明眼人心里都明白，旧道德你要在今天的社会上恢复起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个别的知识分子可能做得到，比如说蒋庆，他就是一个在现代公开宣称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而且身体力行的人。也许还有其他少数人能够做到。但是你要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道德的公认的标准扶持起来，那是没有希望的。那么问题是当你这样提倡的时候，你并不能恢复旧道德，但是你所起的作用有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拒斥新道德。旧道德又恢复不了，新道德又被你拒斥了，那这个社会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死定了！所以我们要看清，旧道德的沦丧它实际上是旧道德的自然的沦丧，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这样的。为什么会沦丧，因为它已经有几千年了，太老了，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比如说对外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开放过；再就是几亿农民进城，打工；自然经济解体，农村的自然经济解体，农业当然还有，但是它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了，不再是靠自然条件吃饭了，它靠的是什么呢？依靠市场。它的种子、它的化肥、它的农药、它的技术，都要靠市场，靠科技。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靠的是什么呢？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年轻一代他们首选的价值就是“发展”。任何一个年轻人，包括农村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首选的价值。我在农村没有发展前途，我要到城里去打工。几千年以来的农民不是这样的，能够平平安安地活一辈子就不错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