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着一头雪花进了门，张先生还是那样笑吟吟地迎候我。坐下来喝了一口热茶，我小心地掏出了《南都报》记者先期寄到的赠书和名片，转达了他们的采访要求。我是做好了被老人打回票的准备的。没想到，老人家盯着名片上的记者名字看了半天，忽然长叹了一口气，说：「这记者名叫『李怀宇』，对不对？你看你看，又有鬼哟！」
我笑起来——我知道，这「有鬼」，在张充和的语汇里，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字眼。
张家姐弟十人战后团圆照，一九四六年七月摄于上海。
前排左起：充和、允和、元和、兆和
后排左起：宁和、宇和、寅和、宗和、定和、寰和
老人敛住了笑容：「这事神了，怀宇，怀宇。我前不久才刚刚接到消息，我的四弟张宇和过世了，心里正在难过，偏偏这时候，就有一位叫『怀宇』的记者，跨洋过海地要来采访我！你看看，我不答应，都不行啦！」
「呵，果真又有鬼啦！」我释然大乐：这简直是上天的意思，帮助我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采访探路！
于是，我们的话题，就从「怀宇」开始，谈到了她最疼爱的这位弟弟张宇和，再谈起了她们张家大宅里许多久远的故事。
「宇和是个植物学家，也很懂音乐，艺术感觉很好的。他在南大（南京大学）教生物学，还负责管理南京中山陵的植物园多年，我家院子里的香椿苗，就是他亲自从中山陵给我捎来的。因为总在植物里打转，他做的根雕，简直棒极了。有一座叫『举杯邀明月』，让我喜欢得不得了，我那年回去，他要我带走。太大了，我怎么搬得动呀，喏，我只带回来一个小的，就放在张大千喂大雁那张照片前面。」
仔细看去——那也是一个惟妙惟肖的飞鸟啄食的小根雕。
我问：「你们张家四女六男，一共十兄弟姐妹，你说宇和跟你最亲，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俩的身世最相似，都是从小就被抱出去，过继给了别人，到快成年了才回到家里来。」老人舒展开眉宇，娓娓说开来，「我出生在上海。那时候，我父亲张武龄刚刚把全家从合肥搬到上海不久，一家人挤在一套五开间的房子里。生我的时候，我已经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女孩，在那样一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母亲自然是很有心理压力的。我祖父家里有五房太太，五个长辈女人都是寡妇，都随我父亲到上海来了，五个婆婆我母亲都要照顾，母亲要顶起一个家，多累呀。我们张家的孩子都是奶妈带大的，可是生我的时候，我的奶妈没有奶了。听说那时候只能给我喂糖水，我不肯喝，夜里不睡觉地哭闹。我母亲就只能整夜整夜地抱着我。我的二叔祖母从合肥到上海来看我们，心疼我母亲，想为她分劳，就说：『大少奶奶，能不能把小毛姐——就是我——给我做个伴？』我母亲爽快地答应了。我二祖母又说：『不过我要先算个命。我自己的女儿死了，外孙女也死了，我不知小毛姐会不会跟我犯冲犯克。』母亲说：『命是她自己的命，不关犯冲犯克。你就放心带她走吧。』就这样，我二祖母就把我抱走了。我出生八个月，就跟了我二祖母住在合肥，一直长到十六岁，叔祖母死了，才回到我父亲身边。那时候，我母亲已过世好几年了。」
张家姐弟的母亲陆英，一九一○年代留影。
「我的祖母是了不起的人，她待我又像祖母，又像妈妈，又像老师。」老人陷入了回忆中，「那个年代，女人生养，就盼着生男孩，叫得子得福。我妈妈却连续生女，生到三姐的时候已经不耐烦了，觉得要断子绝孙了，到生第四个——就是我，还是女的，就更不高兴了。本来该叫我四姐的，可家里人都称我小毛姐，就是最小的姐姐，所以母亲并不在意，把我送给叔祖母。可是，万万没想到，」老人微笑起来，「后来我母亲又接着生，连续生了五六个，都是男丁，都说这是小毛姐给带来的，说我命里主贵，连着带来了五个弟弟，我在张家一下子红起来了。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被抱走了。」
我问道：「你弟弟宇和可是一个男孩，怎么也会被抱走，过继给别人呢？」
「那是我母亲心大呀！」老人回答得很干脆，「我现在回头想想，我的父亲、母亲，在当时脑筋很新，心胸很大，真是很伟大的。」
我注意到平日说话字斟句酌的老人，对父母用了「伟大」的字眼，而且用了不止一次。
「我上面说过，我祖父有五房姨太太，后来都跟着我父亲生活。我母亲的婆婆是大房的，下面有个姨婆婆，有个女儿，没生儿子，女儿那时候是不是嫁了出去我不记得了。你知道那个年代，结婚的女人没有生养儿子，一房里要没有男丁，在大家庭里就会抬不起头。宇和是我妈妈生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不久，就抱给了祖父这位姨太太，等于一下子把她扶正了，在家庭里的地位就不一样了！」老人家提高了声调，「这样的事情，从古至今，我都没有听说过。我听我四弟说，从此逢年过节，我四弟就被我姨祖母领着，捧着大红帖子出去送礼，这一房人，从此就在张家抬起头来了。我知道这是我母亲的主意——为了让姨婆婆开心，让她有个孙子，有男丁接续香火，将来这位姨太太死的时候，她就是张家的奶奶，不是姨太太了，这就把她的地位给抬起来了！从前的人都看不起姨太太——你记得《红楼梦》里那位赵姨娘么，连亲生的女儿探春都看不起她，她有多委屈呀！那个年代，我父母亲能够这样做，真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
张家姐弟的父亲张武龄留影
我听着老人的感慨，从中没有听到任何的幽怨情绪——一般从小被抱养离家、过继给别人的孩子，总会对生身父母生出某种怨责情绪的；张充和没有，并且一直对父母以「伟大」名之——老人其实也是「心大」，她对父母的臧否目光，早就跳出了一己身世的制约呢。
「我父亲虽然没有进过一天正式的学堂，但他受的却是新派的教育，脑筋很新。他很早就开始学英文、读法文，后来就到苏州办学校。先办的男校，见女学生少，就干脆自费办起了女校——叫乐益女中。我父亲没讨姨太太，但他对张家长辈的姨太太们，一直是很同情，很尊敬的。我再给你讲一个张家的姨太太故事吧。」老人来了兴致，「我过房的祖母其实是我的叔祖母，她自己生的女儿死了，我的叔祖父就讨了一个姨太太。我这位叔祖父淡泊名利，本来不愿讨姨太太，但叔祖母长年吃素，又没有生养，家里压力太大，就不得已讨了一位由别人送上门来的姓廖的姨太太——当年姨太太没有地位，可以送，送上门来的不要还不行。后来我的叔祖父死了，这位姓廖的姨太太还是没有生养。没生儿子的姨太太在家族里就没有地位，这位姨太太干脆就以死尽节。我叔祖父死后，她就不肯吃东西，大家怎么劝，她都不吃，就这样活活把自己饿死，为张家尽节了。她死后，张家给她立了贞节牌坊，正太太都要向她磕头。逢年过节，我们张家人，都要为这位姓廖的姨太太的牌坊磕头的。」
一九三○年代三姐妹合影。前起：元和、充和、兆和。
我不禁想起安徽乡间那些闻名遐迩的贞节牌坊。每一个牌坊后面，其实都有一个隐藏着历史污垢的深潭，都背负着一个扭曲女性尊严的沉重的生命故事。 只是，我和老人的谈话气氛，很快就从这种畸异的历史纠结中摆脱出来了——
「我叔祖母死后，我从合肥回到家时，已经十六岁了。我四弟宇和小我四五岁，当时十二三岁，可个子比我高。我们去见父亲。父亲很糊涂，记不得我们的生辰，问道：『你们俩谁大？』我和宇和就哈哈大笑。我们俩从小被抱养出去，他自然是记不得我们谁长谁幼了。」老人自己笑了起来，「就因为这样身世相同，所以我和四弟一直很亲近。我是土包子，从安徽乡下来到苏州，开始什么都不懂，他虽然也被抱养出去，可是一直在苏州生活，就上上下下地照顾我，领着我跑东跑西的。他后来留日，学农科，学园艺，管了中山陵很多年，身体一直很好的。他因为从小没母亲，跟着姨婆婆过——他管她叫奶奶，算是她的孙子——什么都得自己干，所以很会办事，特别能干。抗战开始后他陪着我从苏州一直跑到成都，他不但照顾我，还照顾叔叔一家，他的个性很成熟稳重，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做事非常周到的。」
我问：「你说四弟是留日的，那是什么时候？」
「抗战前，他本来已经进了日本帝大——就是东京帝国大学。七七事变一发生，要跟日本人打仗，弟弟就不愿待在日本，没念完就跑回来了。抗战开始后，我二姐跟着光华大学撤去成都，我们就去找她了，三兄妹暂时住在一起。我后来去了昆明编教科书，四弟就上了成都的金陵大学，读农科。一直到抗战完了回到上海、苏州，我们才又在一起了。四弟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南京。先在金陵大学教书，后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合并为南京大学，他就在南大教了几十年书，兼管中山陵的植物园，写了很多关于园艺的专著……」
抗战中张充和在成都（张寰和提供）
窗外的雪还在吟吟下着。老人絮絮地给我说着张家的那些久远的故事。「怀宇」、「怀宇」——风雪故人来，这果然是个怀人的季节啊。
谈话于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二○○八年六月三十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校阅
张充和闺阁时期与弟弟张定和合作的歌曲《趁着这黄昏》
从闻一多刻的图章说起
张充和回忆昆明生活断片
每次上午去探访张充和先生，她常常正在习字。餐厅的大案桌上，方砚台里的浓墨早已研好，字帖被镇纸压服着，临写过的墨字纸张，往往已经堆成了一小摞。我么，以往总不敢向张先生讨字，最近则开始学会「赖皮」了——我对充和老人说：我要向重庆当年的她学习。她早年向沈尹默先生学习书法的时候，有空就陪着老师写字，同时随手捡拾老师写过字的纸张。我现在，也要抓空就捡拾这样的纸张。那天，征得她的同意，我随手捡起桌边一张她练写的纸张，便求她在间距上留下签名，盖上印章。老人从旁边的立柜里拿出盛装印鉴的盒子，从里面选了一枚小小的圆章，章子走过印泥，再轻缓小心地揿到纸上，随口说道：「这枚章子，还是闻一多给我刻的。」
「闻一多？」我大吃一惊，以为听错了，「就是当年那位拍案而起、被特务暗杀的闻一多么？」
「是他。」张先生的神情倒是很平静，「闻一多是我的老师，我战前在北大的时候，就上过他的楚辞课。他爱刻图章，知道我在学写字，就刻了这个章子送给我。」
闻一多用黄藤给张充和刻的图章
「我听说，闻一多当年刻的印章，是卖钱的呢！」我忽然想起最近读到的一段战时掌故，「听说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那一段，教授的生活很苦，得靠刻印卖钱，补贴日常家用。」
「他刻印卖钱，我当时也听说了。」老人点点头，「闻一多靠着战时那点微薄的薪水，要养一大家子，手头的困窘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单身的没负担，反而显得很阔气，当时朋友出去吃喝，常常都是我请客。可这个图章，我没请他刻，是闻一多主动刻了送给我的。云南当地没有好的印石，你看，这个章子，是刻在粗藤上的。这是云南特有的一种黄藤，质地很硬的。」
我接过了老人手上的印章。果真，远看是一种玉质的黄润，掂在手里，才知道是一小截轻细却坚硬的圆藤。印章上，是章草字体的「张充和」三字，似乎还带着先贤的手泽余温。
我一时肃然。
窗外，绿影斑驳，春阳煦暖。
从手上的闻一多印章，我们谈起了云南昆明那一段的生活。
「我们今天一边磨着墨，一边聊吧！」研墨是老人每日的功课。早晨起来，习字之前，她总是先要把墨汁研磨好，写不同体、不同式样的字，她会用不同的墨锭。在案桌上的托子里，有时候会撂着不同形状和成色的墨条（日后我知道，那些墨条的名堂可大呢）。张先生一边霍霍地磨着墨，一边缓缓说道——
「战时我在云南昆明，待了两年，后来才转到重庆去的。」
「你当时在昆明，做什么事呢？」
「给教育部编高中的国文教科书。我们几个人——朱自清管散文，沈从文管小说，我管诗词歌赋、唐诗宋词。编书给我钱，钱从西南联大汪先生那里拿；朱、沈都不拿钱，他们有联大的薪水。开始我住在城里，来往的朋友大都是西南联大的。跟闻一多很熟，他有时候过来吃顿饭，他好酒，我们不喝酒，就他自己喝。后来日本人的轰炸一来，我们就住到乡下去了，这个印章，是闻一多托人带到乡下给我的。」
朱自清，闻一多（还有李公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几个与国运相连、也彼此命运相连的特殊名字，自然引起我探究的兴致。
「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朱自清话不太多，人很好，很和气。他一边在西南联大教书，一边参加编书，他平时不常来，编书才在一起。他个性严肃，不爱讲笑话，所以虽然很熟，但私交不深。听说朱自清的太太也会唱昆曲，但因为不常在一起，所以没和我们一起玩。相比之下，和闻一多则更熟一些。云南没有好石头，他刻印找不到材料，就把脑筋动到这种云南黄藤上了。这种老藤很粗很轻，质地却很细密，拿在手上暖暖的。」
我一直把玩着这个黄润如玉的圆印章，手上确实感受到丝丝暖意——那是岁月的暖意。
「闻一多性子刚烈，朱自清则脾气很好。都说他是不肯吃美国面粉而饿死的，我听着不太像，这不像他的秉性所为。」老人忽然微微笑起来，「我在北大上学时没修过朱自清的课，倒是在中学时读过他的《背影》，没想到后来成了同事。那时候白话文运动刚开始不久，我看他和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