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拿了张纸，做了几个记号，把它藏到桌子边上的抽屉里，接着挂了个年线电话。
“布拉科夫同志吗？您那儿全部准备好了吗？我马上就来。”
后来他拨了个市里公用电话号码，一会儿传来了个女人响亮的声音。
“您拨的那个号码听着呢，”
“什么‘号码’？马戏团的还是杂技团的座位号码？”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开玩笑问。
“我是值日人员，同志。您要找谁，我没有空开玩笑。”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您紧皱着眉头。请告诉我，什么时候能见到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亚洛夫？”
“任何时候都可以……除了夜里。”
“确切点，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10 点，你是谁？科利亚吗？”
“不是科利亚。”
“是吧！我一下子听出是您，明天晚上您做什么？”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挂掉了听筒。“寂寞了，可怜的人，在节日值班，”他带着一丝冷笑想。
他把皮夹千里的东西：公民证、粮票、信和拘留的记录，放进文件夹内，看了看表，走出办公室。
预审员的房间里，除了等候着的助手，还坐着女记录员，她正在削铅笔。中校走进来，两人都站了起来。
“您好，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对不起，不得不在今天扫”扰您，”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伸着手，微笑着说。
“哪儿的话！伊万·瓦西里那维奇。”
“老实说，我自己也希望今天休息一下，可是没有办法布拉科夫有所等待地望着首长。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从文件里抽出信来，把它藏进桌子的抽屉里，其余的都摊在桌上。
“怎么样，我们这就开始审问，”他对助手说，”您先开始，我看看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布拉科夫走出去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椅子搬到了暗角落里。他在那里别人看不见，放在桌上的灯光被反『射』镜反『射』着，照亮了房间的中央。左边小桌后，坐着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
“我们会工作得很久吗？”她问。
“恐怕会很久，事情很紧急。斯拉维克近来怎样？”
甚至在黑暗里也看得很清楚，女记录员高兴得脸红了。
“谢谢您，很健康。现在改行了，决定当坦克手，用小盒子制造坦克是他唯一的职业……”
被捕的人走进来，谈话便停止了。
“坐到这儿，”布拉科夫说。
那人坐到指定的椅子上，架起了腿”两手『插』进口袋：儿乎就在同时，他又换了个姿势，放下了脚，两手叉在胸前。接着他又重新把两手伸进口袋。
布拉科夫坐到桌于后面，不慌不忙地拿出了烟盒、打火机，点上了烟。
·您姓什么？”他从一般问题开始问起。
“卡扎稗夫。”
“名字和父名。”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
“生在哪年？”
“1901 年。”
“出生在哪里？”
“萨马拉附近。”
“准确点。”
“马克西莫夫卡。”
“民族？”
“俄罗斯人。”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觉得布拉科夫有点慌张，但举止很得体，提问镇静自若。被捕的人无精打彩，回答问题很冷淡，大概，他意料到自己的命运会有这样的转变，事先就准备了逆来顺受，”他知道自己干的事情，”中校断定。
“战前您住在哪儿？”
“在列宁格勒。”
“怎样迁来列宁格勒的？”“说来话长。”
“不要紧，我们有的是时间。”
“来学习，于是一直住了下来。”
“请说详细点。”
被捕的人开始叙述，他怎样在革命的头几年来到波得格勒学习。打开了一个普通人的自传，活着没有特别的志向、爱好和思想，过一天算一夭。在这种生活中也有乐趣。被捕的人显然很乐意回忆这段生活。总的看来，他说的是实话。但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话顿住了。
“战前您在哪儿工作？”
“还在列宁格勒呗。”
“动员您去军队了吗？”
“没有。我患有暗疾，有凭证兔服兵役。”
布拉科夫抬起了头，仔细打量了一下被捕的人；但那人低头坐着，对这个一点都没有注意。
“您生什么病？”布拉科夫又用先前的语调问。
“我也不大清楚。”
“怎么您连自己的病也不清楚？那总不至于吧。”
“至于也罢，不至于也罢，反正您不会相信！”被捕的人突然生气他说。
“为什么不相信？相反，我相信您说的一切，不过为了使审判员也相信，我想把一些问题弄明白。如果您认为，预审员关心的是把您没有犯峋罪行妄加在您的身上，那就错了。
·我们关心的只是一点——知道事实。如果您也右这个愿望，那末，我们的利害是相一致的。”
记录员斜视了一眼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用手掩住了口。中校明白她笑的原因，布拉科夫甚至在声调上也在摹仿他，他自己却并未意识到。“如果您不想讲，”布拉科夫声『色』俱厉地继续说，”那是您的事，但到那时纸上一片空白，用什么来填满它呢？不管怎样，您必须回答所有问题。至于您的病将由医生们来查明，他们会确定您生的究竟是什么病。余下的几个问题要弄弄清楚，昨天清早，您在小涅瓦河被拘留，是这样吗？”
“是。”
“您在那儿干什么？”
“捕鱼。”
“捕什么鱼？”
“碰到什么捕什么呗。”
“捕到了什么没有？”
“还没有来得及，我刚刚到那儿。”
“为什么您丢弃船，想躲起来？”
“害怕了。”
“怕什么？”
“怕会弄不明白，就逮捕起来。战争时期嘛。”
“皮夹怎样会落到水里的？”
“为了拿证件，我把它掏了出来，我正要爬上快艇，船恰好摇晃了一下，于是就掉了下去。”
“哪儿借的船？”
“朋友那儿。”
“他姓什么？”
被捕的人思索一下，痛苦他说：”多说什么？反正您不相信我。”
“您这人真怪，我不是对您说过了：相信。万一有什么误会，把您拘留了，应该全都讲清楚。借给您船的那个同志姓什么？”
“我什么也不讲了，您会把我朋友也关起来的。”
“为什么？”
“那你们为什么把我关了起来？”
审问拖延了。
这时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对这个人了解了，明白卡扎科夫没有被动员去军队，因为关在监狱星，这点卡扎科夫自己后来也吐『露』了出来，”暗疾”和”有凭证兔役”是典型的监狱黑话。如果他不知不觉使用了这些黑话，那就说明他在监狱里蹲了不少时间，奇怪的是布拉科夫没有利用这一语漏。
“休息会儿，”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站起来说，”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暂时没有你们的事了。食堂吃饭去吧。”
“您要留在这儿？”布拉科夫问。
“是，我会叫你们的。”
助手懂得了首长的话音，一声不响随着女记录员出去了。
为了使被捕的人对他的出现习惯起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在室内踱了几圈，接着坐到了布拉科夫的位子上。被捕的人国为突然干预起先有点惊惶，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好奇仔细地打量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原先，由于眩目的灯光那个人没有看见他。
“想抽烟，就请吧，”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议说，把烟和火柴放到桌子的边上。
被捕的人怄着身子走到桌子跟前，拿了支烟，借个火点上了，然后退到位于上，很过熄地猛吸了口烟。
“谢谢。”
“您当然猜到了，我不是局外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开始慢吞吞他说，“我听了你们的审问，自己在心里想，我们这儿的犯罪者是从哪儿来的呢？要知道，人生下来不会就是犯罪者。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幸福。问题究竟在哪里？您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被捕的人警觉他说。
“现在我们两个人单独谈话，也不作任何记录。我向您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俄罗斯有旬老话：‘谁也保不定不坐监牢、不讨饭。’这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经过时了，其实是很正确的。经常有些难以预料的事情纠缠在一起，把人搞糊涂了。我们的法律对这个有明确的规定，审判很严，但很公正，法律给犯罪者有弥补过失，回到社会中去的机会。这要靠各人的意志和决心……当您坐在监狱里的时候，难道就不曾想到过这点吗？”
“在这儿？”被捕的人诧异地问，他这一叫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更肯定了自己的假设。
“不，从前，在战争前，”他确信他说。
“您打哪儿知道的……为什么您认为我坐过牢？”
“因为我有些经验。您可能认为像这样的事只您一个人，错了，您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纳粹分子会利用人的一些弱点为他们服务的。”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着话，没有把眼光从被捕人的脸上移开。卡扎科夫眉间的皱纹逐渐加深着，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可见他在注意地听着，动着脑筋。
“战前您盗用了公款，还是怎么的？”中校问。
“对，是这档子事……盗用了公款。”
“您看，您成了盗用公款的人，那是谁的过错呢？”
“谁也不是……只能怪我自己。”
“既然这样，就该好好回答……您到这房子里来是决意一句话也不讲的。我想，您甚至很乐意去死，是这样吗？”
被捕的人拾起了限度，突然问：”为了活命，我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不是在做生意，”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严厉他说，“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拒不招认，这就是把您自己置于最无『药』救的罪犯行列：一条是说真话，但白承认，老实交代，抵偿部分罪恶。法庭对这点会予以考虑。”
“好，我招，”被捕的人坚决他说。他拍一下自己的膝盖，站了起来，但又立刻觉察到做错了，并且为了掩饰这个不由自主的动作，请求说：”请允许我再抽支烟。”
“抽吧。”
他用颤抖的手指拿了烟，擦断了两根火柴才把它点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了看表。
“想吃点东西吗？”
“现在没有时间顾得上吃东西。”
“为什么？休息即将结束，又要继续审问，得坐上一整夜呢。”
“那好吧，要是可以的话，就吃一点吧。”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拿起了听筒。
“休息可以结束了。女记录员回原位，给卡扎科夫带点吃的来。”
当布拉科夫和女记录员回来的时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靠在椅子上坐着，指头在桌面上敲，他的眼睛高兴得发亮。布拉科夫知道，首长爱好音乐，兴致高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永远有某个曲调。
被捕的人坐着，弯着腰，头低到胸前，甚至他们进来时，他也没有把头抬起来。
第1卷 第3章继续审问
“您怎样从监狱里出来，在德国人手下做了些什么，以后再交待，”被捕的人吃完饭以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开始说，“现在我首先要知道您来列宁格勒的任务。”
“派我来列宁格勒，因为我战前在这儿住过，”卡扎科夫直视着预审员的眼睛，说。
“您有亲人吗？”
“妻子住在这儿，当然，这点我没有把握。她可能已经离开了，或者饿死了。”
“德国人关于您妻子和朋友知道些什么？”
“他们详细问了所有人的情况。”
“您对他们说了一些姓名和地址吗？”
“是的，说了几个。”
“是哪些人？”
被捕的人报了几个地址和姓名。
“您有孩子吗？”
“没有。”
“您在那边说到的一些人是您的朋友，还是一般的熟人·或同事？”
“他们不能算是朋友，有钱一块玩，落进法网，都断绝了来往。”
“您在那儿再也没有说出过别的人？”
“没有。”
“继续讲下去，为什么派您来这里？”
“派我来送封信。我应该找到一个专家，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亚洛夫。查清他住在什么地方，在哪儿工作，然后把信交掉。装作信是由我亲戚从莫斯科带来的。”
“接下去呢？”
“然后去涅瓦大街的一家『药』房，找那里一个姓沙尔科夫斯基的『药』剂员，对他说，‘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病了，要六包阿司匹林粉，’他会在『药』粉袋上写上，或把我叫到一边亲口告诉我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跟他接头。这以后我应该对他说，如果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病好，他会在 11 月 20 日来看他。还提一下带来的信。”
“关于那封信需要说些什么？”
“就说说我在这儿的结果……找到了扎维亚洛夫没有，信有没有交掉，他是不是住在原来地方？”
“这一切都可用你自己的话来讲吗？”
“是。”接下去呢？”
“以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找妻子、朋友……吩咐我找到一切可以找到的人”恢复旧有的友谊，还给了我请客用的钱。”
“您该怎样向您的朋友和妻子解释您在列宁格勒的出现呢？”
“说因为战争的关系，提前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就是说，让他们以为您是从‘大后方’来的。”
“什么‘大后方’？”卡扎科夫没有听懂。
“列宁格勒人这样称呼全国，”伊万·瓦西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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