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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经过努力奋斗，却不得不打起行囊继续走路的时候，请一定牢记，生命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旅途的美是需要边走边看的，你不要只顾低头赶路，也最好不要因贪恋美景而徘徊不行。
你不要只顾低头赶路，也最好不要因贪恋美景而徘徊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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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是被低估的武器
李钧等9人
古语说：最强大的力量是诚实，在这个信誉为稀缺品的社会，诚实是一个人最大的美德。与诚实相关联的是忠诚、正直、真实，而与诚实相对立的是虚伪、欺骗、欺诈等字眼。一个初入社会的青年，诚实也许是他可以拥有的最有效的武器。
诚实是一种被低估了的美德，尽管有关因诚实而受益的故事不胜枚举，但往往很多人认为诚实将会暴露自己的缺点，从而伤害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面对用人单位的面试时，由于担心对方会因自己有缺点而拒绝自己，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能力与成绩夸大，同时掩盖自己的缺点，以期博得对方的好感，殊不知这正走进了误区，因为相对你的缺点，用人单位更重视你的诚实，他们甚至会为了考察你的诚实而设置“问题陷阱”。
史瑞林毕业于北京商学院，在学校里不是高材生，也没有入党，但是在国务院某部的公务员面试中，她却高居第一名。当我问她面试的心得体会时，史瑞林告诉了我一个意外的答案，她说：“如果说考官对我回答还满意的话，原因应该是我将他们当成了自己的长辈，诚实对待，不夸大自己，也不拼命掩饰自己，显得比较坦诚吧。”
我问史瑞林考官问了些什么？她说印象比较深的是问为什么在大学没有入党，她的回答是这样的：“上大学的时候，我一直在积极争取入党，交入党申请书，也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但是后来人家上课的时侯就没有通知我。我想是自己的表现还够不上党员的要求吧。我会在工作中继续努力，争取实现自己入党的愿望。”史瑞林告诉我，当她回答完毕这个问题，她发现几个考官都在微笑，那种微笑是一种会心与理解的表示，她的坦诚打动了考官。“所以，一定要诚实，说假话肯定会表现得不真诚，为了弥补谎言而承担的心理压力会让你在面试中付出惨重的代价。”
诚实的品质相当于一个人的内力，你的武功招数再高明，一定要有内力做基础，才能发挥克敌的威力。诚实能够带来对自己人格品质的信心，而这种自信可以影响考官的对你的判断。
我的哥哥大学毕业以后，曾接受国家行政学院的面试，考官对哥哥说他脸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恐怕会影响公务员形象，哥哥的回答十分精彩：“我脸上确实有一块天生的胎记，那是父母的恩赐，我无权选择。我报考的是国家公务员，我想各位老师今天在这里肯定是为国家选材而不是选美的，如果各位是来选美，我想我不合适，但如果是选材，我相信自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哥哥既坦率承认事实，又自信地将考官的注意力纳入选材与选美的判断中，一举改变了考官的印象，以致几年后考官还对他的诚实与自信念念不忘。
“我脸上的确有一块天生的胎记，但我报考的是国家公务员，如果各位是来选美的，我想我不合适，但如果是选材，我相信自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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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从正午开始
李钧等9人
路遥是我最敬重的一位中国作家，他一生与贫穷搏斗，呕心沥血地创作，最终英年早逝，被誉为用鲜血和生命写作的人。路遥是来自农村的青年真正的知己，他用书中高加林、孙少平、田晓霞的形象激励着从农村奋斗到城市的青年，并满怀感情地抚慰着他们因搏斗而受伤的灵魂。
我自小出生在农村，后来到小城市上学，然后去省城上大学，直到现在到首都闯荡，人生的跨度和心理的落差都常常令我难以承受，寻找朋友的速度赶不上环境变化的节奏，压力、自卑、浮躁、孤独的情绪，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轮番袭击我的大脑，使我痛苦不堪。
这时我总能想起路遥，想起那个看上去古朴、迂腐却有着最强忍耐力的中年人，好像我的痛苦只有他能够理解，也只有他能告诉我生活需要忍耐和奋斗。路遥有一句话成了我与他息息相通的纽带，成了我与路遥具有相似生活的重要证据。这句话来自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之后，发表在《女友》杂志上的创作札记，叫做“早晨从正午开始”。
大学毕业以后，我进了一家报社的广告处，工作稳定，收入丰厚，分房在即，前程和人生一片明媚却也一览无余，我心里无由地多了许多恐慌，人生刚刚开始，怎么就像要结束？这是不是我喜欢的职业？兴趣和工作哪个更重要？对于家境贫寒、负担沉重的我来说，成为省报正式干部的诱惑是巨大的，也是我父母日思夜盼的好结果。但是在这里没有我的梦想，我的兴趣是做一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在长达一年的思考过程中，我认定这种稳定的工作只能保障我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却不能给我的生命增加意义。
一年之后；我辞职了；并下决心努力成为一名记者和作家。辞职后的半年，我没有找工作，而是租了一间小房，开始看书和写作。黎明入睡，中午起床，常常一个星期不见一个人，白天窗外的麻雀，夜晚汽车的马达声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深夜是学习的好时节，但也是最容易被悲伤击中的时候。我在享受读书乐趣的同时，也总是被生存和未知的恐惧包围着。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怀念路遥这个神交已久却再也无缘见面的朋友，想象他“早晨从正午开始”的生活，想象他那如老黄牛一样，疲惫不堪却奋蹄不止的样子，顺带默想一下孙少平在学校里饿得头昏眼花的困难日子。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被朋友围拢的温暖感觉，有这些人与我一样有着理想，和我过着同样的生活（出于崇高感，我当时将自己的苦难夸大了），这使我悄悄地将自己升华了一下，隐隐有与他们比肩的感觉，因为路遥与我还是有共同点的，我们的早晨都从正午开始。这种默念的习惯成了我坚持苦读的加油站，在我的平凡的世界里，我把自己想象成了孙少平，与路遥并肩向艰辛与苦难的生活进军，这种信念支撑我熬过了无数不眠之夜，甚至当我由于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加上房间潮湿，起了一身牛皮癣时，仍有勇气幽自己一默，“我终于有点像路遥了。”
坐在电脑前敲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是一名记者，兼一个专栏作者。每一次想起起一身牛皮癣的日子，我都很奇怪地感到幸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翻了翻一个青年的读书笔记，他这样写路遥和他的书，“虽然那段艰苦的日子已经不再，但孙少平的朴实，对苦难的承受，以及年少气盛的闯劲，都值得我学习，高三的时候不管冬夏，都是5点钟就起床，有时候也觉得很苦，但是一想到孙少平，我就想自己受的苦太微不足道了。 一直到现在，我还有一种想去尝试苦难的情结，这也是和当初读这本书有关。”路遥已经成为青年最伟大的励志导师，也是我的导师和朋友。
路遥是与苦难相伴的，他好像很少得到快乐，这是他和我们比他幸福的地方，我们有条件进行快乐的奋斗。犹太人说的一句话与“早晨从正午开始”有异曲同工之妙，叫做“一天开始于日落”，犹太人这样解释：为什么一天要始自日落呢？因为与其明亮地开始，黑暗地结束，倒不如黑暗地开始、明亮地结束。
我认定这种稳定的工作只能保障我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却不能给我的生命增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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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对策
李钧等9人
我毕业后第一个单位是省级机关，由于我是个不安份的人，一年以后我辞职到了北京。面对眼花缭乱的高楼和数不清的机会，我告诉自己，要开始学着推销自己了，就像推销一件商品。
我大学专业是广告传播学，有推销自己的意识，当时我考虑如果要在北京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卖点，也就是自己独特的长处，然后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我开始计算自己的资源，毕业于新闻系，学广告学，第一个工作是在报纸广告部，我的专长应该还是在报纸的经营管理方面。理清了自己的专长，就要寻找理想的目标了，由于用人体制的原因，中央级大报不是合适的去处，其他一些早已成熟的报纸也不需要我这样有激情没经验的年轻人，于是我将目标集中与北京市场上新兴的报纸和中央级报纸的子报。最后锁定了中国青年报的子报——青年时讯。
青年时讯是北京市场上新兴的报纸，隶属于中国青年报，报业大腕云集，会要我这样的毛头小伙吗？因为没有北京工作经验，我寻思按正常的渠道寄送简历肯定没戏，只能独辟蹊径，主动上门推销自己了。为了对报纸有所了解，我先买了几期青年时讯研究了一下，做到知己知彼。
我怕被一口回绝，所以连电话都没打，就带着简历直接去了青年时讯，找经济信息部主任。主任不在，我就打通他的手机，对主任说我想找他谋一份差使。二十分钟后与主任开始谈青年时讯的广告经营，然后主任告诉我对我主动上门的方式很感兴趣，同时认为我对青年时讯很了解，欢迎我到报社工作。我在北京的工作就这样搞定了。分析原因，我想是在主动推销自己的过程中显示了强烈的信心，加上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像我这样工作经验不足的年轻人来说，一定要充分了解想要去的地方，才可以和对方进行正常的沟通，才可以弥补年龄与经验的不足。
到青年时讯工作后，我依然遵守了这一原则，先没有着急开展工作，而是花时间对报纸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对自己的工作心中有数。这样，当两个月试用期满，我向报社总编辑寄出了一份《报纸问题整体分析与解决方案》。一个星期后，我被调入了编辑部，负责报纸的经营研究。
这是一次成功的求职经历，其中不乏运气成分，但我想既然能成功申请到职位，应该有可借鉴之处。首先是对自己有信心，是在对对方了解的基础上的信心，其次是主动推销自己，并且掌握推销自己的艺术，让对方了解你的实力和你的要求。
对于像我这样工作经验不足的年轻人来说，一定要充分了解想要去的地方，才可以和对方进行正常的沟通，以弥补年龄与经验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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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离炮火够近吗？
李钧等9人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
这是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也是世界各国战地记者信奉的圣经。卡帕在西班牙内战中拍摄了不朽的作品《一个士兵的死》，他离被打死的士兵只有几米远。卡帕被地雷炸死于越南战争中，传说临死前他还按动了一下快门。卡帕身体力行，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战地新闻事业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这句话也是令我最激情澎湃的格言，在我决心以笔为旗，从事匡扶正义的新闻事业之始，我就将卡帕这句话当作了战斗的口号，并在实践中力求做到离采访对方距离最近。
2003年4月；大学生孙志刚惨死广州收容遣送站事件被媒体报道后；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界群情激愤；纷纷揭露收容遣送站对农民工实施的罪恶。我当时正在中国《新闻周刊》供职，极力要求实地采访收容遣送站，经过争取与谋划，杂志社同意我采访天津市收容遣送站。
由于收容遣送站实行封闭式管理，不对外开放，缺少外界的监督与制约，所以在公众眼中这是一个神秘的堡垒，从这个堡垒中散发着监狱一样的气息，发生着殴打、敲诈、奴役以及其他种种不为人知的罪恶行为。这种采访，从正常的渠道是得不到真实信息的，对方会给你提供虚假的事实或干脆拒绝采访，为了了解到事实，采访到真正的新闻，我需要和被采访者近距离接触。经过考虑，我决定冒一次风险；化装成民工；主动将自己投进收容遣送站。
白天我先在太阳下暴晒大半天；晒得一脸油汗；然后到海河边；将衣服沾满泥土；然后再将上衣撕出一个窟窿；最后将头发弄乱；化装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神情萎顿的农民。为了使自己的神情更像农民工，我一天没有吃饭。晚上十点，我来到收容遣送站门外，蹲在值班室门口，紧张地等待着被收容，并设想着进去以后将要对的可怕遭遇。十分钟后，一个值班人员出来，看见我，呵斥了一声，“闹鬼呢你！吓我一跳！”又进去看电视，半个小时后，另一个人出来开始与我交谈，他告诉我由于非典，收容遣送站怕传染，已经不收容人了。我想出种种理由要进去，他显然是奉了上级指示，无论如何不让我进去，并且最后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要我到火车站去，睡在候车室，并且可以在站里讨饭要钱，等讨够车票钱，就上火车回家。
最后的结果是我采访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由从马路上不由分说往里面抓人，到现在由于非典一个不要，抓与不抓转变神速，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负责任，对农民的人身安危全不放在心上。
就这样，虽然我并没有真正地进去，却由于近距离接触了“炮火”，采访到了视角独特的新闻，所以仍然是一次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