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狼性到羊性+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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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狼性到羊性+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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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中国人和犹太人:异与同(7)
  然而事实上,以色列人在建国后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和奉献精神却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以色列建国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首先都要归功于它的民主政体。在欧洲飘泊了几千年的阿什肯纳兹人带回了成熟的民主思想。在他们的主导下,以色列从建国之初就建立起了成熟的民主体制。以色列在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体系十分公平,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选民意志,使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都有机会进入权力机构。犹太人在哭墙前祷告以色列的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可以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民间组织的积极性,释放民众的活力。阿拉伯公民除了可以不服兵役外,也全面享有所有其他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们组建了主张把耶路撒冷还给巴勒斯坦的政党参加大选,他们完全掌握着自治城市的政治和行政事务,并通过他们在以色列议会中的当选代表来代表阿拉伯人利益,这些代表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十分充分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建设性的争吵是团结的基础。虽然建国以来,发生了近200次内阁危机,但是在民主机制下,以色列却能保持健康的团结,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得以控制在适度的水平,保持着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决策能力。犹太人在议会争吵不休,一旦发生危机,立刻会协调起来,并肩作战。战争时拯救以色列的不是上帝,而是犹太人举国上下一致的迅速反应。以色列常备军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在高效的政治制度支撑下,它的战争动员能力极强。以色列人戏称自己是〃11个月不在岗的士兵〃。在发生战斗情况18小时内,以色列全体预备役军人就都可以领取到武器,完成集结;24小时内,预备役部队机动到位;36小时内,预备役部队投入交战。
  虽然一直在战争中生存,但民主制度使以色列成功避免了军人干政。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形势越来越紧张,约旦、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相互签订了战争互助条约,准备对以色列一致作战。事已至此,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仍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举动优柔寡断,以色列面临巨大危险。如果在专制制度下,局势发展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于领导人的软弱和准备不足,导致战争的失败。另一种是通过政变、内讧等方式,推翻旧的领导人,然而这种自我冲突会消耗大量的内部能量,对外战争也会大受影响。民主政治在此时显示了它的优势,在成熟的民主运作下,6月1日,工党成功邀请反对派加哈尔集团加入内阁,同时力邀西奈战争英雄达扬出任国防部长,主战派主导了政府,迅速开始了有效的战争准备。政府改组仅仅四天,6月5日,内阁就批准了达扬拟定的军事计划,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开战。6月5日到6月11日,以色列闪电般击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取得了辉煌的战争胜利。有人说,民主会使一个国家变得软弱混乱,危机时刻和战争年代,集权更有力量。以色列却颠覆了这种说法。
  反观阿拉伯,政治上的落后直接导致了他们军事上的失败。
  由于历史传统,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通常实行家族独裁统治,贪污和腐败困扰着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用人唯亲,管理无能,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虽然拥有世界经济的命脉……石油,却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政治体制与国家力量的关系,对比一下中东的两个最直接的敌人,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政府就一目了然。由于民主体制的约束,以色列政坛一直相对清廉,建国几十年没有出现过重大贪污案。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虽然尚未建立国家,巴解组织〃主流派〃如今已经变得很腐败。民族前途危机重
  重,难民遍地,贫民生活无着,法塔赫的官僚们却开着豪华小车招摇过市,有人还把老婆孩子送到巴黎去花天酒地。大敌在侧,法塔赫内部的各派系却一直忙着相互倾轧,甚至窝里斗。不少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一想到将要生活在巴勒斯坦当局的统治之下,人们的恐慌就溢于言表〃。法国报纸的一篇报道说,据调查,在以色列占领区生活的20万巴勒斯坦人当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愿意留在以色列的统治下而不愿回归阿拉伯人自己的政权。当以色列总理在2004年2月放出试探气球,表示可以考虑把加利利三角交给巴勒斯坦方面时,当地居民的反应十分强烈。一位当地居民说,〃以色列的地狱胜过巴勒斯坦的天堂〃。一位阿拉伯青年舒哈萨德对此做了注解:〃现在在这里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看法,而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你不危害以色列的安全。在那边,只要一议论阿拉法特的老婆,你就会被抓起来打个半死。〃另一个年轻人,29岁的伊萨姆…阿布…阿鲁则换了一种说法,称〃沙龙先生想要我们加入另一个国家,那里没有议会,没有正派出身的警察,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我们在西岸都有亲戚,但我们宁可活在以色列的统治下。〃
                  
第50节:中国人和犹太人:异与同(8)
  耶路撒冷第一圣殿时代的金烛台
  犹太人早就完成了精神上的现代化,而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基本上还保持着两千年前他们离开时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权威政治,专制政体,暴力至上。从文化上来说,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同质性有利于他们的团结。事实上,二十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中不断涌现出〃民族领袖〃,比如前埃及领袖纳赛尔、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利比亚领袖卡扎菲,试图统一阿拉伯广大区域。但他们的统一构想,几乎无一例外是建立在强权和暴力的基础之上。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就是其大阿拉伯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中世纪的强权理念不但不利于统一,而且割裂着阿拉伯世界,使得阿拉伯国家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即使面临共同的敌人,也不能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
  在历次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最大的敌人都不是以色列,而是他们自己。第一次阿以战争中,几个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各有打算,军事上缺乏协调。埃及的法鲁克国王对发动这场战争最为热心,因为他急于确立自己在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地位。约旦国王的打算则是想把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吞并,建立〃大约旦王国〃。叙利亚的目的也是想瓜分巴勒斯坦的土地。因此,战争一开始,埃及国王就不得不分出主要兵力,来提防和监视自己的两个同伴。在战争过程中,这几个国家各自为政,互不协调,战争还没有结束,它们就为了巴勒斯坦的未来安排而激烈争吵起来,使以色列得以从容各个击破,转败为胜。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虽然在以色列周围集结重兵,四面围困,但缺乏统一行动的部署和密切协同的作战能力。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各国军队相互隐瞒战争进程真相,各自为战,互不支援,因此整个战争中,从战略上、战役上则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把战争主动权拱手让给了以色列人。
  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力量本来是不对称的,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区域不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仅600多万,阿拉伯人则拥有22个国家,拥有近三亿人口和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然而,政治体制的差别,使这两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名言现在听起来仍然是那么令人不寒而栗:〃只要阿拉伯人还在内斗不休,只要阿拉伯人还喜欢贪婪、野蛮和残忍,那么阿拉伯人就还是弱小的民族,愚蠢的民族!〃
  六兴于忧患,衰于安乐
  辉煌的中华文明的诞生,也是原始文化交流和撞击的结果。
  上帝对中国人,比对犹太人要宠爱得多。他把犹太人放到了中东沙漠的狭小绿洲里,而他给中国人提供的土地要肥沃和宽广得多。考古学家的工作成果证明,中国文化形成初期是多中心、多元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大地上诞生了许多文明的萌芽点,如同星辰一样,散落四方。在东方,有山东的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南方长江流域,有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在燕山山系,有红山文化。在西部,有齐家坪文化。西南,则有四川的三星堆。这些早期文化都拥有各自强烈的个性特征,说明它们都是在相互隔绝中独立诞生的。
  中国中原腹地平原广阔,河流纵横,交通便利,给文化间的交流带来了极大方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长,各个文化点开始扩展和交流。这种交流的频繁和迅速的程度,甚至让考古学家感到惊异。公元前3500年左右,山东大汶口村出现了一种用来在祭礼时盛酒的陶鬶,它薄胎素面,造型奇特。龙山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100年,这种陶鬶广泛出现在了山东、河南、浙江、江西、陕西、甘肃、湖北等省的原始文化遗址中。到了公元前1900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它的出现范围更广,从辽宁、内蒙古,到四川、湖南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种陶鬶。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上古时代,原始部落间文化交往的频率之多,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正是这种广泛而迅速的交往,促使各个文化圈相互启发、相互激荡、迅速成长。虽然山泽未辟,交通困难,在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大地上从甘肃到辽宁、从内蒙古到两湖,原始人群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方面都呈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他们都用动物的肩胛骨卜算部落的命运,都用玉器和陶制酒器来祭祀祖先,甚至这些礼器上的花纹都惊人地相似。
                  
第51节:中国人和犹太人:异与同(9)
  中华文明就是在这种文明点的相互交流撞击中不断融合,不断实现质的飞跃。最终,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河南一带的原始部落在交流中取得了最高的文明成就,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出现了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荣誉之所以被河南独占,不是因为它的文明起源最早,也不完全是因为它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主要是因为它处于八面来风的地理位置。它恰处于各文化点的中心,与周围各个文化区交流都非常便利,从其他文化中吸取到的信息和营养最全面最充分;与此同时,它受到周边文化区的冲击、压力最大,遇到的挑战也最严重,因此也需要它做出最强有力的反应。正是因此,它的发展最快,最早确立了优势地位。
  在黄河中游形成的华夏民族,开始了不断向外扩张的进程。他们在黄帝等首领的带领下,不断地与周围民族冲突和交往,并把它们逐步同化。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文化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异质营养,促进了汉文化的发展壮大。所以说,在文明的初起阶段,中国是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的。
  但是,当整个中原地区都获得了充分的开发之后,民族交流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动力基本枯竭了。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特点是封闭性。与地中海沿岸相比,中国大陆是个内向的闭合体。它的西北是帕米尔高原,虽与外界有丝绸之路一线可通,但断断续续,不成规模。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成为中国西亚及东南亚之间交往的天然障碍。北方蒙古草原人烟稀少,自古视为沙漠。而东南部则是浩瀚的大海,对于一个非海上民族来说,它的阻隔作用比陆地还要严峻。这种地理环境把中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难通消息。这种阻隔是如此有效,以至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来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也是无功而返。因此,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墙文化〃。
  在中华文明形成不久,〃墙文化〃的负面影响就显露出来。从先秦开始,中国人的视野就被局限在中原地区,他们骄傲地认为中国居于世界中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认为自己的文明永远高于周围的四夷。
  中古以来,在欧亚大陆,中国成为与外界交流最少的〃特区〃,成为欧洲人眼中最神秘的国度。和世界其他大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和个性化。在两千年的封闭之中,中国人建起了世界上最有效律、最严密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大部分时间东亚这片封闭的土地处于统一和稳定之中。在数千年间,中原和外界的交往被简单地限定于和北方草原民族的战争或者和亲,除了佛教文化外,中国几乎没有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体中吸收什么异质文化营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自视为〃天朝上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让我们感觉不到探索外部世界的必要,也取消了人类天然的好奇心。任何有机质在过于封闭和稳定的环境下都会变质,近亲杂交和自我克隆导致的只能是物种的衰落。几千年里,祖先留下的几本经典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学习的唯一教材。几千年来一直咀嚼着同一块馍馍,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味同嚼蜡。中国变得越来越自闭,越来越自大,越来越守旧,越来越没有创造力。到了明清时期,这种虚骄的〃上国心理〃又演变成了〃闭关锁国〃的国策。在外部世界发生了激烈变革的大时代,我们却充耳不闻。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而不究其精髓。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可革新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放弃维新的念头。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几乎已经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经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正是这种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形成的强大惰性,导致我们这个民族在鸦片战争以来屡次外部刺激面前反应迟缓,应对乏力,导致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艰难与吃力。
                  
第52节:被误读的美国 (1)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天命。犹太人被命运驱赶,四处流亡,却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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