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能够保存下来，那么寄生在野地上的动物群呢？北美丛林驯鹿、几种大角羊、纯种的森林野牛、荒地灰熊、淡水海豹和鲸等很多动物目前已经面临灭绝的危险。如果失去了富有灵性的动物群，荒野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些社会组织和开发集团正在积极筹划极北荒地的工业化，涉及领域更广泛的发展计划也在运作之中。目前尚未出台针对极北荒野地区的保护措施，它尽管仍然广袤，但面积已经开始缩小。
没有人知道，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能抓住机会。然而任何想使荒野永久留存的努力，通常都会遭到拓荒者的嘲笑。
供休闲的荒野
数百年来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肉体博弈，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经济行为。当这种博弈形式消失后，作为人类的本能，我们用体育活动和竞赛的形式将它保留了下来。
人和动物之间的自然格斗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如今这种搏斗表现在狩猎和钓鱼这些消遣活动中。
对于更加阳刚、更具原始意味的拓荒旅行与生存技能来说，公共荒野区域则是以消遣的形式将之永久保存下来的首要场所。
这些技能有的已普遍推广，具体内容在调整后已经适应美国的情况，但技能本身，例如打猎、钓鱼和徒步旅行等，则是世界相通的。
然而有两种技能就像美国山核桃树一样是美国的“土特产”。其他地方也有人进行效仿，但它们只有在美国大陆才能被发挥到极致。一是划独木舟旅行，一是跟随马队旅行。不过两者都已退化，如今，哈德逊湾的印第安人有了小汽船，登山者也有了福特汽车。假如我必须依靠独木舟或驮马维持生计的话，大概也会接受用汽船和汽车来减轻劳作的辛苦。然而为了消遣而到野外旅行的人，如果发现自己必须得和那些机器争高下的话，只会倍感沮丧。在众多汽艇的包围下扛着独木舟上岸未免愚蠢，在一间夏日旅馆的草地上放马吃草未免滑稽，如此还不如待在家里。
荒野地区首先为野外旅行的原始艺术提供了庇护所——特别是划独木舟和跟随马队旅行。
有人会争辩是否需要保留这些原始艺术。我不想进行任何辩论。对于这些原始艺术，要么你去了解透彻，要么你就抱持陈腐的观念。
欧洲人的狩猎和钓鱼活动则不同，他们缺少美国式的在荒野旅行中保存下来的东西。欧洲人会尽量避免在林中宿营、做饭或做其他事情。他们把琐碎的事情交给捕猎人和仆人，他们的兴趣不在于享受荒野情趣，而在于感受野餐的氛围；野外捕猎的技能较量主要还是看捕到的猎物或鱼。
有人谴责野外活动“缺乏民主”，因为和高尔夫球场或旅游区相比，荒野所能承载的消遣活动很有限。这种论调的谬误在于在把大规模生产的理念用在了抵抗大规模生产的事物上。休闲的价值与数字毫无关系。休闲在价值上应和人们所感知的强度成正比，也应和它迥异于日常生活的程度成正比。照此看来，依赖机械的休闲活动顶多是索然无味的消磨时间罢了。
机械化的消遣娱乐已经占据了十分之九的山林。剩余的十分之一应该献给荒野，这也是为了对少数派表示起码的尊重。
为科学所用的荒野
有机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保持健康，即在内部自我恢复与自我更新能力。
两种有机体的自我更新过程会受到人类的干预和控制，一是人类自身（通过医药和公共卫生），一是土地（通过农业和自然资源保护）。
人类控制土地健康的努力目前未见成效。如今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土壤不再肥沃，或者流失的速度超过其恢复的速度，或者出现不正常的洪涝或干旱，那么土地就得病了。
人们同样也看到了土地其他方面的失调现象，但却没有将这些视为土地生病的症状。尽管人们已采取措施努力保护，但某些动植物还是不明原因地消失了；尽管人们已努力控制，某些害虫还是泛滥成灾。我们对这些现象无法做出简单解释，因此必须视之为土地有机体生病的症状。这些情况频频发生，我们无法把它们归为进化的正常现象。
我们对土地病症采取的主要还是局部的处理方法，这反映出我们对问题的片面认识。土壤若是没有了肥力我们就施以肥料，或者最多改变所种植物和所养动物的品种。我们从未想过，构建土壤的野生动植物对于保护土壤可能同样重要。例如，最近人们惊奇地发现，优质烟草的收成取决于土壤此前是否生长过野生豚草。我们并没想到这种生存的依赖关系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
土拨鼠、黄鼠或田鼠增殖成灾时，我们就把它们毒死，而不去寻找引起它们数量激增的外部原因。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动物造成的麻烦都应归咎于动物。尽管最新的科学证据表明，植物群失衡是啮齿动物成灾的真正原因，可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
在许多人工林里，原本生长着三四棵树的地方只能存活一两棵树。原因何在？善于思考的林务官知道，原因或许不在于树本身，而在于土壤中的微生物群。与土壤中的这些微生物群被破坏的时间相比，要恢复它们需要更长的时间。
自然资源保护的解决方法多数都是敷衍的、表面的——控制洪水的大坝和引发洪水的原因不相关联；拦河堤坝和梯田并未触及土壤流失的根源；维持猎物和鱼类供应的保护区和养殖场，解释不了为何时常无法提供足够的供给。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土地和人体一样，病症发生在某个器官，而病因可能是在于另一个器官。我们采取的自然资源保护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部缓解生物体的病痛而已。这些措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它们能够治愈疾病。我们在积极推行土地治疗术，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健康学还未产生。
土地健康学首先需要的是土地常态的基本数据，需要作为有机体的土地的健康示意图。
我们有两个可供参考的范例。一是东北欧，尽管人类已在那儿居住了几百年，那里的土地机能仍然大体保持常态。据我了解，那里是唯一没有遭到破坏而能吸引我们进行研究的区域。
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荒野本身。古生物学以充分的证据说明，在漫长的地质年代，荒野一直自给自足地维持着自身的生态平衡，灭绝的物种不多，荒野的自然状态也没有失控，气候和水形成土壤的速度与侵蚀土壤的速度大致相当或是更快。因此，荒野作为研究土地健康的实验室，具有出人意料的重要性。
我们无法在亚马逊河流域研究蒙大拿州的土地生理机能。每个生物区都必须有其自身的荒野，供人们对使用过的和未使用过的土地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如今除体系失衡的荒野外要挽救更多的东西已为时过晚，而残留的荒野也过于狭小，土地各方面的常态已经得不到全面的体现。即使那些占地一百万英亩的国家公园都不够大，无法满足食肉动物掠食的需要，也无法控制家禽牲畜带来的动物疾病。于是，黄石公园失去了狼和美洲狮，导致那里的植物群正在被赤鹿毁灭，特别是冬季的植被更是濒临灭绝。与此同时，疾病也造成灰熊和大角羊的数量急剧缩减。
尽管面积最大的荒野地区也出现了部分失衡的情况，生态学研究者J。 E。 韦弗仅观察了几英亩的野地就发现了问题：为什么草原植物群比取代它们的农作物更耐旱。韦弗发现，草原植物在地下进行“团队合作”，用根系覆盖土壤各层，农业轮作的植物则把根系过于集中在某一层土壤中而忽略其他各层，这样就会出现缺水现象。韦弗的这一研究揭示了重要的农业耕作原则。
同样，也只是在几英亩的野地中，研究者托格瑞迪亚克发现，长在田地里的松树永远无法像原始森林土壤上生长的松树那样高大且不怕风吹，因为后者的根是沿着古老根茎的路线扎下去的，因而能扎得更深。
在很多情况下，除非把荒野和患病的土地进行对照，否则我们很难了解健康的土地会有多么出色的表现。根据大多数早期在美国西南部旅行过的人的说法，山中的河流本来非常清澈。但人们对此仍然怀疑：他们是否只是偶尔在某个最好的季节看到了这些河流？防治土壤侵蚀的工程师一直没有这方面的基本数据，直到有人在墨西哥奇瓦瓦地区的马德雷山发现了这样的河流。因为害怕印第安人，这一地区从来没人放牧或从事其他活动，河水在最混浊的时候也只是淡淡的乳白色，完全能看清抛下的鳟鱼鱼饵。河流两侧的堤岸布满了青苔，而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这类河流则大多布满鹅卵石，不长苔藓，边上没有土壤也不长树木。一个值得考虑的睦邻合作计划是，通过建立跨国性的实验站来保护和研究马德雷山的荒野，并以此为治疗美墨边界两边土地的试点。
总之，所有的荒野地区不论大小，都可以成为土地科学研究的标准。它们的这种价值表明，为人提供郊游休闲并非荒野的唯一用途，甚至不是其主要用途。
野生动植物的荒野
要保护大型掠食动物的生存繁衍，只靠国家公园是远远不够的。看看大灰熊的濒危境地和已经没有了狼的公园吧。同样，国家公园也无法保护大角羊的生存，大多数羊群的数量都在减少。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的很清楚，有的则模糊。对于像狼这类活动空间广泛的动物来说，国家公园当然太小了。由于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奥秘，很多动物似乎无法作为孤立的群体繁衍兴旺起来。
国家公园周边多是比较原始的国有森林，让这些森林也成为濒危动物的保护区，似乎是扩大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最有效的办法。但这些区域一直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灰熊的情况就是悲剧性的例子。
1909年我第一次来到西部时，在每个主要的山区都能看到灰熊，却有可能连续数月都看不到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人员。现在几乎每一丛灌木后都有某个自然资源保护机构人员。尽管这样的机构在不断地增加，可最雄健的大型哺乳动物却数量日减并且撤到了美加边境。据官方报导，美国境内还有六千头灰熊，其中五千头在阿拉斯加，其余的则分布在另外的五个州。或许人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想法：只要灰熊能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存活下来就已经足够好了。但我不这样认为。阿拉斯加的熊是独特的物种，把灰熊放逐到阿拉斯加如同把快乐逐回天堂，那可能是我们今生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拯救灰熊需要大片远离公路和家畜的地区，或者已对家畜造成的破坏进行了修复的大片地区。创建这类地区的唯一途径，就是购买下分散的家畜牧场。但是，尽管地方政府愿意通过购买或交换土地的办法来实现创建保护区的可能，但保护部门在这方面的成效还是不明显。林业部在蒙大拿州建立了一个灰熊养护区，可又在犹他州的山区牧场鼓励养羊业，全然不顾这个地区是该州唯一有灰熊幸存的地区。
永久的灰熊保护区和永久的荒野地区当然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要有极大的热忱，不但需要对自然资源保护的远见卓识，还要具备对历史的洞察力。只有那些能观察到生态进化全貌的人，才有可能珍惜荒野这一生物进化的载体，才能懂得爱护进化的杰出成就——这也是灰熊的意义。然而，假如我们的教育真能起到作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正是古老西部的历史遗产，为今天的西部赋予了意义与价值。将来的年轻人会像探险家路易士和克拉克一样在密苏里河上扬帆，或者和詹姆斯·卡彭·亚当斯一样登上内华达山。并且每一代人都会问：白色的大熊在哪里？如果回答是，自然资源保护者没留神它就消失了，那将是多么令人汗颜的答案。
荒野的捍卫者
荒野这种自然资源只会萎缩不会增加。人们可以防范或减缓对荒野的侵犯，使之成为休闲消遣的去处、科学研究基地或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但是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创造新的“荒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任何一个荒野保护项目都是防护行动，把荒野的萎缩尽可能降到最低。1935年成立的荒野协会“旨在拯救美国残存的荒野”。塞拉俱乐部＇6＇也在为了这一目标而努力。
然而仅仅有少数几个团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也不能只因为国会制定出一项荒野保护法令就心满意足。除非所有的资源保护机构中都有人在关心荒野，否则，这些团体可能永远无法及时发现新的侵害野地的行为，而只有等到这些侵害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才会醒悟。同时，全国各地为数不多的具有荒野保护意识并关心野地的公民必须密切观察，保持警觉，随时同破坏野地的行为勇敢地进行斗争。
在欧洲，荒野已经退缩到喀尔巴阡山和西伯利亚。每个头脑清醒的保护论者都会为之叹息。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能保留的这种土地奢侈品很少，但是那里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一项拯救半荒野地区的活动，尽管这活动来得迟了些。
总之，能否看出荒野的文化价值，归结起来是一个知识修养的问题。忘了土地之本又肤浅的现代人自以为发现了重要的东西，整日空谈着自认可以延续千年的政治或经济帝国。而只有真正的学者才明白，历史是由从单一起点展开的旅程连续建构而成的，人类一次次回到这起点，又再次出发，寻求另一套亘古不变的价值观，如此反复。只有真正的学者才知道，为什么原始荒野才是赋予人类事业内涵与意义的源泉。
环保美学
除了爱情和战争，还没有哪种活动能与所谓户外休闲的嗜好相比。它可以无拘无束地进行，可以有各类参与者，或是个人欲望与利他主义交杂的矛盾体。人们通常都认为，回归大自然对人有益。但益处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鼓励人们去追求这一目标？如果你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会陷入困惑，只有那些缺乏判断力的人才不会心存疑虑。
在老罗斯福的时代，休闲娱乐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开始被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