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披肩，双颊上有着一层不常见的健康的红润。她兴奋的指划着说：“你看这方向多好，整个房子朝着东南，这东南角的屋子正好做书房，东窗前可以放一张大大的书桌，四墙嵌上矮矮的书橱，南窗下再放一张小小的茶几，几张小椅子，这屋子就不必再有别的陈设了。”一转身她又往后走，嘴里说：“这间朝南的房子，正好做卧房，阳光也好，配上浅红色的窗帘，矮床，摇椅，和一张小巧的梳妆台，空气就非常的柔静。最好的还是外面的一大间……”她说着又走到外面大屋子里，倚着窗口，回头笑说：“这四周松影太浓了，这间要挂上彩云式的窗帘，才显着光亮。买白布来，拿油彩画上去，这样，无论屋里插什么颜色的花草，全都合式。壁炉上挂上蒙娜？丽莎（Ｍｏｎａ Ｌｉｓａ）的画像，再配上一对淡黄色的蜡烛，该多么淡雅！看这壁炉，多大，多简朴！山后有的是乱柴，去捡些来，冬天阴雨的黄昏，把壁炉点上，不点灯，在炉火中品茶，听雨，呵，听到半夜我也愿意……”她呼吸有些急促，不住的说了下去。
我一声不响的看着她，这少女多么美丽，多么聪明！她竟在这空屋里，用幻想布置了一个最美丽的住宅……我快乐得微笑了，我说，“虹，等明儿我攒够了钱，把这所房子买下来，接你来住！”她惊异的抬起头来望着我，脸上忽然盖上一层更深的红晕。我知道我说错了话，赶紧接着说：“你既然如此喜欢，我买了这房子，分租给你。”她才笑了一笑，但立刻又皱起眉来，心不在焉的往外走，我也便跟到廊外，我们都沉默了下来。本来么，我从来没有表示过我爱她，她也没有说过她爱我，其他的更谈不到了。不过，只要我们心里都明白，都了解，一切的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此后我们又去过许多次。这一夏天，空袭太多了，我不能工作，她也没有教书，但我们都不到防空洞里去，山上本来安全，这院里又是最幽静的地方，在阳光和月色下，我们就坐在廊栏上闲谈。虹在庭院布置上，又添了许多意见：廊下要种些玫瑰，竹边要栽上美人蕉，石阶两旁要植些杜鹃，剪平了便是天然的短墙……我总是微笑的听着，这种谈话，总继续到警报解除为止。
雾季来临，空袭没有了。我赶着补做实验室里的工作，虹也给学生赶补功课，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但在忙逼劳碌之中，我的心中，总憧憬着那在幻想中布置起来的房屋和庭院，和在房里院中欢笑行走的虹。这憧憬使我沉迷，使我陶醉，一想起来，胸头便热烘烘的！
春天该是更快乐的了，而我的心里，却加上一层重压。上海家的来信，总是提到生活越来越高，父亲的宿疾也越来越重，债是借到无可再借，希望我能够寄点钱回去。否则不但弟妹们要失学，就是全家也眼看着要断炊了。
虹呢，本来她的一家住在南岸她的表兄的工厂里。她的表兄是个厂长，手头很丰裕，待她一家也极好，但她的表嫂于春初亡过了，没有人理家。在周末，虹就常常到南岸去，回来时总是很忧郁，很沉默，难得看见她快乐的笑容。我们渐渐的感到“现实”的箍儿，越箍越紧，虽然我们还挣扎着往幻想的道上走……
暑期中，虹住在南岸，我去兰州赴了工程师学会年会；顺便在西北考察了一趟。回到山上，在初秋阴雨的黄昏，在我杂乱的书案头，拆开了两封信。第一封是我叔叔的，上面写：
颖侄惠青：前得汝父自上海来函，道及近来家计，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深以汝历年只知自己前途，不念家庭负担为憾！叔亦老也，家中食指浩繁，势难兼顾，研究所中薪水太薄，不足久恋，兹已为侄在××银行，谋得助理员之职，地位虽低，而薪津分红，平均每月可在三万元左右。此事之成，半由机缘，半由面子，万勿再以“兴趣”“事业”为辞，坐失机会！望即日辞职，进城报到，切要切要。
叔字
第二封是虹的，只短短的几个字：
颖：我昨天已辞了这里的事，打算回到南岸去久住了，明天下午请到那空屋廊上相见，即便话别，心乱如麻，一切面述。
虹〓即日
我拿着这两封信，只觉得手足冰冷，胸头发噎，窗外已经沉黑；只有一两星微弱的灯火，在层层的雾阵中挣扎着闪烁——
第二天的黄昏，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山上走，这小径，本来是走向乐园之路，而今天……我低着头正在昏昏的想，猛抬头已到了这所房子的门前，我愣住了，擦了擦眼睛，重新再认，呵，一切都改观了！四围已编上比人还高的竹篱，两扇漆黑的大门，紧紧的关闭着，篱笆上面露出窗户和廊子，窗上挂着白色的布帘，廊上晾着一行行的杂色衣裤……
我打了一个寒噤，似乎整座山峰在我脚下震撼！我咬着牙，站了一站，便踉跄的走过这房子，迎着虹的来路。
在半路上我把虹截住，她的头发上满是雾珠，一件灰色的雨衣，裹住了她细小的身躯，眼圈微黑，更显出那黑大深愁的双眼，她向我惨惨的一笑，一面仍往前走。我拦住她，说：“虹，我们不能去了，那房子有人住了！”我的声音带些颤动，她抬头注视着我，咬着唇儿，又惨惨的一笑，我们就在路边站住了。
经过了久久的沉默——我慢慢的从袋里掏出叔叔的那封信来，塞在虹的手里。虹展开了信，细细的看了一遍，又无言的递回给我。她两手插在雨衣袋里，用鞋尖踢弄着地下的石子，半天，抬起头来，说：“好，我们都得走开了，你牺牲了你的事业，我……我牺牲了我的……爱情……”我抬起头来，她笑了，笑得异样：“已答应了我嫁给我的表兄，这当然是父母的意见。表兄从小就欢喜我，因着喜欢我，就担负了我的一家。我对他却只有感激，没有爱情。我总希望也许有一天，我能够独力把这病苦的家庭，负担起来，好减轻他的恩债。因着较高的报酬，我就来到这山上，做着教师兼保姆，和这几个淘气的孩子，混了三年，而现在……
“不知是何冤孽，竟在这里遇见你！我们都是最可怜可鄙的孩子，只知往幻想中沉溺，逃避，这幻想曾使我们朦胧的快乐了许多日子，但现实还是现实！比浮云还轻，现实比泰山还重，到了今天，浮云散尽，我们才发现自己已被压在这惨重的现实之下！”
她停了一停，双颊绯红了起来，微微的咳嗽了几声，“然而我并不追悔我们的相逢——我们虽然从今永远分开了，在海角，在天涯，我们却都知道我们正在走着同一的命运，那就是无休无尽的寂寞与忧愁……
“我并不要求你忘记了我，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正和我不会忘记你一样。”她伸出手来：“再见罢，颖！不，我不说再见，我希望我们永不再见！”
眼泪塞满了我的喉头，我捧住了她的手，停了一会，她挣脱了，转身便走，我正要唤住了她，她忽然又转过身来，满脸的泪光，满脸的笑，她伸着双臂：“幻想，为什么不可以呢，让我们还拿幻想来结束这别离……颖，你不是进城上班去么？别忘了你还有个美丽舒适的家，你好好上班，周末回来，我在窗口点上一支红烛，来照耀你的归途。我在壁炉边矮几上，给你准备下一顿精美的晚餐，你在这小路上唤我，我就跑下层阶来接你！去罢，我的颖，星期六晚上见！”她在哽咽声中长笑着，回头便走入松林深雾之中——
黑暗压盖了下来！我的灵魂已离开了我，我的麻木的腿，一步一步的拖着我的躯壳，往山下走——这小路无尽的长，往下，往下，把我引到无底的深渊里去。
1944年10月25日夜
小桔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芒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烛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空巢
老梁左手叉在腰上，右手扶着书架，正佝偻着在看架上排列的书呢。我默默地望着他的肩部隆起的背影，慨叹地想：他老了，我们都老了，一晃就是三十多年呵！
他是我在大学时代的同屋同级生，他学的是历史，我学的是文学。我们很合得来，又都喜欢交朋友，因此我们这个屋子是这座宿舍楼中最热闹的一间。毕业后，我们又都得到了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虽然我在中部，他在西部，我们却是书信不断，假期里也总要跑到一起去。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们又同时回国，不过他的成绩比我好——带回了一位在美国生长的、很能干很漂亮的夫人美博。我是回国以后才和一个那时正当着中学教师的同学华平结了婚。我和老梁又同在一个大学里教课，住处又很近，两位夫人也很合得来，因此，我们两家同年生的儿女，就是两位夫人以自己的名字替彼此的孩子起的。我的女儿叫陈美。他的儿子就叫梁平。
解放前夕，有一位老教授，半夜里来把我们叫到一起，动员我们乘明天“抢救教授”的飞机离开这危险的故都。本来已是惊惶失措的美博，就怂恿老梁接受这个邀请，匆匆忙忙地连夜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带着儿子走了。华平却很镇静地说：“怕什么？我们到底是中国人，共产党到底比国民党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留了下来，从此，我们和老梁一家就分手了。
甬道那一边的厨房里，不时送来一阵炒菜的声音和扑鼻的香味，妻和女儿正在厨房里忙着呢。老梁抽出一本《白香山诗集》来，放在桌上，回头笑对我说：“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