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拎着自备晚餐回到房间。毛同志在吃“康师傅”。康师傅是北京流行的一种快餐面。我摊开大饼和丸子请毛同志与我分着吃。毛同志问：“这张饼多少钱？”
“八角。”
“才八角钱？丸子呢？”
“一块二一斤，我称了半斤。”
毛同志围着油炸丸子转了一圈，说：“这么一大堆才六角钱。其实北京挺便宜呀！起码比长沙便宜。”
我说：“比武汉也便宜。”
这时候王先生来了。换了领带，穿着风衣。风衣不同凡响，我只当没看见他。毛同志像我家长一样埋怨地看我一眼，上前倒茶倒水应酬王先生。
王先生说：“眉小姐，该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
我说：“什么事直说。”
王先生好像突然发现了大饼及胡萝卜丸子。“哎呀，吃这么艰苦干什么？眉小姐，你应该去餐厅进餐嘛。”
我说：“你以为这丸子便宜？告诉你，绿色食品专卖店买的。一块钱一个。”
“好。好。”王先生说，“也太贵了一点。毕竟只是胡萝卜，开了发票吗？”
“当然没忘记。”
王先生无可奈何笑笑说：“学狠了。这么几天就学狠了。”
毛同志说：“现在风气就这样，买卫生中都开副食发票。”
王先生在与毛同志搭讪的时候拣了一个丸子吃起来。他一连吃了七八个。最后告诉我他还有事，不能与我一同回武汉，让我自己买火车票回去。
“那我只能买黑票。”
“黑票可能贵得很。”
“那我买机票吧。”
“算了。买黑票吧，不过买黑票有风险。你又不着急走，设法找找亲朋好友买正道的票。”
我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房间。和王先生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受呢？资本家德性！我径直下楼，径直往外走。我无处可去。我宁愿在马路上流浪。直到王先生明白我已弃他而去，知趣地离开我的房间。
经过招待所大厅时，我无意中发现了王先生的表弟。他坐在油腻腻的公用沙发上，假装注视服务台前登记的人。他的假装神态提示给我一个真实的事实：他在等候王先生但他怕我看出这一点。
我成全他。我扬长而去。
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毛同志说：“天啊，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
“谢谢你！”我说。
“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
“他活该。”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
“我还没有？他才没有！你不知道内情。”
“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毛同志正襟危坐，严肃地对我说，“我有感觉。我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了，所以处世圆滑一些。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
我对毛同志刮目相看。
毛同志说：“不相信我的话？”
“打死我也不信。”
阳光灿烂照耀着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镜子。我在镜子里梳头。我透过自己的脸窥视自己的心。毛同志对我的感觉还是有几分准确的。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片沙漠。与朋友也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替我办点事，我替你办点事，你说我好话，我吹捧你几句。全是俗入俗套，灵魂从不颤动。人走了茶就凉了。风吹过沟壑就平了。我是这样的？
我想不是。我不想是。紫红色的电话机跳入我的视线。我久久望着电话。看见马甸桥上空的月亮在白天升起。我是有真朋友的。我这个朋友和我亲兄弟般相似，情同手足。尽管我们远隔千里，音讯全无，我相信我握有他的钥匙他也握有我的钥匙。
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怎么忘了。
“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中午时间到了老赵没来，又是一个电话。与昨天内容一模一样的电话。
第三天中午还是一个电话。要明天的票吗？要！那就还是三百。票太难了。北京在开会！
第三天我和毛同志预感都不好。毛同志因此没出去办事，陪着气疯了的我。
“北京人怎么这样！北京人怎么这样！”毛同志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蹙着眉在房间踱来踱去。我躺在床上，两眼望天，用脚趾甲狠狠抠墙纸，恶毒的报复念头满脑瓜乱转。
第四天上午老赵来电话了。他说有了明天中午的票。请带上票钱到火车站广场西侧报刊亭去，有人会给票的。
我翻身起床穿上外衣准备去取票。毛同志喝住了我：“等等！这里头有阴谋诡计。”
“不会的。他们不会不给我票。”
“不是。我是说你实际上是向老赵提前三天订票的。手续费应该一百五十元。老赵为了多赚一百五十元，老骗你说在买明天的票。”毛同志站起身来，眉头展开：“现在事情明朗了。老赵只可能三天后有票，可他用计让你多掏了一百五十元钱。”
“对。”我也豁然明白。不就是想多赚几个钱吗？请直截了当推心置腹说，我可以给。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何必害人苦等三天。白了多少少年头！
“好狡猾！”毛同志感慨万千，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事啊！毛主席如果九泉有知，只怕要从纪念堂站起来哟！”
我与毛同志是两种思路。她是以小见大，忧国忧民。我却是不论是与非，只想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寸土不让锚株必较。
“走。”毛同志勇敢地挺起胸脯，挽起我的手臂。“我和你一起去车站。我倒要看看这些贩子什么嘴脸。”
“不。”我使劲摇头。我告诉毛同志：“我不愿意善罢甘休。我这次来北京太难受了！”
“我们报警？”
“私了。”
毛同志惊诧得拍了一声巴掌。“莫搞莫搞。小眉，你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女的。”
“真的私了。讨个公道而已。但我需要你帮我，可以吗？”
毛同志望了我一刻，说：“可以。我这次豁出去！”毛同志一激动说起了湖南话。
我很想很想冲过去，握紧她的手，告诉她我为我们第一天见面时我的冷漠无礼深感抱歉；告诉她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在北京的日子将会多么难捱；告诉她我将永远记得并想念她。但是，我一动没动，一句活没说出口，傻站着，不敢看她。毛同志去了卫生间，在里头哗哗的放水声中清着哽咽的嗓子和堵塞的鼻子。
十分钟后我拎着旅行包出了门。毛同志站在窗前一直对我摇手。
我在火车站广场顺利地取了票。顺利得令人吃惊。一位妇女走近我问：“眉红？” 我点头。这位妇女在我眼前松开拳头，掌心里是一张硬卧火车票。她又伸出另一只手。我将准备好的票款放在她手里，她没数钱，只看了看，然后票就到了我手里。她将两手抄进口袋，转身走了。
城市包装
1
很多人都认为日常生活平淡乏味。可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你我他——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在这十分具体的一个日子又一个日子里萌生、燃烧和死亡的。
我们没有别样的日子。
如果说日常生活平淡乏味的话，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平淡乏味？还有什么？
2
真没想到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会如此不堪一击。就一句话，一句孩子气十足的话，肖老师听了之后往前一栽，死了。
肖老师是我读医学院时的微生物学教师，学问很好但表述能力不强，为此，他容易脸红。
在那个时候，我对男人的认识比较肤浅，我认为男人的腼腆等于他心灵的憨厚。尤其有学问戴近视眼镜面皮白净的腼腆男人，是值得尊重和应该加以保护的。所以，当年我利用学生干部的职权充分维护了肖老师的体面。
肖老师当然是个聪明人。做什么也没对我说。但在一次校园的散步中，他主动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他对我这么介绍他妻子：这是你景护士长。
他又叫他女儿说：肖景，这是你大姐姐。
景护士长用一种亲切会意的热情握了我的手，肖景乖乖甜甜地说：大姐姐好。
从此我成了肖老师家庭里的常客。景护士长每个星期天必定要煨肉汤，必定要我去喝它一大碗。不久我就发现肖老师夫妇并不善于交朋结友，也不好客。对陌生人或者并不陌生的人，比如邻居，一律都怀有戒心，礼貌而淡漠。他们很认真细致地过自己的生活：不让衣服领口上有污迹，做讲究营养的菜饭，晚上看书备课间或讨论病例。由此我更加珍视他们对我的友谊。
珍视友谊并不说明去他们家喝肉汤是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如果肖景不在家，他们夫妇就会给我找出一大摞专业杂志让我坐在客厅阅览，一直阅览到肉汤煨好。庆幸的是三岁的肾炎患者肖景一般星期天都可以从小儿科无陪伴病房放假回家。
起初我是假装喜欢肖景。摸她的头，要她叫我大姐姐，夸小姑娘多么漂亮。这套把戏仅仅是为了报答孩子父母的肉汤。那年我十九岁，我从没在小孩子身上用过心。我不觉得小孩子有什么格外可爱的地方。小孩子无非喜欢哭和吃糖。
肖景与众不同。她得了慢性肾炎。激素的治疗使三岁的小姑娘有了一张异常白胖胖鲜嫩的满月脸，这病态但有趣的脸盘上撅着红艳艳的小翘嘴巴。她在父母和病房医护人员的精心教育下显得训练有素，落落大方，从不与大人闹别扭，说唱就唱，说跳就跳。有一种亲近人和使人亲近的天赋。
星期天，当肉汤在煤球炉子上咕噜咕噜煨着的时候，我说：肖景，给大姐姐表演歌舞。
肖景说：好的，大姐姐。
肖景的保留节目是跳着藏族的锅庄，唱《北京的金山上》，但她时常还有新歌奉献。记得有一天，永远记得有那么一天，肖景从医院给我带回了一首划时代的歌。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
爱情的歌儿随风荡漾，
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啊——啊——
亲爱的人呵携手前进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一张小红嘴公然坦荡地高唱“爱情”和“亲爱的人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