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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实质是结构。结构的好坏与否全靠男女双方。一个女人，无论你爱得多么热情忘我，你在新婚的第二天早上千万别抢着折叠被子整理床铺。为什么？这里头有一微妙处，你首次做了，必定大受丈夫赞许，你便忍不住第三天又抢着做，丈夫惊叹你的贤惠，第四天你必定也抢着做。接下来就习惯了，丈夫不注意你你也做。这工作自然就分配与你了。板块结构形成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忽然某一天你发现你身体有恙或者孩子拖累顾不及整床叠被，丈夫便不高兴了。他若天天在这时候有喝杯热茶吃早点的习惯，你让他去整床叠被，他肯定会震惊甚至震怒得摔掉茶杯。
有一姑娘，喜欢人在背上挠痒。谈恋爱时小伙子能求得在姑娘裸背上挠痒的机会，那简直乐坏了。新婚之夜，小伙子主动为妻挠痒，这次无须提心吊胆，于是痛快酣畅地挠了一通。从此，妻子夜夜必须挠痒。后来日子一长，丈夫实在坚持不下去。妻就哭泣继而吵闹，认定丈夫与她的爱情死亡了。
结构一旦形成，谁要动一动准发生地震。
女人，你切不可太主动。在新婚燕尔之时，凡家务事，要与丈夫一同商量一同做。男人也切不可娇纵新娘，恋爱时挠背，新婚之夜哪能挠背？
婚姻结构酷似榫卯结构。一男一女两个人原本混沌未开之身。结婚之始，男好比榫，女好比卯，榫卯若要契合得当则双方都不可太过。彼此都须互让三分，渐渐由陌生到熟悉，通过细细微微的摩擦达到榫卯稳固的结合。如果榫大于卯或者卯大于榫，婚姻必然破裂，哪怕当初恋爱时双方恨不能化作一个人。
我这一番谬记想必会遭爱情至上者的强烈反对。有人说他可以只要爱情而不结婚。那么我索性说句更荒谬的话：除非一个人不正常，正常男女谁也逃不出结构。你可以不结婚，但不可能不与人形成结构。结婚是一种公认的合理结构，除此还有许多其它形式的不受公认的结构。一个成年人，没有结构，必然会垮掉。一阳一阴，互生互补，榫卯相接，这是天大的道理。这也就是人类婚姻的根本之所在。男女之间最最要紧的当然应该是平等互敬，相依为命。男人懂得男人该干什么，女人懂得尽女人之本分。这样，婚姻岂能还被人误说为坟墓、笼子和围城？
爱情这东西也是有的。它像春天的花，夏天的雨，雨后的虹，孩子的游戏。它可以是婚姻的基础和台阶，也可以不是。爱情放在别的文章里再谈。对于婚姻来说，最好只谈结构，不谈爱情。
千古憾事
女人爱服装，这是毫无道理可讲的天经地义的定理。
当一个女人由一个小女孩子变成少女的时候，她像刚剥出的新鲜玉米那么美好，肢体柔软，肌肉匀称，皮肤跟打了蜡似的闪动着光泽。然而，她没钱。她只能穿妈妈做的泡泡纱连衣裙。这类服装总是不太合身，因为妈妈故意裁大了裙子的腰身，免得女儿过早地暴露曲线。
假如少女有供自己支配的大笔钱，可她又没有对服装的感觉，在服装商店里，她眼花缭乱，右瞧右瞧，认为商店里的服装都挺漂亮，可就是拿不准自己穿哪一件好。少女于是就往大街上看，大街上流行什么她就穿什么。
女人对服装的感觉是需要时间、环境、见识和爱情来唤醒的。服装有质地、颜色、款式和做工的要求，最重要的要求则凌驾于以上四种要求，那就是对自己与哪一种服装相和谐准确判断。绝大多数女人在这一点上马失前蹄，不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就是过于自卑了。
纵然女人对服装的感觉般般齐全，她却已经失去了一生中最佳的身段和肌肤。为了弥补身段和肌肤的缺陷，对服装的要求就更高一筹，需要的将是一流的质地精细的做工和毫不含糊的独特颜色搭配。那么这种服装肯定价格昂贵，女人还是没有钱。
也许过若干年，女人有钱了，但是一个女人若能赚足可以随意购买昂贵服装的钱，那这个时候的女人且不说身段与肌肤已经何等悲哀，单是心情就没了。任何服装穿在一具冷若生铁的躯体上都不可能有什么美感。难道一个像男人一样奋斗过来的女人——无疑是一个历经了沧桑的女人，还会有多少柔情与希望吗？
不同种族的女人都有她们最合适的服装。对于中国女人来说，恐怕旗袍还是最美好的。
黄皮肤黑头发削瘦身材的中国女人被一袭旗袍勾勒得亭亭玉立，仪态万方。但是，在过去的岁月，女人的旗袍遇上了连年的战火。兵荒马乱，动不动就必须抱头鼠窜，女人只好割爱，穿上男人穿的长裤子。
服装是要有环境才能够讲究的。问题是这个地球的大大小小的环境全由男人在制造和操纵。而男人归根结底是厌恶女人的服装的。他们的眼睛仿佛X 光，看女人看不见服装只能看见纯粹的女人。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女人也没能对服装有所要求。她们随着政治运动而改换服装。在这个年代，女人唯一的反抗只是在灰蓝色外衣的领口翻出花色鲜艳的衬衣领子。实际上里面的衬衣并不鲜艳，领子只是一副假领。女人找了一个借口告诉社会：假领只是为了保护外衣不沾灰尘。
现在国门开了，世界各种服装都进入了中国。可是这又有什么用？结果只是中国服装行业阵脚大乱，到处是短腿肥腰的萝卜裤，女人还是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服装。
让女人不爱服装是不可能的。让女人既年轻又有钱，既有钱又有感觉，既有感觉又有心情，既有心情又赶上好年月，既赶上好年月又父母双全，既父母双全又有称心如意的郎君，即有称心如意的郎君又有住房媒气小保姆，即有以上一切，又是个有成就的穿了服装有地方展示的名女人，这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感叹一句：女人是服装的奴隶，服装是女人的终生之憾。
1993。10。8 武汉
我在新疆看见了飞碟
8月25日，我们看见了UFO，在新疆。
这一天，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当时我们已经在远离乌鲁木齐六百公里的北疆福海县。福海县在准噶尔盆地的北缘，坐落在茫茫戈壁上，遥遥相对着我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但福海并不荒凉，它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县城，它绿色笼葱，湖水澄碧，楼房小巧玲珑，偌大的绿洲上只有一万人口。福海县委书记孙葆煜不仅是个汉人，而且是地道的江南秀才。他是江苏南通人，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支援祖国边疆建设的热血青年。三十多年的边塞风沙竟然没有冷却他的一腔热血，他硬是呆在福海，与福海人一道把当年只有一个小卖部的县城建设成了一个马路宽又平的具有江南秀色的小城。
只有几百公里几百公里地穿越了沙漠和戈壁的人，才会深切地觉出福海是个奇迹，而像孙葆煜这样的人生真正是个内容丰富的好故事。况且福海的地域辽阔，有许多人迹罕至的山谷和海子（湖泊）；有黄金宝石和奇花异草；哈萨克牧民骑着马，赶着羊群，弹着冬不拉，歌唱着家乡和爱情在牧场上放牧；还有著名的福海大尾羊做成的手抓羊肉，其味道鲜美无比。我们这几个饱受现代大城市风尘污染的从事写作的人到福海如入桃源之境，无一不被感动。于是，我们与福海便有了一件趣事，作家刘与孙书记联手创作一桩壮举：作家刘出任福海县解特阿勒热乡的名誉乡长。 8月25日那天我们送作家刘去解乡上任。晚饭大家为刘乡长举杯庆贺。就在这个晚上， UFO出现了。UFO是比较科学的说法，但是在那天晚上，在我们看到那个不明飞行物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叫起来：飞碟！
新疆与内地的时间差大约有两个半小时。晚上北京时间十点多钟在新疆被当作八点多钟使用。8月25日那天天气晴朗，蓝天白云，晚上九点左右，夕阳才沉入西天。因为那天作家刘上任，乡里事先在餐馆准备了酒菜，所以晚餐吃得比较早，十点来钟就吃完了。而平时的这个时间，也许正吃晚饭，也许还没吃晚饭，也许在奔驰的汽车里，那样的话，我们大概就无缘与UFO相遇了。
晚饭后，我们来到县委县政府的办公楼，准备在这儿打几个长途电话，时间大约是十点一刻左右，但突然停电了。司机开车去找县委办公室主任，我们在夜色中等候。戈壁滩上的夜晚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静，其二是夜空无比开阔。记得好像万籁俱静，夜风微拂，灰蓝色的天幕上有几颗星星。作家王作家申和我进了一楼办公室，电来了。我看报纸，王和申轮流拨电话。作家刘已是乡长，自个留在餐馆与他的乡干部一一握别，自然就晚来一步。作家刘在办公室拨了一次电话，未通，也去看报纸，忽地司机冲进来，急促地叫道：刘乡长，快出来！
刘应声跑出去，我们三人一惊，对视了一眼，不知所以然，作家王并没停止拨电话。然而作家刘随即又返回办公室，在门口说：池莉快来！
作家刘是一个让我们闹不清真假的有意思的朋友。平日他常戏称我们为“老师”。蓦地这一下格外正常地叫我的名字，大家立刻意识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于是，房间里的三个人放下电话和报纸就跑了出去。
出去我们便惊呆了，大家不约而同说了声“飞碟”，然后就一动不动望着天空。这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辉煌啊！西北面的天空上横着一束巨大的光束，它雪亮雪亮的光芒照亮了整片西北的天幕，光束由一只唱片大小的碟状飞行器所发出，碟状飞行器快速地自转着，似乎悬在空中。它像白炽灯那样呈现出橙红色的光亮，灼灼耀眼。飞碟快速地顺时针自转着，带出了两道明显的白色涡流。它缓慢地朝东南方向移动了一些似乎又静止下来悬在空中。它那橙红发亮的碟体，那碟体旋转带出的两络拂尘般的涡流，那横扫整个西北天空的雪亮的光束，太奇特太震慑人了。这时有人焦急地说：相机呢相机呢？有人颓丧答：我们全傻瓜嘛！
我们几个人携带的全是最普通的傻瓜相机，而且在这手忙脚乱的关头都不知放在哪儿了，大家谁也不愿意离开片刻，都明白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奇缘。还有一点，大家对飞碟的直观感觉比较一致，都觉得它离我们至少有千米以上的距离，一般照相机无法拍它。
静悄悄的，整个县城几乎没有一丝声音。十分突兀地，飞碟忽然朝我们所在的地面直逼下来。在这一刹那，我以为它要降了。但又是十分突兀地，飞碟停住了，向高空移退，只见它一闪，变成了一个星星般的亮点，接着再一闪，不见了。从一只唱片大小的碟只是一闪就变成了星星大小的亮点，这是多么快的速度呵1只有那束它留下的光束横抹在空中，经久不熄，它缓缓地一点点地暗淡下去，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天空才恢复一片蓝色。
当飞碟消失之后，我立刻看了手表，当时时间是10点35分。由司机提供的时间算一算，我们看到飞碟的整个时间至少持续了5分钟。但我们所感觉到的那一刻远比 5分钟漫长。
这天晚上，我们一个个兴奋极了。彼此问：你相信有飞碟吗？又彼此答：从此相信了！彼此又问：如果那一刻飞碟下来要带你走，你去吗？又彼此热烈地答：去！
我们调动各自的经验和学问展开了讨论，会不会是导弹发射？不，导弹发射我们都已在电视中多次见过。会不会是人造卫星，特殊形状的卫星？不，我们认为卫星的形状固然不排除碟状的可能，但卫星决不可能飘浮移动和静止悬挂，它有它恒定的轨道。宇宙飞船呢？宇宙飞船不曾有顺时针快速自转这种飞行方式。会不会是某种天象？如大气层里有时会产生高速自转的云团，但云团发光是需要太阳的支持的，等等。我们像严谨的科学家一样逐一驳倒各种假设，最后一致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外星的飞碟。
在看到飞碟之后的这一番热烈讨论之中，有一个字最是令人回肠荡气的，那就是当被问到“如果飞碟要带走你，你去吗”时候的回答——去！这痛快！这勇敢！这豪迈！把人类天性中原始的冒险精神和摆脱陈旧的生活的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非常难以见到的心灵的袒露。由于这一瞬间的袒露，大家都差不多成了好朋友。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晚，可我上床之后依然久久难以入睡。早在八十年代初，我曾订阅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飞碟探索》和《自然之谜》杂志。我相信飞碟的存在。我相信超光速的存在。我相信广袤的宇宙里不会仅仅只有地球上存在高智能生物。我相信任何假设都有可能变成事实，当我们的宇宙飞船终于挣脱了地球的吸引力到达别的星球之后，我更坚定地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可能，只要我们敢于想象和敢于实践。
因为有了8月25日，从此我将永远难忘新疆。有质量有意思的日子尽管总是那么短暂，但对个体生命来说，它一日胜于百年。
武汉的夏天
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得传神。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于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我答：摄氏42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于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于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作报告。武汉三镇，数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