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愤，因为这和他对公众所做的公开演讲内容相抵触。尽管英国财政部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基金组织还是坚持自己的分析结果。布朗当时也是基金组织执委会的主席，在第二天也安排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当时，IMF总裁罗德里戈德拉托也参与了布朗的记者招待会，他相当尴尬的坐在一旁，而布朗则开始了他对基金组织如何对英国作出了错误判断的炮轰（被记者会上不可避免的问题触发）。罗德里戈德拉托礼貌的没有做出回应，但是他的行为间接表明了他对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支持。从那以后的数据表明，基金组织的分析是正确的。
一方面，一个客观的评论员对政府政策的评论可能造成的公众影响让政府担忧，这本身表明这种途径还可以大为发掘利用。另一方面，这样的行为需要多边机构改变它们看待自身的方式——是成为像WTO一样追逐它们永远不可能得到的硬权力的“想要们”，还是尊重各国主权并为全球的共同利益而工作，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进行，通过软实力和劝告的方式。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如果多边机构要改变其劝说的策略，从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时必须的。这样的改革将会包括组织本身的改变和其在各国运行的工作方式。它们的治理结构需要被改革因此他们能够获得不被任何国家过分影响的独立性，而这样的改变正在进行中。他们应该刻意地通过招收美国以外培训的人员来扩大其知识框架。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研究能力的提高和培训出更高水平的研究生，这一想法会逐步实现。多边机构应该把参与成员国公共辩论作为他们鼓励实施对全球有力的国内政策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最终，这些多边机构约束其成员国的规则应该能够促使成员国积极参与、帮助实施、并加以保护。这确实需要对IMF成员国签署的协议条款进行重大的修订，也许甚至需要一个新的历史性协议，就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创立IMF和世界银行一样。
这最后的一点是重要的。没有哪个拥有权力的大国，特别是但也不仅仅是那些非民主的国家，愿意给多边机构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各国必须了解到，通过采取更好的政策将会有重要的集体利益随之而来，而且如果他们想要一个能够影响别国政策的平台，他们必须允许别国也能通过这一平台来影响自己。这应该被理解为多边机构会将自己的角色限制在经济和社会经济层面，其观点是通过机构内一个公平和慎重的过程产生的，首先基于的是令人信服的经济研究和数据分析。它的观点应该被国际协议所保护，就像各国大使馆以及其活动受到的保护一样。当然，一个透明和公平的过程将会是说服各国公民相信多边机构是为他们利益说话的。换句话说，与ＷＴＯ的经济政策国际协议的方式不同，我们需要一个国际协议来解决各国国内政策如何能够被多边组织所影响来配合全球利益的问题。
我已经在贸易不平衡的背景下讨论了多边机构改革问题。但是改革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事情一起配合，而目前这种配合却没有形成。比方说，当粮食价格上涨时，许多国家就会限制粮食出口。尽管在短期内这样的措施确保了他们本国公民能够获得低价的食物，但是这却让他们本国的农民不能够享受更高的价格进而打击他们种粮积极性。同时这种政策也让别的国家感受到不安全并开始自己种植粮食，尽管这样做总体上来看是不经济的：现在在阿拉伯沙漠地区出现的大片农作物显然不适合当地水资源缺乏的现实。这样做法的净产出是政府保护其国内民众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导致长期内全球粮食的不安全以及生产的不经济。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协议来确保国际粮食市场不被政府行为所干预——但是现今没有政府愿意冒险面对签约放弃保证本国居民获得食物的能力这一指责。多边机构需要为国际协议创造必要的觉悟和动力。
我不会幻想这样的改变会轻而易举。作为全球性事务工作者的本能是推动建立更为清晰的规则。但是即便是在欧盟这样拥有建立规则权力和限制成员国政策能力的组织内部，尽管组成国相对类似，但也已经证明了各国不愿意接受来自外部的对其政策制定的强行约束。随着时间发展，来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管理被欧盟成员国民众视为被迫接受的负担，因为成员国的领导者总是将任何不愉快的事件归罪于欧盟而将所有的功能归结于自己。因此，毫不意外的，当欧盟成员国民众被问到是否想要一个更为强大的欧盟时，他们会大声喊叫着回答“不！”。
我们必须记住，即便是凯恩斯也曾担忧过全球不平衡并建议采取措施惩罚那些拥有持续贸易盈余的国家。这样的想法不易于被今天独立的国家所接受。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不会接受任何强制性的全球政策合作来填补国家之间的断层。我并非倡议停止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为实现改革协调进行的多边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到目前为止说的多做得少。也许二十国集团（G20）能够实现奇迹。但是，由于这一问题太过重要，不能仅仅让官员和政客来解决，所以，我建议另一条道路，即由更小的，非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组成的渠道来确保大国政策的相互协调。像IMF这样的多边机构应该向各国拿出一套行动方针，能够实现各国以及集体的利益，同时也能避免不作为的政治和经济危险。多边机构不得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做工作来说服它们最终的收获是值得用短期的牺牲来换取的。如果有了国内政治动力的支持，对各国领导人而言就更容易接受国际协议。换句话说，全球性政治协商必须要纳入到各国的政治辩论中去，这样才能够最终再回到全球领导人会晤的谈判桌。全球性多边机构将必须以全球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而非避免它。
中国和世界
在接下来的十年，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很可能是中国。很多中国以外的政策制定者都担心中国采取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从2005年7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稳步升值，但是随着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的到来，中国停止了其升值的步伐并重新回到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随之而来的是来自华盛顿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职责。而且美国失业率达到10％的同时中国GDP却实现了10％的增长，这二者之间的分别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无论美国国会采取任何形式的贸易壁垒或者重申人民币升值问题都不能平息这一差别带来的刺痛感。
那么，中国到底是否不公平地介入了汇率市场呢？如果是，那对象又是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答案是明显的。中国出口商已经享受了低融资成本、低价的土地和能源这样的补贴。而被低估的人民币让他们生产的产品更为低价，中国出口商由此能在与工业国家企业的竞争中胜出。这种情况看似是很不公平的。但是这一观点在很多其它方面意味着国家间的平均主义：每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法制质量、监管结构、教育水平、以及其它方面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当一国采取政策获得优势时，看似是违反了规则的。
但是看待竞争也有其它的角度。大多数局外人在思考中国时，想到的是奢华时髦的北京和上海，而不是那些落后得多的中西部省份。在发达国家中，基础设施要好得多；法律系统执法能力要强得多；监管结构更具预测防范能力而更少腐败；教育方面，不管学校在怎样不发达的地区，也仍然有所需的基本教育条件。
进行对比也许是有效的。在一项国际体育赛事中，一个参赛者被发现服用了兴奋剂。他由此由于违规而不能出赛。但是更为仔细的调查发现，当赛跑开始后，有一部分参赛者使用的是最新的特别根据空气力学制造的装备，这些装备是被赛事规则制定者们所允许的。这些赛事规则制定者又大部分来自使用这些装备参赛者的国家。另一方面，那个服用兴奋剂的参赛者使用的却是普通的便宜的装备。这里，到底谁在不公平竞争？在游戏规则之内，仍然是兴奋剂服用者违反了竞争规则。但是规则本身却造成了巩固了特定的优势造成了特定的劣势。
“不公平”这个词应该谨慎地使用，在使用时必须要考虑评估的框架；这个词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是不起作用的。比方说，哈佛大学的达尼？罗德瑞克曾争论到货币低估也许是发展中国家能够用以平衡其制度劣势的弥补性手段。显然，一旦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的劣势，币值低估是不公平的（今天的中国运动员确实拥有先进的装备）。对于更穷的国家而言，它们不但不具备中国现在所具备的一些优势，它们还要与中国在出口方面进行竞争，这也是不公平的。不管怎么说，判断是否公平是非常难的。
反对持续的币值低估的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币值低估是补贴一国出口部门的方式之一，这种补贴实际是以进口者和汇率干预机制资金提供者的纳税为代价的。反对中国继续进行干预的论点认为这样的补贴并不能真正帮助得到补贴的人，同时让那些为补贴买单的人越来越不堪重负。
中国的很多产业发展已经超越了需要“朝阳产业保护”阶段。而且因为中国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他们所获得的任何补贴都在竞争中以低价的形式转让给了工业国家的购买者。因为其它亚洲经济体为了与中国竞争也在干预其汇率市场并对出口进行补贴，亚洲国家贫穷的普通家庭实际上是被征税来支持出口商的利益，最终是补贴了工业国家富裕家庭的消费。这种情况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
而且，从币值低估中建立起竞争优势的企业会在生产领域创造出没有效率的企业，造成二者均依赖币值低估才能维持竞争优势。这些企业最终会与支持币值低估的政治说客汇合起来。像许多没有效率的扭曲一样，币值低估在中国创造了大量利益既得的支持者，他们会极力维持现状。持续的币值低估将会继续增加中国对贸易的依赖并进一步缩小其政策调控空间。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维持币值低估的努力造成了经济极大的扭曲，压制消费，在一个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国家进行极度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投资，金融部门没有得到发展。
币值低估的代价
如果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从中国出口商手中购买美元以防止人民币升值，那么它必须以印钞为代价。如果人民银行过多干预，流通中大量的人民币将会推动通货膨胀。要避免通胀，人民银行需要在购买美元的同时发行债券，以此抵消超发人民币的影响。换句话说，出口商实际上是以美元兑换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这一过程现在被称为“冲销干预”（“消毒干预”）。人民银行使用出口商的美元购买能够赚取息差的美国资产，包括第一章中讨论的机构债券，从而在赚取美元资产息差的同时偿付人民币债券的利息。
如果美元资产的利息很低，而人民币资产利息很高的话，哪么中央银行实际上就是持有低收益的资产而发行高收益的债券——这意味着会有损失发生。如果这一负的收益差乘以中国价值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不全是美元），这将导致中国财政预算巨大的漏洞。而且，人民币的高利率将会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为了在进行冲销政策的同时又不承巨额损失，人民银行将整个经济系统的利息维持在比美元利率更低的水平，采取的手段则是强制银行维持家庭储蓄低利率以及对其发行债券维持低利率。
这种政策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中国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镜子。如果美国利率非常低，哪么中国就不得不保持低利率。这样做导致了中国信贷、股票、以及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就像美国所发生的一样。由于没有使用利率政策来对冲这种趋势的自由，中国政府当局必须使用强制性的政策工具：比方说，如果信贷强劲的话，中国银行监管者就会放话紧缩信贷供给。一般而言，与政府没有牢固关系的私人企业将会不得不遭受这种信贷短缺的正面冲击。中国产业将经历从信贷盛宴到信贷饥荒的转变，而这打乱了企业的长期计划。
低利率还有另外的副作用：它减少了家庭收入，而且甚至会导致家庭为了充裕的退休计划略为顽强地反向增加储蓄。这压制了消费，进而让中国更依赖于外国的需求。更有问题的是，企业最大限度地进行借贷投资于机器替代劳力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同时在信贷供给停止时，存有这些资金）。这样一来，一个劳动力富余的国家却大量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其需求。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尽管以极低的真实利率对企业进行贷款，给储蓄更低的利率让银行仍然有巨大的利息差收益。这一资本靠垫以普通家庭的支出为代价进行积累，允许中国的银行犯下巨额的信贷错误而不会破产。这同时也允许银行排除其他来源的金融竞争，比如说企业债市场。所有的银行需要做的只是让借贷差缩小一点点从而让企业不去发债而来借款，进而让企业债市场缺乏流动性和吸引力。
此外，还存在着其他相关的扭曲。危险之一在于，一个没有效率的、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会导致与银行关系好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而与银行没有关系的企业则得不到贷款。在中国，主导的国有银行系统一般的借贷对象就是国有企业——没有贷款专员会因为贷款给国有企业而被控腐败——私有企业融资却极其困难。能够在国内获得低廉成本融资的国有企业和能够从国外获得低廉成本融资的外资企业的夹缝中，中国私有企业艰难地求生存。难怪在中国没有像印度一样，有很多较大规模的私有企业存在。如果中国想要更好地进行资本和资源配置，中国必须要对经济运作更有头脑，而现在所达到的水平还远远不够。中国金融部门正在成为国家政策没有效率的工具。这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没有好处。
被强有力的出口部门说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