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配提建议？我倒忘咧……”
“胡说！你是狐狸给鸡拜年！”
“……”七爷又闭上嘴，不吭了。
马队长更得意了，挖苦说：“没见过，四类分子倒关心起集体来了？纯粹是想笼络人心！”
七爷仍然沉默着，咬得腮帮上又暴出一道梁来。他大概永远也无法使马队长理解他的话，干脆不吭，任你说什么也不想分辩了。
“为了篡权，收买人心！”马队长再一次重复他的话，逼近七爷，对住脸问：“是不是？”
七爷微微扬起头，盯着马队长的眼睛，不紧不慢，说：“人心，那是笼络不来的。想笼络人心的人，结果一个好人的心也笼络不去；有的人不用笼络，人心打也打不散！咋说呢？全看自个儿的德行……”
“放毒！”马队长的脸由黄变红，又由红变黄，受不了了，喊了起来，“你不甘心下台，企图篡权、复辟！”
“篡什么权！篡缠马那个小队长的权？”七爷说，“太小哩！缠马那个权确实太小哩！要篡，就篡大权，起码像县长……”
“你……”马队长脸上像挨了一鞋底儿，攥紧拳头，简直要动手了。
这当儿，刘主任拿着我的那个日记本，和田支书头挨头在一块翻看。看着看着，他把本子轻轻合起，又放到桌子上，大约这才弄清了这场风波的根由。他站起来，面对盛怒的队长，虚叹着：“啊呀！想不到，实在想不到，一个富农分子，竟然会干这种事！”他转过身，又对七爷斥责说：“你怎么敢和马主任顶嘴？回去写检讨，认真交待你的动机。”
七爷转过身，出了门，走下石阶。
刘主任给马队长圆场子：“马主任，你今天一来就发现了这事，觉悟比我们高！这事，交给我们处理吧！严肃处理！”
“要给我狠狠地批！”马主任也就此下台阶，“把情况向县委写出书面报告。”
“行呀！行呀！”刘主任点头。
田支书却苦丧着脸，为难地说：“这事，要是公布到群众当中，谁也不会批他！这算啥破坏活动嘛，是好事喀！”
“看看看！根子就扎在这儿！表现在敌人身上，根子扎在党内！”马队长说，“春天对你路线教育了一来回，你总不见提高！我看你这思想，确实跟不上趟儿……”
刘主任又呼呼啦啦说：“马副主任，甭费你的宝贵时间咧！这些人的问题，都交给我！以后再出问题，你寻我！老田，别吭咧！”
马队长一生气，在我家的饭也不吃了，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屑再说。他大约就象老鼠钻进蜂箱，蜜没偷吃着，倒被蛰得鼻青脸肿……
四
刘主任和田支书去送马队长和秘书，我没动弹。他们出了门，我一下躺在炕上，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下来了。
难怪这几年人都说：好人挨铐，瞎熊坐轿。田七爷从土改革命革到四清运动，在田庄真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临了却扣上了一顶富农分子帽子！志良叔是七爷手下的一员虎将，合作化培养起来的扎实队长，四清运动打下台，多年来三队烂得一锅粥！前年众人硬把他举出来，三队的生产刚刚还了阳，今年春天又挨了整！志德叔四清时整了个半死，恓恓惶惶保留下来，如今也是运动一来就头疼……我呢？才当了半年队长，现在又出了“路线问题”……
我不想干了！当着公社刘主任和田支书的面，把话说明，正好。
听见街巷里一阵汽车响，估计马队长起身回衙了，果然，刘主任和田支书回我的厦房。
田支书这阵无所顾忌，诉起难场，摊着两手，牢骚满腔：“刘主任，你说，我这支书咋当？马队长春天来，把田庄捣弄得乱咕咚咚，社员整天围着我的屁股嗡嗡！把几个队的班子叫他戳得散里散伙，我好容易才拢到一堆，今天一来又戳了一杠子！你回去和公社党委商量一下，把我免了！我越干越不会干，也不敢干咧！”他委屈得要哭出来。
“好啊！不想干就撂！”刘主任挪揄说。他不给支书解释，也不批评，随随便便：“撂吧！都撂套吧！干革命原来还要受委屈呀？天！我明天也撂他妈的套了！我凭啥给马二球赔笑脸！不当这主任，不受这份气！”
田支书倒没词了，愣愣地瞧着这个领导者。
我一时摸不透刘主任话里的意思，看看他正在生气，尽管话说得豁达，眼睛迷不过人。我就把话咽下。
刘主任转过脸，问我：“小伙子，表扬话还没凉下，耳光又挨上了——撑得住哇？”
我说不出话，眼泪又涌上来。
“想到撂套了吧？”刘主任说，“当干部出力受气又挨整！农村干部又不挣工资，当这干屁呢！去他妈的！凭我这一吊子，哪儿挣不来工分！”
我低下头。他把我的想法全端出来，还说什么呢？
刘主任点燃一支烟，喷出浓浓的一口，换了口气，满怀感情地说：
“从今天的事，你们想没想一下那个田学厚？他为啥要写纸条？要是一般思想不纯净的人，他下了台，看见你田庄越烂，才越高兴呢！他，看见三队乱套了，出来补窟窿，这事，实在少有！论压力，说委屈，我们谁比得他……”
刘主任停顿住了，眼白里泛起一层粉红的丝膜：“我和田老七最熟咧！俺俩一块逃壮了，在三原一家轧花厂踏了三年轧花机子，村里人都当我死了呢！解放了，我在俺村办合作社，他在田庄办，他比我本事强！他之所以没抽调到乡上去，是考虑田庄村大，工作复杂，需得一个强手儿！那顶帽子，凭啥给他扣上？俺俩逃壮了走了，他家里没劳力，忙时雇雇短工，收麦时，叫过几个麦客，谁不清楚？怎么能算雇长工？别说他不服，我也不服！我没办法给他解脱，只是想信，总有一天……”
田支书打断刘主任的话：“那你还给马主任答应，批斗老七？”
刘主任释然一笑，不屑地说：“让他等着我给他写报告吧！好好儿等去吧！”
田志德睁大眼睛；“你哄他？”
“对那个货，不能多粘！越粘越麻烦！哄得他快点滚蛋，耳目清静。”
田支书还不放心，啰啰嗦嗦：“那人家再追问这事？”
“你甭管，我应付。我耍他小子像耍猴！”刘主任说着，拍着老支书的肩膀，深情地说：“你看得对，谁在田庄批田老七，谁就要倒霉！”
田支书忽地也动了感情，惋惜地说：“俺俩在田庄搭手办事多少年，我不知他啥人品吗？好人！能干人！他当支书，坐阵，稳得很哪！咱不是帅才！咱光能干！现时叫我在田庄坐阵，我才知道我不是帅才……”
这当儿，门口走进一个人来，我一惊，实在想不到，竟是志良叔。
他的脸上很明显地呈现着愧色，一进门就对刘主任说，“事情怪我……”
刘主任瞪起眼：“怎么怪你？”
“我要是不撂套，七叔也不会写纸条，哪来这场……”
“算了吧！伙计！谁想听你的忏悔！”刘主任的脾气真怪，性格生动极了，“回去吧！给老婆抱娃收鸡蛋去吧！这儿是是非之地啊！”
我真替志良叔难为情，这刘主任咋是这样给人做思想工作啊！全不象电影上演的：坐在树下，正儿八经……
志良红着脸，不好意思笑着：“你甭酿制我！刘主任！我来寻你，就是想说……要是社员同意，我……干……”
实在出人意料！想到我和田支书到他家那一回，他的话说得多难听啊！
刘主任哈哈一笑：“你不怕再挨挫吗？”
田支书惊喜地笑着，说：“志良，你这算做啥？‘闹本县’嘛！”
“不！我今晌午听说七叔写纸条的事，连饭也吃不下！我对不住他的培养！他背着黑锅，想的啥？我挂着党员的牌子，想的啥？愧心……”
“好了好了！”刘主任说，“这才算说了一句人话！”
刘主任哈哈一笑，感慨地说：“志德！还是人家老七厉害。你看嘛！志良不干了，给你赌咒发誓不干！我给人家做工作，也没说服得下。老七挨了县上马主任一顿批评，志良跳起来上阵咧！你说，谁厉害？老七厉害？背着黑锅，还在田庄的事业里，起着榜样的影响的力量，厉害不厉害？”
田志德老汉笑了，说：“老刘，你看，经过七七四十九，一难又一难，志良上了阵，俺的班子又齐全咧！趁这机会你今黑给俺开个会，给大家鼓鼓劲儿……”
“好！”刘主任满口答应，又悄声说，“今黑，咱们先去看看老七。你们敢去不敢去？”
志良笑说：“我从不把他当富农看！在他家进进出出，家常便饭。你是公社的刘主任，你不怕落罪名，我们谁怕？”
志德老汉也笑了。我这时才看见，一直笼罩在他脸上的忧愁的神色，烟消云散。我这才听到他一声干脆的、充满自信的调门：“走走走！咱几个人一搭走！”
1979。8。小寨
桥
一
夜里落了一层雪，天明时又放晴了，一片乌蓝的天。雪下得太少了，比浓霜厚不了多少，勉强蒙住了地面、道路、河堤、沙滩，冻得僵硬的麦叶露在薄薄的雪被上面，芜芜杂杂的。河岸边的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冻僵了，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抖抖索索地颤。寒冷而又干旱的北方，隆冬时节的清晨，常常就是这种景象。
河水小到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称其为河了，再小就该断流了。河滩显得格外开阔，裸露的沙滩和密密实实的河卵石，现在都蒙上一指厚的薄雪，显得柔气了。一弯细流，在沙滩上恣意流淌，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时紧时慢，淌出一条人工难以描摹的曲线。水是蓝极了，也清极了；到狭窄的水道上流得紧了，在河石上就撞击了水花；撞起的一串串水花，变成了水晶似的透亮，落下水里时，又是蓝色了。
河面上有一座小桥，木板搭成的。河心里有一只四条腿的木马架，往南搭一块木板，往北搭一块木板，南边的木板够不到岸上，又在浅水里摞着两只装满沙子的稻草袋子，木板就搭在沙袋上，往南再搭一小块木板，接到南岸的沙滩上，一只木马架，两长一短三块木板，架通了小河，勾连起南岸和北岸被河水阻断的交通。对于小河两岸的人来说，这座小木板桥比南京长江大桥重要得多，实用得多。
二尺宽的桥板上，也落了一层雪。一位中年男人，手握一把稻黍笤帚，弯着腰，一下一下扫着，雪粒纷纷落进桥下的水里。他扫得认真，扫得踏实，扫得木板上不留一星雪粒，干干净净。他从南岸扫到北岸，丢下笤帚，双手抓住木板，摇摇，再摇摇，直到断定它两头都搭得稳当，才放心地松了手，提起笤帚又走回南岸来。照样，把南岸一长一短的两块木板也摇一摇，终于查看出那块短板的一头不大稳当，他用脚踢下一块冻结在沙滩上的石头，支到木板下，木板稳实了。
他拍搓一下手指，从破旧的草绿色军大衣里摸出一根纸烟，划着火柴，双手捂着小小的火苗儿，点着了，一股蓝色的烟气在他眼前飘散。看看再无事可做，他叼起烟卷，双手袖进油渍渍的大衣袖筒里，在桥头的沙地上踱步，停下来脚冻哇！
天色大亮了，乌蓝的天变得蓝茵茵的了，昨夜那一场小雪，把多日来弥漫的雾气凝结了，降到地面来，天空晴朗洁净，太阳该出山了。
河北岸，堤坝上冒出一个戴着栽绒帽子的脑袋。那人好阔气，穿一件乡间少见的灰色呢大衣，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下河堤斜坡，急急地走过沙滩，踏上木板桥了，小心地推着车子，谨慎地挪着双脚。他猜断，这肯定是一位在西安干事儿的乡里人，派头不小，一定当着什么官儿。那人终于走过小桥，跨上南岸的沙地，轻轻舒了一口气，便推动车子，准备跨上车子赶路。
“慢——”他上前两步，站在自行车轱辘前头。
那人扬起头，脸颊皮肤细柔，眼目和善，然而不无惊疑，问：“做什么？”
“往这儿瞅——”他从袖筒里抽出右手，不慌不忙，指着桥头的旁侧，那儿立着一块木牌，不大，用毛笔写着很醒目的一行字：过桥交费壹毛。
那人一看，和善的眼睛立时变得不大和善了，泛起一缕愠怒之色：“过河……怎么还要钱？”
“过河不要钱，过桥要钱。你过的是桥。”他纠正那人语言上的混淆部分，把该强调的关键性词汇强调了一下，语气却平平静静，甚至和颜悦色，耐心十足。
“几辈子过桥也没要过钱！”那人说。
“是啊！几辈子没要过，今辈子可要哩！”他仍然不急不躁，“老黄历用不上啰！”
那人脸上又泛出不屑于纠缠的卑夷神色，想说什么而终于没有再张口，缓缓地抬起手，从呢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毛票儿，塞到他手里时却带着一股劲儿，鼻腔里“哼”了一下，跨上车子走了。
见得多了！掏一毛钱，就损失掉一毛钱了，凡是掏腰包的人，大都是这种模样，这号神气。他经得多了，不生气也不在乎。他回过头，看见两个推着独轮小车的人走上木板桥上。
独轮小车推过来了，推车的是个小伙，车上装着两扇冻成冰碴的猪肉。后面跟着一位老汉，胳膊上挂着秤杆。这两位大约是爷儿俩，一早过河来，赶到南工地去卖猪肉的。村子南边，沿着山根，有一家大工厂，居住着几千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门前那条宽阔的水泥路两边，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工厂兴建之初，称做南工地，工厂建成二十多年了，当地村民仍然习惯称呼南工地而不习惯叫XXX号信箱。
小伙推着独轮小车，下了桥，一步不停，反倒加快脚步了。提秤杆的老汉，也匆匆跟上去，似乎谁也没看见桥头插着的那块牌子。
“交费。”他喊。
推车的小伙仍然不答话，也不停步。老汉回过头来，强装笑着：“兄弟，你看，肉还没开刀哩，没钱交喀！等卖了肉，回来时交双份。”
“不行。”他说，“现时就交清白。”
“真没钱交喀！”老汉摊开双手。
“没钱？那好办——”他走前两步，冷冷地对老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