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姊妹俩年龄相近，摸样不分彼此，于是就形成谁也不服谁的局面。大姑娘能纺一把细线，织一手好布，二姑娘织出的花布和纺下的细线绝不比姐姐差一分成色。姐妹俩争强好胜，互不服气，少了一般姊妹之间大让小，小敬大的情分。这种微妙的关系，随着姊妹俩一前一后的出嫁，就延伸到吴玉山和郑碎狗两个男人和两个家庭的关系之间来了。
吴玉山家道小康，吃穿不愁；郑碎狗家亦属小康人家。谁料婚后一年，碎狗的二弟被抓壮丁，卖地交款，避了灾难，却没了地。祸不单行，母亲猝然而殁，一个小康家庭急骤衰败为日愁三餐的穷汉。老父亲无力挽救，把兄弟三人分开，自奔前程，免得再遭壮丁之苦。
除了一身重债，郑碎狗再没分得什么有价值的家产，他在西安一家鞋铺当学徒，学习抹褙子的手艺，只管饱肚子，没有收入。二姑娘常常在揭不开锅时，夹着小口袋来找姐姐。大姑娘同情妹妹，一升米，三升面，常有周济。时日一长，也就有点厌烦，在把米面装入妹妹张开的口袋时，忍不住奚落：“日子泛长了，叫人把你周济到啥时候去？”妹妹一听，倒提起口袋，把装进去的米又倒出来，甩手走掉了，从此，再也没登过姐姐家的门槛。
吴玉山说：“看看看，这下把妹子和妹夫得罪下了，既然周济人，就甭说难听话，还能落下个人情。”
妻子却不后悔：“在娘家时，连一声姐也没叫过我，好逞能哩！这会儿认得我这个当姐的了！吃了人家的米面，还不领情，倒是我该向她低三下四去赔情？”
姊妹俩就这样绝了情。
吴玉山心里其实倒高兴，再不担心有人来要米讨面了。她是她的亲妹子，如果自己出面干预，妻子肯定不高兴，而妻子自己出面阻断了那个关系，倒好。实在说，“挑担”那一家，真是个填不满的穷坑……
星斗移转，世事大变。没过二年，全国解放。郑碎狗从小小的学徒一下子翻身立起，成了公家干部，穿一身四个兜的蓝布服装，年节时出现在老丈人家门楼里，和吴玉山面对面称兄道弟的时候，吴玉山一下子觉得自己脸上无光，矮了半截。老丈人再不“碎狗长”、“碎狗短”地奚落了，也不叫“老二”了，出前撵后叫着“建国”的名字。吴玉山很快明白，郑碎狗已经取下一个官名叫郑建国。
郑建国春风得意，满口泄出一串串新名词，叫老丈人和老农民吴玉山似懂非懂。他说新成立的市政府，已经调他当干部了。
二姑娘自然更是扬眉吐气，说话也嗲声嗲气，手也总是塞在裤兜里不往外拿，话中不断地冒出一些乡村女人难以理解的新名词，令老母亲和姐姐吃惊。自然，最尴尬的还是大姑娘，妹妹似乎早憋足了心劲，就等着这一天图得报复，那眼角总是不屑地瞟着姐姐，叫姐姐越看越不自在。
傍晚分手时，矛盾终于公开化了。二姑娘从裤兜里怏怏地摸出一迭票子，当着父母的面搁到桌子上，对姐姐和姐夫说：“前二年受苦时，吃过姐家二斗三升面，八升小米，我都记着，现时，折价一次还清，我也去了心里的疙瘩。”
吴玉山愣住了，连连摆手，烧臊得脸孔赤红，像挨了一记耳光：“这算说的哪儿的话……”
妻子煞白着脸，早已不能忍受，抓起票子，一把甩出去，满屋都是飞舞着的人民币：“你男人当官了，你当官太太了，俺不眼红！甭在我跟前摆阔耍烧包！我那二斗三升白面，八升小米，全当喂了狗咧！喂给了一条喂不熟的狗……”
姊妹俩当面骂了起来。
从此，姐妹俩绝了往来。遇人说起家道，吴玉山和妻子，谁也不要提起这个挑担和妹妹，他只是零零星星听说过，挑担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里，官儿从小到大，不停地往上升，至于升成几品，他也搞不清。他本来就对城里政府的官职称谓粘粘糊糊，分不清高低。他和妻子已经有了两儿一女，虽然不易，却还保持着一个小康的状态。他人极忠厚，平和，有一个中农成份，也不能在村子里当什么干部。他凭了勤谨和忠厚，人缘也好。列论谁在吴村当干部，他都是最可靠的社员，从不使好捣蛋，人叫他“老好玉山”，他欣然领受，不管属褒属贬。一些技术性极严格的活路，譬如撒种，譬如培植稻秧，非他莫属。另有一些脏活累活，干部指派不动气壮声硬的贫下中农，往往就指派吴玉山去干。他不拨不挑，干了，干了也就挣下了大工分。无论技术性很强的农活儿或人人讨厌的脏活，都是生产队的高工分，别人也说不出意见，他的日子倒是混得严严窝窝。这样，两口子憋着气儿，从来也不去求妹妹和妹夫救助什么。
物换星移，江河改道，世事变迁——什么事都不会永远一成不变。
吴玉山被敲门声惊醒，再一听，确实有人敲门，一动脚，先蹭醒了睡在火炕另一头的老伴。老两口穿戴齐备，先后下炕，为了防备不测，玉山顺手捞起一根木棍，走出里屋，轻步走到街门口，由老伴先发问：“谁呀？”
门外传进一声陌生而又颤惊的声音：“是我，姐。”
“你是谁？”吴玉山摸不着头脑。
“我是建国，姐夫——”
老伴“哗啦”一声拉开门栓。
老两口拥着妹夫走过院子，进入里屋。电灯光亮里，才真正使吴玉山夫妇吃惊了，不由地同声惊叹出一声“妈呀”来。妹夫郑建国，脸上结着血痴，一条腿跛着，头发蓬乱，形容憔悴衣服肮脏，邋塌不堪，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
“我遭难了。”妹夫坐下来，咕咕咕喝下一碗水，才说了话，“我今黑要是逃不出来他们就把我打死了！”
无需再细问什么，老俩口就知晓了七八成，乡城里外都在闹造反，妹夫在省城当官，大半也是逃不脱，老伴已洗手和面，他给妹夫打洗脸水。
妹夫在他家后院储存柴禾的小房里藏下来。
他不无担心，完全深知此种行为的可怕后果，但不能把妹夫撵出去送给那些要收拾他的人。老伴似乎已不记前嫌，尽其所有，用细面给他调养摧残得令人伤心的身子。担心是难免的，而当那些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人乘车追寻到吴玉山的门楼下来的时候，他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勇气。
“郑建国，我的挑担？不错，有这个阔亲戚。”吴玉山气呼呼地说着，骂了起来，“他当官为宦的时光，从也没踏过我的门槛！我至今也不知人家腰有多粗，官有多大喀！人家看不上咱穷亲戚，咱也不想沾他的光。他这回成了反革命，与我何干？我是有光不沾，有害不受！你们到村里打听一下，看俺村谁见过俺一家和郑建国家有一回亲戚往来？”
郑建国从柴禾堆下的红苕窖里爬出来，躲过了这一关。他住下来了，随之又被姐夫和姐姐转移到他们的大女儿家。
灾难把相违近二十年的姊妹和挑担的关系恢复了，真是患难见得姊妹情。
三
似乎是对妹夫经受的灾难的补偿，起初官复原位，后来又升了，当着什么局长。
郑建国一出马上任，就把吴玉山的小儿子招为国家正式工人，后来在工厂恋下一个媳妇，小两口在居民楼上有一个虽不宽敞，却也安乐的小窝，避免了两个儿子分家争论家产的矛盾，令村人羡妒莫及。
两年分田自耕自收，吴玉山真是如鱼得水，囤里攒下成吨小麦，折子上摞下一笔小小的存款。庄稼人生活中有三件大事：娶媳妇盖房置田地，解放后只余下前两件了。吴玉山是个地道庄稼人，日夜思谋的大事，也不会超脱。不过土地虽分给他耕种，却规定不许买卖。女嫁了，大儿子也娶过媳妇了，唯一的心愿，就是在闲置多年的小院里撑起三间瓦房来。在盖置新屋的问题上，儿子和他没有异议，甚至显得比他更迫不及待。只是在房子的形式上意见不一，他要盖木料瓦屋，可以搭木板楼，楼上可以扎粮囤，放置杂物，实用一些。儿子却坚持要盖楼板平房，干净，漂亮，能堵死老鼠。父亲很和悦地同意了儿子的意见，因为房子毕竟是为儿子盖的呀。
儿子在西安一家工厂做合同工，吴玉山亲身张罗建筑材料。他找到邻村一家三户联营的水泥预制品厂子，三十来岁的厂长接见了他。
“楼板多少钱一块？”
“得看你用多大尺寸的。”
吴玉山掐一掐自家的地基，厂长替他换算成公制米尺的尺码，正适宜用长度三米三的楼板。
“三米三的楼板，啥价？”
“三十块。”
吴玉山倒吸一口气，窝在肚里，好贵的价钱！他掏出烟锅，点着火，开始盘算，一间用十二块，每块宽一尺八，只有两丈一尺六寸的深度，扎两个小铺，太窄了。用十五块楼板，房子有二丈四尺的宅深，刚好可以扎开两个宽敞的小间。十五块楼板一间，三间需得四十五块，需得一千三百五十块人民币，这账好算。
“这价还能‘活动’不能？”吴玉山问。
“能嘛！怎么不能！”三十岁的厂长扬着头，斜支着一条腿，掂着烟卷，大不咧咧地说：“谁把世事治死了？”
“咋样‘活动’呢？”吴玉山探问。
“没个一定哇！”厂长掸掸烟灰，“三十块卖哩！二十块也卖哩！十块八块还卖哩！有时候一分不要白送人哩……”
吴玉山瞪起眼，警惕地瞅着这位中年农民，他一身不土不洋的装束，头发比城里人还留得长，说话二里二气，是不是在耍笑他老汉？是不是料就他掏不出买楼板的票子？他心里十分反感这位农民，厂子也不知办得咋样，不过能赚几个钱吧？看你神气得不知该咋样说话了！
“真的！”厂长大约看出他的疑惑，肯定地说：“你老汉要是能给我买来一吨平价钢材，我给你一块按二十块钱算账；你能买来两吨，我给你一块只算十块钱；你能买来三吨，我白送你四十五块楼板；你能再多买来，我给你找钱。咋样？你老汉这回不嫌贵了吧？也不必问我咋样‘活动’价了！”
吴玉山还是不大明白这当中的秘密，低着头，抽闷烟，思谋这桩交易之间的关系。
“道理很简单，老汉。”厂长说，“平价钢材八百多块一吨，议价钢材一千二，黑市钢材一千七。我买不到平价货，连议价货也弄不到，按黑市货价折算，一块楼板就是三十块了。你能给我寻下一吨平价货，我就省下一半本钱。你能给我寻下三吨平价货，我权当是议价货，也节约一千多块成本，把你四十五块楼板的代价就折合进去了，所以我白送你。这下明白了吧？”
“噢！噢噢噢。”吴玉山明白过来，豁然开朗，怪道他敢白送给人楼板哩！
“你想想，老叔，看看你有哪个亲戚在政府，在工厂，或者有门道儿，能弄来平价货，议价也行哩！”厂长说，“我是不会亏你的。”
倒是厂长提醒了他，他想到了挑担。他又不便一时说破，显得迫不及待，而且还没把握性儿哩！他故意装出莫可奈何的神气说：“这么好的事……只可惜……咱粗笨庄稼人出门去，两眼乌黑，能认识那位……卖钢材的公家人哩？”
“那你就掏三十块钱的价吧！”厂长说。
吴玉山站起，拍拍屁股上的尘土，慢洋洋走了。
回到家，吴玉山把这件事和老伴说了，老伴立即怂恿他去找她的亲妹夫。儿子恰好也回来了，同意母亲的意见，必须由父亲亲自出马。由儿子去找姨夫，显得不够郑重，晚辈人嘛！女人去可能说不清楚，贻误大事。
第二天，吴玉山搭车进西安去了。
真是难以想象，郑建国和妻妹表现出动人的热诚，简直使他受不了了。他听着他们争相说着热诚关照他的热言炙语；争相给他递烟沏茶；软椅子已经够软和了，两口子还是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来，更软；一连端到桌子上七八盘菜，还炒，三瓶酒打开了，还在柜子里往出取……
三吨钢材，区区小事，挑担把一张亲笔写的纸条交给他，妻妹又给他的背兜里塞满了糕点，糖果，苹果和鸭梨，真是亲得不能再亲了。
他把那张纸条递给厂长。
吴玉山看见，这位腰里像固定着一根钢棍的厂长弯下腰来了，那双喜欢望着天空的眼睛对着他嘻嘻地笑，而且轻声细语地开了口，肯定地说：“老叔哎！你要是再能搞到三、四吨平价货，我给你白送两层楼房的楼板。”
吴玉山摇摇头，弄两层？经济力量不行哟！
“两层楼板省多少？二千多！你只需买砖和窗门，就行了。”厂长给他谋划，很诚恳：“一层平房，夏天热得撑不住哇！而今都时兴盖两层，够气派！”
到挑担家走了一趟，拿了一张纸条，就换下三间平房的楼板，一分不花。他无论如何弄不清这里头究竟使着什么神窍，而突然得到的好处却使他高兴，也使他有点不安。他的心里确实有点不踏实，因为这价值一千三百多块钱的楼板得来太容易了，太轻松了，这使一生习惯于以沉重的劳作和廉价的汗水换取极小报酬的老庄稼汉心里失去踏实感了。想想吧！他正月里逮两头猪崽，整整侍喂一年，长得好长到二百五六十斤，卖下二百元，已经高兴得什么似的，村人邻居都说他是“猪命”哩！现在，他乘公共车只花得一块多钱车费，就赚下三间平房的楼板的价值，这样赚阶发财，自然快得叫人不敢再往下想了！拾钱也得弯弯腰哩！
儿子似乎没有这种多余的复杂的负担，一听完父亲的叙说，毫不迟疑，提出要盖两层阁楼，和水泥预制品厂厂长不谋而合。儿子在外面做合同工，经见比父亲要多要广，他说外头（指城里）的人现在都是想着方儿挣钱，抓钱，说挣大钱的人其实并不出大力，而出大力的人其实只能挣小钱，言语之间，连父亲那种笨拙的挣钱办法——譬如养猪——也不无嘲笑的意味了。
吴玉山又进了一次城，找了一回建国，讨回一张纸条……三间两层楼房的九十块楼板全有了。
隔了几天，天擦黑时，一辆半新的吉普车开到吴村来，停在吴玉山家门口，走下水泥预制品厂厂长，硬把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