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正在预备写一部大的东西，从‘辛亥革命’写起。这件东西如果我不写它，恐怕再没有别人去写了。”
·与钧初的谈话，录自钧初《鲁迅先生逝世哀感》，文收文
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10月版《鲁迅先生纪念集》第2辑。
许多往事，知道的人渐渐少了，要是不赶紧写，实在是可惜的。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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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自己
作者： 吴作桥
1942年4月版《鲁迅先生二三事》。
如能将中国红军西征情形写成文学作品，将比苏联著名的《铁流》更加有趣。
·与××的谈话，录自王明《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转自1994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鲁迅与红军西征》一文。
想在纷扰中寻出几年的闲静来，从新的理解角度去写中国文学史，编一套完整的汉唐石刻摹拓本，最重要的是想写一大本回忆录，内容包括现代中国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史实。
我要写的回忆录对于今天的中国儿童，会成为一本珍贵的书，因为他们没有可能看见旧中国。
“像这样一本书定会冒犯许多‘大人物’的。当我的这本书付印时，不知道我的脑袋会在哪里。”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莘农（姚克）作，许佩云
译《鲁迅：他的生平和作品》，英文原刊1936
年11月《天下月刊》，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自己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普罗列塔利亚（即“无产阶级”，为俄语пролетариат之音译/编者）作家。
·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录自史沫特莱《追念鲁
迅》，文刊1937年11月《文学》第9卷第4号。
不能因为我现在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就把我的“五四”时期前后的作品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小说。说我是杰出的农民作家也许还是可以的，但还不能说我是无产阶级作家。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
《鲁迅传》，原文刊日本1932年4月特别号
《改造》，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我现在与劳苦大众不接近，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验，都很缺乏，当然不敢创造。”
·与谭丕模的谈话，录自北新书局1933年8月版谭丕模著《中国文学史纲》。
“上海像个大熔炉，只要我坐在那里，思想上就安静不下来去写小说。即使能写一篇，想必不会有出版商会有足够的胆量去出版它。这里给我提供写短评的材料及激发灵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而，除了继续的翻译及做短评外，我还能做点什么别的呢？”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莘农（姚克）作，许佩云译
《鲁迅：他的生平和作品》，原刊1936年11月
《天下月刊》3卷4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我像所译述的Kupoin的一篇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写给〈彷徨〉》，文收董
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没有读过《资本论》。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不曾读过一页。
·与日本友人的谈话，录自郭沫若《不灭的光辉》，
文刊1936年11月25日《光明》（半月刊，上海）。
我从未看过孙文的《三民主义》。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作，卞立强译《鲁
迅与“光复会”，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茶楼外一阵鞭炮声响起）
这种声音并不单调，也堪悦耳，但……旧历除夕的鞭炮声，我是很怕听的。
·与尸一等的谈话，录自尸一《鲁迅先生在酒楼上》，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我从来不买发财票”（指奖券、彩票之类/编者）。
·与吴朗西的谈话，录自吴朗西《片断的回
忆》，文刊1956年第9期《文艺月报》。
我想骂的人不一定是国民党要骂的人，国民党要骂的人我不一定想骂，所以我不加入国民党。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
文刊1940年9月1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
我是畏见生人的。
·与国风的谈话，录自国风《鲁迅怕见生人》，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有一点病，不大舒服。”
“有病，没病，我总是不愉快的。不过也很奇怪，没有病的时候，拿起笔来，也写得叫人欢喜一点。有病，不欢喜，我想就不应当拿笔……”
·与黎锦明的谈话，录自黎锦明《一个印象》，文刊1945
年12月15日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2卷第1期。
“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
爱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2日
巴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我有铜钿在袋子里，别人家来借，我总不能说没有的吧！”
·与阮和森的谈话，录自景宋《鲁迅故居》，
文刊1946年12月21日上海《文汇报》。
章太炎可以写，既写他前期革命业绩，亦述其晚年“渐入颓唐”。蔡元培坚持民主进步，值得写（指写传记/编者）。。至于我自己就不必写了。
·1936年7月27日下午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罗慧生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与许寿裳》。
不很好看，三十年前还可以（此指自己的丰采/编者）。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
他》，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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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与冬藏老人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
·1933年2月17日与萧伯纳的谈话，录自镜涵《鲁迅比高尔基漂亮》，文刊1992年第11期《鲁迅研究月刊》。
“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我自己容易和朋友们‘闹开’。”
·与川岛的谈话，录自川岛著，四川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和鲁迅相处的日子》。
“只是……其实，我这个人，只是在文章里给了人许多忌讳，至于其他……倒并不如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使人可怕……”
·与冬藏老人的谈话，录自冬藏老人《雪夜访鲁
迅翁记》，文刊1936年6月25日《越风》半月刊，
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我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譬如这封信（指某大书局要人作寿的征文信/编者），看似很简单，而其实包含有我的地位，声望，和各方面的情况等等，才会有这样的信到来，这，是我积了多年的精力，物力，苦心所致的，所以即此一端，就看出我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他们（指叶灵凤等/编者）比得我太大了（指将鲁迅比成高尔基/编者），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
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
·与丁玲的谈话，录自丁玲《鲁迅先生于
我》，文刊1981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
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我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在鲁迅灵前的献辞，
转自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
“有一百个，中国不是这样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鲁迅的日常生活》，文刊1939
年10月《中苏文化》4卷3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你怎么知道我的学问好，……听别人说是靠不住的。老实告诉你，我的学问并不好，我写的文章，常要挨人骂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谁说我有本事，又能干？我常常上人家的当，吃别人的亏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论理讲，我是没有承受这么多的攻击的资格的。我有过什么值得人们这般注意的呢，我不是总共才写过两本小说，两本小品，几本杂感吗？要我倒掉是颇容易的，假使他们也稍稍努力地作出一些实际工作来，然而就是这点点，他们都不能作，这是颇使我悲哀的。
·与韩侍桁的谈话，录自侍桁著，上海杂志公司1932年版《文学评论集》。
“弄政治宣传，我到底不行的；但写点杂文，我比较顺手。”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
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出版社呢，让我写些国民党不禁止的好卖的小说，但是，那样的小说，我绝不能写。”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陶晓燕
译《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雪峰《过去的时代
——鲁迅论及其它》，转自刘一新《真的声
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我是不要给自己做纪念，但我给别人却可以大做特做。
·与郑伯奇等人的谈话，录自郑伯奇《最后的会
面》，文刊《文学》第7卷第5号（1936年11月1日）。
“我不是什么文士，只不过是偶尔拿起笔写写文章罢了，我不是什么文士。”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
《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我是写实主义者，只是把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如实地记述下来罢了。”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
《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我不能写批评，因为我不能冷静。……我把认识藏在心里，而叫自己的感情说话。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
——关于鲁迅和我》，文收董大中著，河北
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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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与高长虹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我）不能做批评，因为我向来不做批评，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个人。”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
《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说我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并不高兴。高尔基只有苏联的才是真的。被人家说成是中国的高尔基，其实就是说不如真的高尔基。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鲁迅。”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卞立强译《内山完造〈花甲
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未免过誉了（指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草稿中将鲁迅比成屈原、杜甫，但是鲁迅并未将这句话涂去/编者），——对外国这样说说不要紧，此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谁，但如果我们的文豪们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
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文
刊1937年3月25日上海《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
我虽清穷，但不愿和当道往来，就是日本的公人也不乐多所交游。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
死》，文刊1936年10月21—22日《日日新闻》。
我在希望你们停止字面上的争斗而做有意义的工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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