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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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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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但是他们是有“主子”的,于是本能地与大众为敌。那些洋场恶少们,自然是一些孱头,渣滓,不足为道,但一到够得上和外国人讲话,也就飞黄腾达起来,主张杀,杀的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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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与于伶等人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四卷。 

  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即使在删削的时候,也是删而又删,有时竟像讲昏话,使人看不懂。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生活——后五年》。 

  上海的四马路,号称文化街,各种大大小小的书店集中在这里。反动派看到许多店里摆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读者买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他们自己的反动书店门可罗雀,反动书刊无人过问。无可奈何之中,把卖左翼书刊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捉了来,审讯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这个书店老板回答说:“我是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 

  他》,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二集。 

  “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作品。” 

  ·(1936年10月10日在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时与 

  姜春芳的谈话,录自姜春芳《我的翻译之道》,文收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21辑。 

  那些人不仅政治上保守甚至反动,在文学上也不会有什么建树,最多不过躲在象牙之塔里,弄点帮闲和帮凶的文学出来罢了(指有几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想办一个大型文艺月刊,希望以未名社的名义发行/编者)。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 

  国民党有大使馆设在莫斯科,除造谣之外,还干些什么勾当呢?这些宝贝!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的故事》。 

  这证明鲧死得冤枉,他主张“湮”,何尝不是治河的高着?禹反其父之道,一味讲“导”,幸而成功,可是后来代代治河专家,又有谁真曾走禹的道路?——好像鲧呀禹呀,据说都是愚民捏造出来的,已被教授(指顾颉刚,他曾考证禹是一条虫/编者)考据明白了,不过是一条虫,我们又何苦为鲧翻案,还是开一眼,闭一眼,让治河专家们多发点洋财吧。 

  ·与曹艺等的谈话,录自曹艺纪念鲁迅先生》,文收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同是青年而不可以一概论,志行薄弱者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别国的硬汉为什么比中国多?是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中国也有好青年,至死不屈者常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其不能熬刑至死者,就非卖友不可,非贩人命以自肥不可。所以坚卓者壮烈而先亡,游移者偷生而堕落。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一点不写。什么也写不出来。要写的话,我想写农村。为写这个,想去乡下。但是,这又不行。 

  如果写一点什么送到报社或杂志社去的话,编辑那里首先就要送去给军方过目。 

  即使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也被禁止发行呢! 

  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可不行。作家们都没法生活,非常痛苦。 

  既没有钱,身体也不行(指去日本疗养/编者)。 

  ·1935年5月19日与松本重治、长与善郎的谈话,录自长与善郎《会见鲁迅的夜晚》,文刊1935年7月《经济往来》,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那时寄纸可真够难了。我亲自到市上把纸选好,买回来,好好包扎起来,送邮局寄。“邮务员”明知是纸,一看是往苏联寄的,就故意把包皮撕得细碎……那就是要叫你携回重包扎的。有时明收暗扣,这边寄出了,那边却收不到…… 

  ·与曹靖华的谈话,录自曹靖华《从一幅画 

  所想起的》,文刊1956年10月号《中国青年》。 

  中国并没有什么新文学运动,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死灭着。在使用白话都被视为异端的土地上,是不会有什么新文学运动的。 

  在中国是不能靠搞文学吃饭的。在报刊杂志等没有得到发展的中国,就是写了小说也卖不出去。没有哪个书店会出版卖不出去的书。光是写没有出版希望的书,那就只能饿死。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 

  文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在中国是没有什么文学的。小说也是不存在的。 

  ·与林守仁(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林守仁作,戈宝权译, 

  《关于鲁迅及其作品》,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就连翻译的契诃夫小说,也被禁止发行了。 

  那是从前的事了。(指松本重治所说日本允许自由主义的立场/编者)但是现在没有了。作家们都在为不能生活而在痛苦着。 

  ·与松本重治的谈话,录自松本重治《上海 

  时代》,文刊1974年6月号《历史与人物》。 

  希特勒一举手(指法西斯的举手礼/编者),就将德国的文化毁灭了。在我们这里,和德国也差不多。 

  ·与黄新波的谈话,录自黄新波《不逝的记忆》,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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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文学遭了灾厄了
作者: 吴作桥

  “谁也没有写什么。谁也没有写作,中国的作家不能写作,我也几乎没有写什么。这也是一个原因,但还不止这一点。作家的生活,不断的受到威胁。动不动一点原因也没有就被捕去。……所以许多的人都转向了,一部分的人跑到乡间去,文学杂志被禁止发行,文学遭了灾厄了。” 

  “虽有组织(指“左联”/编者),但并无人,作家不能活动。” 

  “转向派!(指日本“转向派”/编者)但总在创作着罢?中国作家的转向,与日本作家的转向不同……在日本,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就叫做转向罢,所以作家虽然转向了,文学依然存在,但在中国就不能这样。所谓转向,是为××××效力。是的,慢慢的变成这样子。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就被释放。那是从前的事;现在却要他们改变文学的思想。渐渐的变成这样子,渐渐的不能写作了。认真的照实写出事实来,那就完全不行。但除这样以外,作家就没有可写的了。……作家就不能写作,或者只好借托神话与故事来暗示真实,讽刺发达起来了。” 

  “啊,是堂·吉诃德的山巧(现通译为桑科或桑丘/编者)么?” 

  “讽刺文学的发生,有其必然的根据。从历史上看来也很明白。……但到了反动更利害的时候,就连讽刺也很困难。我的文章,有人说是讽刺的。一有了这样的批评,就有作者本意并非讽刺语句,也被解释为讽刺的,而被人说坏话。” 

  “慢慢的达到不能产生文学的时代……在中国,作家已在一个悠长的时间里不作声息了。……但反动的波涛,也时有消长,最近文学杂志也源源而来的产生出来了似的。但不久那些杂志也受到压迫,不曾长远的继续下去。人们心想现在太平了吧,但马上就又来了一个反动,中国老是这样的…… 

  ·1936年2月6日,与鹿地亘等的谈话,录自鹿地亘著,雪译《鲁迅访问记》,文刊1936年4月27日北平《世界日报》。 

  这样下去,中国是可以给他们(指国民党/编者)弄完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他们对待学生也只有用这种野蛮的手段。”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这是‘一·二八’以后日本新建筑的兵营,(指上海内山书店附近一栋灰楼/编者)这里面的驻兵就可以占领上海。”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眼下的中国,没有认真的教育家,也没有认真的学生,所以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自己也曾日夜苦闷自己孩子成长时期的教育方法。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作,靳丛林、宋扬译《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原文刊昭和十一年(1936年)十月二十二日日文《上海日报》夕刊,转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版《上海鲁迅研究》第14辑,北冈正子《关于〈上海日报〉所载须藤五百三〈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 

  ■政治、经济 

  总说 

  名叫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有种种,有只在口头上谈谈的,有要实行的。 

  马克思主义,倘若不是为的实行和抽去了战斗精神,而只为的谈谈,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倘若不是一切做的都和工农大众的利益相关,不身为工农阶级的战斗之一员,那是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 

  迅》,文收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三联书店1973年版《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友敌应该分得非常清楚,奸细应当用适当的方法肃清出去,这些比狗都不如,简直可耻到极点了。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的导师 

  ——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日《救国时报》。 

  不怕牺牲,勇敢,都是革命成功的要素;但没有明确的政纲,正确的策略和领导,就要流于所谓“蛮干”。革命的目的不变,战斗的策略是可以变的,这就需要领导!此外也需要坚持、韧战……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这种赶浪潮的人本想靠马克思主义给自己找出路,一看走这条路有危险,马上就要靠反马克思主义卖身投靠了。嘿嘿! 

  ·与张友松的谈话,录自张友松《鲁迅和春潮 

  书局及其它》,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指“左联”借一个大厦三楼开会时左侧楼梯/编者)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与勃加莫洛夫的谈话,录自宋庆龄《追忆鲁迅先生》,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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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政治、经济
作者: 吴作桥

  “世家子弟有三变,一变而为蠹鱼(比喻卖图书,字画之类/编者),再变则为蛀木虫(指卖木器、房产之类/编者),三变则为大虫(指卖去家奴婢,“大虫”喻虎,指伤人/编者)。 

  ·与徐梵澄的谈话,录自徐梵澄《星花 

  旧影》,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就像蒋介石已经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一样,资产阶级文人的意识已经变成了虚无的梦幻。”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西》,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不晓得可是事实(指1931年一学生竟抱怨自己是学生出身)。其实,倘是革命的,负责而切实地工作,那效果总是归于革命的,被骂为小资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耻。就是一个道地的工人罢,但假如是一条懒虫,或竟是一个“叛徒”,那不也还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还没有工人出身的作家,倘有,如果自身不强,也会被这一批人一哄,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罢。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但要消除此气分(指小资产阶级的习气/编者),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 

  ·与李桦的谈话,录自李桦《鲁迅先生怎样指导 

  我们学习》,文刊1949年10月19日《光明日报》。 

  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清他的主意的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所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工作还是思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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