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没有什么，似乎对被压迫民族作家的作品，注重不够（指《译文》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编者）。
·与黄源的谈话，录自黄源《杂忆老〈译文〉》，
文收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忆念鲁迅先生》。
（丰子恺译作《苦闷的象征》与鲁迅译本“撞车”了，丰子恺特意向鲁迅说明，事先不知道鲁迅亦译了此书）
“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
·与丰子恺的谈话，录自陈星《丰子恺与鲁迅二
题》，文刊1990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
以中国的名姓译外国人的名字也许在懒惰的读者看看很顺眼，但在译者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译名是可以随意写上几个字的吗？这里却也需要一点斟酌。·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张新颖编，学
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不用中国式姓名译外国人名，不在女性人名上加草头女旁，字形要长体扁体配称使用。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如果没有一个“西洋通”作助手，给他设计取材，恐怕林先生的西洋名著也很难出版，那么，这些名著的作者是谁，还得有“考古癖”的人去研究一下。林先生之所以要做这些西洋名著，大概是想着危言重言的问题，利用某些中国人自庚子以后的“崇洋”心理。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
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林琴南又译一部哈葛德（1856—1925年。英国小说家。林纾译有他的《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斐洲烟水愁城录》等/编者）。”
·与许寿裳的交谈，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曹靖华先生不是正在给你们讲苏联小说《远方》（苏联作家盖达尔的中篇小说，曹靖华译，鲁迅校阅/编者）吗？这篇东西已经翻译了出来，不久就可以出版的（中译《远方》最初刊1936年3月16日版《译文》月刊新1卷1期，单行本于1938年6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编者）。
·与邹鲁风的谈话，录自邹鲁风《党给鲁迅以力量》，文刊1956年第20期《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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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节：与徐汉安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耿济之先生也跟你同一个学校出身，希望你多看原著，多多译作。我自己则……不谙俄文。
·与徐汉安的谈话，录自徐汉安《回忆鲁迅先生》，文刊1948年10月16日长沙《新时代》周刊第18期。
“日本佐藤春夫写信来问我：高明这个人是不高明的？我回信说，恰如其反。”
·1933年3月9日在上海四马路致美楼席上与同
席者的谈话，录自《上海文人“礼拜五派”郁
达夫、鲁迅、茅盾、洪深等一致通过/高明并不
高明》，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集。
“你们的俄文学得怎样了，K先生（不详/编者）的俄文是很好的。哪能不翻字典，翻字典能看也就好了。先生寄来一篇××，这是他的讲义吧？这篇东西很好。”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谈到翻译，外国的作家或作者，有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有的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听说自己的作品被译成外文，这对于作家来说，是很不放心的。这位翻译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授，他自己也是作家，所以不会有损于我的作品吧。《阿Q正传》已被译成俄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日本的译者我还了解。我的作品有井上红梅的译本，还有佐藤春夫的译本，比起来还是佐藤春夫译的好。什么缘故呢？因为佐藤春夫自己是著名的作家，从而对我的作品有较好的理解，并且译得很生动。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陆晓燕
译《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中国作家
工厂中工人，下了班心思便不在机器上了，然我们放下写作之后，脑经（原文如此。疑为“筋”字/编者）依然在工作上转，竟不能限时间。
·与徐梵澄的谈话，录自徐梵澄《星花旧影》，文刊《鲁迅研究资料》（11）。
“现在中国新兴的作家，使我不得不惊奇。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从天上落到上海滩的，不在地上生根，没有生活经验。他们是中国人，但是却不看中国一眼，更恶劣的倾向是，他们不了解中国。所以他们没有个性，他们的作品也没有真实感。”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陆晓
燕译《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14）。
我们的作品真连欧洲的那些小国家的作品都赶不上吗？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
文刊1940年9月1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
“上海文人，各有各的本领，我们不可轻看他。你看见他表面上笑嘻嘻，一动也不动，静得很，一点真意也得不出来。我时常想：他们好像非洲Jungle（原始森林——原页下注/编者）里的动物，在树林里，看过去极平常，毫不可怕。可是如果真接触到时，就各有各的本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他们（指创造社/编者）仍旧太不留心黑暗势力……将文艺界现状分为三派：创造社派，革命文学；语丝派，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新月社派，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这样分的。但关于创造社，说得是多的，关于语丝派就少，对于新月社派则只寥寥数语了。可见愈对于敌人就愈知道得少……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
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当时在广州的创造社中的人们，并没有切切实实地进行坚实的战斗，却穿着长统皮靴，很神气，像做官。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夏熊《冯雪峰谈左联》，
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他们没有回答，似乎给我难倒了（指鲁迅对创造社人们的反问：“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编者）。但其实是容易回答的，就是：无产阶级最后一定胜利！倘若最后胜利难于“保障”，那自然是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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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中国作家
作者： 吴作桥
其实，看准了将来是无产阶级的天下，纯从利害着想而跑过去，也何尝不可。说利害，是不算辱没了革命的，我说小资产阶级以及高贵得了不得的文学家，预先从自身的利害着想，要去“获得大众”了，也没有辱没了小资产阶级和革命文学家。明白了真理之所在，如马克思所说，转移了阶级，自然是好的；或者为了自己也受压迫，为反抗起见，或者只为了良心，愿意帮助被压迫者，自然都是好的；但从自身将来的利害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道破了利害，不算就是揭穿了小资产阶级的灵魂！只是要问：果真相信自己看准了么？……何况还要看更切近的利害。最后胜利是必然的了，然而倘若还是遥远，眼前却是性命交关的斗争，——怎样呢？这就真的要看小资产阶级的灵魂了。……创造社的人们说，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我看也是确实的，你看：既没有和黑暗现状斗争的勇气，又指良心为资产阶级的卑污的说教，（指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说：托尔斯泰是一方面站在最觉悟的现实主义上，剥去一切的假面；他方面却面见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说利害又有伤动机的纯洁，于是就只落得空空洞洞地讲“正确的阶级意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
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不够的，并没有把握住客观的现实形势。英雄主义的公式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李立三路线同样陷入了左倾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李立三是失败了，他们也失败了。现在的青年大都是幼稚的，攻击我是反动，但他们什么也不懂得，却好像是吃了辣椒似的，因为辣椒一时是会使人兴奋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鲁迅传》，
转自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
（一）》，文刊2000年第3期《鲁迅研究月刊》。
“他们想要打倒我，叫嚷着什么不打倒鲁迅，中国就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学，最后竟干出了连我的婴儿也加以攻击的丑事。可是他们自己倒台了。”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鲁迅传》，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罗曼·罗兰读到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说道，“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因之罗氏写了一封给我的信托创造社转的，而我并没收到。因为那时创造社对我笔战方酣，任意攻击，便把这封信抹煞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未名社虽然已经解体，还有些人对它颇怀好感，怀念它的存在。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未名社旧址
“奴隶社”这个名称可以的，因为它不是“奴才社”，奴隶总比奴才强！奴隶是要反抗的。
·与萧军等人的谈话，录自萧耘《鲁迅和
奴隶社》，文刊1979年第1期《文艺百家》。
可以，就这样吧（指鲁迅阅读“左联”纲领后的表态/编者），这一类文章我是不会写的。
·与夏衍、冯乃超的谈话，录自复旦大学《鲁迅日记》注释
组《与夏衍同志的两次谈话记录》，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我很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一部分青年担心。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徙著，卞立强译《鲁迅传》，原文刊日本《改造》杂志1932年4月特别号，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司马相如不单有文采，还会讲恋爱。在汉朝，文学家能讲恋爱，就很有胆量。
·与刘大杰的谈话，录自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文
刊1988年第2期《人物》：《鲁迅谈杜甫、李白、陶潜等》。
扬雄摭《离骚》而反之，只是文术古奥，使人难懂，所谓“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但假使竟没有可以回复之处，那将如何呢？《离骚》而至于《反离骚》，《恨赋》而至于《反恨赋》，还有什么意思呢？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曹操的诗）不虚伪，所以是好的。
·与刘大杰的谈话，录自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文
刊1988年第2期《人物》：《鲁迅谈杜甫、李白、陶潜等》。
“杜甫的律诗，后人还可模拟，他的古体内容深厚，风力高昂，是不许人模拟的。”
·与郁达夫、刘大杰等人的谈话，录自陈子秀、王
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何以对古人要求这样多：杜甫的诗好，文章也就不行，而且嵇康也死得很早。
·与刘大杰的谈话，录自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转
自1988年第2期《人物》：《鲁迅谈杜甫、李白、陶潜等》。
杜甫的诗好，文章不行。……
他的《北征》就远在韩愈的《南山》之上。韩愈用力学他，差得远。
·与刘大杰的谈话，录自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转自
1988年第2期《人物》：《鲁迅谈杜甫、李白、陶潜等》。
这很难说。陶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与刘大杰的谈话，录自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转自
1988年第2期《人物》：《鲁迅谈杜甫、李白、陶潜等》。
《天问》注释的很多，可以看汉王逸注的就行了。但是唐柳宗元有一篇《天对》，要看一看。这篇文章在普通的柳宗元文集里没有。你要到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图书馆去看。那里有一部，是集美堂本的《柳河东集》，集子里有那篇《天对》，你可以同《天问》对着看，很有趣。所谓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柳宗元的文章最好。
·与常惠的谈话，录自常惠《回忆鲁迅先生》，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白堤和苏堤是以他们的姓命名的。他们都是诗人，从政杭州，为官清廉，建造了白堤和苏堤，为民造福，人民感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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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节：与孔另境等人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郑祖樵《鲁迅与许广平
游杭州》，文刊2004年第8期《鲁迅研究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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