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像鲁迅那样受过很多刺激吧，当时留过日本的革命党人，多半做事比较偏激，搞暗杀的就数他们最多。李烈钧比较幸运，他没有在这种“恐怖袭击”中充当肉弹丢掉性命。等革命成功后，李烈钧回到了家乡江西省，不过，身份大有不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封他为江西的最高领导人——江西都督。
大权在握，李烈钧的铁腕和激进脾气便显示了出来，他大力对江西进行各种近现代化的改革。应该说，他采取的那一系列激进的措施，的确让江西的面貌，在短期内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作为一个喝过大量洋墨水的人，李烈钧哪里会对江西境内，最古老最“封建”的家族有丝毫客气？于是，龙虎山张家发现，他们原先以为，从清朝以来，自己已经“倒霉透顶”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当人们开始倒霉之后，每一天都会天真的设想：到了这个地步，应该算倒霉透顶了吧？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就在那一年，江西都督府下令，取消张天师封号，同时，取缔天师府所有的封地。
消息传来，正一派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被迫匆忙逃往上海，身后的大片田产、林园也顾不得了，逃命要紧。当时时局动荡，世事诡谲，“柿油党”们个个洋装打扮，举止怪异，谁知道下一步他们会做什么？张天师对付中国土产的鬼怪颇有经验，但遇到这群“假洋鬼子”，什么符咒、阵法、雷诀、鸡血、香灰……统统宣告过期失效。道士们知趣地没有把符水往革命党的脸上泼，他们眼尖，看得出别人手里端的可是洋枪洋炮！
这是第四代天师张盛先生回归之后，第一次有张天师仓惶逃离龙虎山。他既没有往青城山跑，也没有跑到当初张道陵先生发迹的鹤鸣山，而是一口气跑到了“洋鬼子”们的巢穴上海。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张元旭先生胆上长毛，打算直捣黄龙，来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举铲除所有洋鬼子！而是因为上海，当时是龙蛇混杂之地，仿佛像一个巨大的胃，什么东西都装得下。新的、旧的、土的、洋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坏种、良民、以及过去的良民……所以，多个张天师不多，少个张天师不少。
况且，当时革命党名义上是听从孙中山大总统的号令，其实是按地区各自为政的。有些地方下手狠一点，例如江西的李烈钧和四川的尹昌衡；有些地方就相对来说要温柔一些，比如让鲁迅先生很生气的那位绍兴都督王金发。最温柔的地方就要数上海了，这个地方是正牌洋人的地盘，什么都督都鞭长莫及。只要逃离江西这个虎狼之地，李烈钧革命得再坚决，也拿租界里的张天师没有办法。
张天师从偏僻的龙虎山，来到了拥挤的上海。以前，满目是苍翠的山色，清新的空气。现在倒好，出门就是繁华的十里洋场，污浊不堪的黄浦江。对于乡下人来说，这是个恐怖的地方。《子夜》中那位吴荪甫的乡下老太爷，“不曾跨出书斋半步，除了《太上感应篇》，不曾看过任何书报，更不曾经验过书斋以外的人生”，是个老老实实的基层道教中人，结果一到上海，便被活活吓死了。
这样没出息的家伙！居然好意思读过《太上感应篇》？让人听了简直气破肚皮！作为道教的领袖，张元旭先生可不是这个熊样，张家从祖上开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因此，即使是在上海，张元旭先生仍然可以轻易地混个风生水起。上海社会复杂，一眼望去都是人潮汹涌，其实仔细一看，却分明是个暗无天日的鬼蜮世界。张家的符咒在这里就及时地派上了用场。毕竟是千年老店，货真价实。上门来求各种符箓的，几乎挤破了张元旭先生寓所的大门。
想起往事，虽然还是有些伤感，但发放符箓的收入，足以使张元旭先生在米珠薪桂的上海滩，过着比较惬意的生活。张元旭先生再次体会到了有个好祖宗的巨大好处。张家的列祖列宗，仿佛购买了一种获利非常的股票。因此，子孙后代不管跑到哪里，都可以凭着一纸名头，获得不菲的股息。
生活永远不会平静，就在这时，从北京传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消息：中华民国道教会正式成立了！
地点在全真教的老巢白云观，主席是白云观的主持陈明霖，发起人有十八个，无一例外全都是全真派的代表。他们还煞有介事地拟定了一系列的文件：《道教会宣言书》、《道教会大纲》、《道教会请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等等。不久，又拟定了《道教会上国务总理、袁大总统书》。当天，便由陈明霖等人，花几毛钱钱租辆黄包车，风风光光地便送进了国务院。并且，隔几天便得到了批准，正式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全国性道教组织。
所以说，天子脚下好办事。消息传到上海，黄花菜都凉了。张元旭先生愤怒地发现，“中华民国道教协会”里，居然连堂堂嗣汉天师的位置都没有！就算是假惺惺的，您也给一个副会长的虚衔不成吗？没有，白云观这事做得太绝了！明摆着是欺负张天师路远，你张天师无论如何，都得千里迢迢坐火车来吧？但别人从白云观赶到中南海，拉黄包车的车夫，怕还嫌没有跑过瘾呢！
张天师心想，如果俺是峨眉剑仙派的，准派上几支飞剑，千里上京取了这厮的项上人头。但没有办法，张天师的专业不是放飞剑，而是帮人捉鬼，而这陈明霖道长固然奸诈似鬼，毕竟还不是真正的鬼，张天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张元旭先生为自己失误懊恼不已：都怪自己卖符纸卖上了瘾，忘了还有改朝换代这茬事了！结果，不幸便被全真派抢了头一炷香。说起来，也怪张天师死脑筋转不过弯来，每到了改朝换代，便东看西看，到处找人选人献符瑞。但这次改朝换代可不像从前，你未必要捧着符瑞给孙中山送去么？
全真派就不同了，他们的根据地是北京，政治漩涡的中心。道士们嘴上念着经，眼睛却不住地朝观门外瞅。他们发现：如今这流行的玩艺儿换了，不兴泡茶馆听京戏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今天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明天成立一个什么协会，后天多了个什么委员会……名头还一个比一个大。弄到后来，身为一个堂堂的北京人，如果您居然没有忝居什么“协会”之内，简直就不好意思上街见人了。
所以说，现代社会中，信息是多么的重要。张天师处在上海，满眼都是赚钱的信息，政治敏锐感便一下子钝化了不少。等他清醒过来，已经晚了，别人连名片都印好了。没有办法，张元旭先生只好硬着头皮，跑去烧第二柱香：
1912年9月，正一派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召集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正一派道观的代表人物，在上海关帝庙成立了全国性的道教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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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炷香没有抢到手，张天师很生气，后果却不太严重。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谁还去管你道教内部这些鸡虫之争？张元旭先生对北京政府相当不满，什么破政府嘛！一点调查研究都没有，便轻易地把道教会的招牌给了不该给的人。你随便去翻一翻古书，就应该明白，谁，才是道教真正的正统代言人。
没办法，张元旭先生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便是玩玩文字游戏。你是“中华民国道教会”么？好，那么，俺们便是“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多一个“总”字，便压得你到八月十五都翻不了身！外行人怎么看，都会以为北京那块是“总会”的分舵。张元旭先生得意地想，中国汉字真是威力无穷呀，一字之差，便让陈明霖这厮降级成了道教的青木堂堂主。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早有早的优点，迟有迟的好处。两边的入会条件其实都差不多，全真派“分舵”那边，要入会的弟兄，只要符合这样的条件就行了：“道教信士及一切善男信女（不限种族、不限国籍、不限行业），志愿助扬道教、度化众生者，皆可入会。”
上海正一派“总舵”这边，则更为宽松：“无论在家出家，不分国界种族，凡素志好道者，均可入会。”
全真派一看很愤慨，什么？太不像话了，连“善男信女”这样的基本条件也不要了？上海滩多的是混黑社会的家伙，平时也喜欢拜拜关二哥。如果这些家伙一时心血来潮，想要志愿加入“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你张元旭天师到底收不收这笔会费？
张天师懒得管这么多细节问题，他也是没有办法，官方那边已经无路可走了。民国政府当时已经接受了陈明霖的申请，正式接纳了“道教会”。当官的只能对悲愤交加的张天师耸耸肩膀，双手一摊：没有办法，谁叫你不早点来？
因此，直到“道教会”和“道教总会”双双无疾而终，张天师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按现在的话来说，属于“非法宗教组织”。虽然当时的政府忙着打仗，懒得派人上门清理整顿，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张天师的“道教总会”从始至终，也没有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成立和开展活动。
道教又一次陷入了南北纷争之中，但这场纷争在当时的大历史中，已经变得毫不起眼，张天师不久也将重返龙虎山了。他在上海那几年间，除了创建一个不被承认的“道教总会”，以及贴满大小弄堂门口的符咒外，还为丰富上海方言做出了一点点贡献：因为他的原因，上海人新创了一句著名的歇后语。
当时，如果一个上海年轻人，为了什么事；失恋或者失业，把自己锁在亭子间的顶楼，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任谁劝都不下来，父母的话不听，连居委会大妈来了也不行。邻居好奇，便问，这小青年一个人在楼上鼓捣些啥呀？家里人往往会懊恼地回答，“伊是鬼迷张天师，勿晓得伊勒做点啥！”
这句话中的“鬼迷张天师”，其实是个精简版本。整句歇后语是这样的：鬼迷张天师——有法无使处。
张元旭先生听了这句歇后语，心中一定是相当的郁闷。当初在江西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敢说三道四？到了上海滩，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上海滩的鬼不简单，人也和别处的不同。当时，除了上海本地人之外，全中国的人来到上海，都会获赠一个共同的称号：乡下人。饶是你张天师千年世家，到了这十里洋场，也不过是一个土头土脑的江西老俵罢了。
所以说，他乡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三年之后，张元旭先生便离开了上海，胜利地返回了故乡龙虎山。促成他这次返乡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一场大雨，有人说是因为一个“好皇帝”。
民国二年，北方旱灾。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先生虽然有了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却还没有来得及掌握西方先进的人工降雨法。因此，还是拿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灾害没辙。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再次求助于中国传统的“人工降雨法”——祈雨。
史料上没有记载袁世凯先生有没有先请白云观全真派的道士们动手，从后来的迹象看，应该是有的。但“中华民国道教会”的那些人显得很不专业，怎么求，北京的上空依然是碧空如洗。无奈之下，袁世凯先生下令，掀翻全真派的摊子，另外派人到上海，邀请传统的祈雨专业户——“中华民国道教总会”的张元旭先生，火速上京救急。
张元旭先生一听，这是救民于水火的大事呀！不敢怠慢，连夜便赶往北京。到了地头上，人说：请问张先生，您这祈雨的法坛，要设在哪里呢？天安门广场，或者天坛、地坛？
张元旭先生不在乎地摆了摆手，不用这么麻烦，咱们因陋就简，干脆还是设在白云观吧！横竖都是道教中人，到时候需要什么设备，也便于及时供给。
于是，白云观的道士们忍着一口闷气，把刚被掀翻的求雨法坛，又竖了起来。不久，张元旭先生就在前呼后拥之下，一身道袍，左手符纸，右手天师令牌，悠然地登上了法坛。在他的身后，一面白布旗上，浓墨大字写着：“龙虎山嗣汉天师 中华民国道教总会 张”
更令白云观道士郁闷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张家真正是天上有人么？祈雨的程序其实大同小异，咒语听起来也一个调子。但，经张元旭先生这么一操作，一场倾盆大雨，不久便哗哗哗地把整个北京城淋了个透。
这件事引起了全城轰动，老北京们议论纷纷，不愧是张道陵祖师的后代呀，你瞧人家这水平，这气派！北京人看人讲究一个“派”字，能干不能干还在其次。张元旭先生从小就是按天师的规格来培养的，这派头简直是不用说的了，这一点令北京人深为折服！张元旭先生也很感慨：不愧是天子脚下，数朝古都之地。真正是民风淳朴，德化深濡啊！不像那些洋气弥漫的铜臭地界，一股令人掩鼻的暴发户气！
祈雨这种事情，据后人考证，有记载的，成功率近乎于百分之百；没有记载的，便不好意思说了。张家的求雨成功率在所有祈雨专业户中，据说是最高的。唯一的一次失败记录，是在明朝万历年间，那时的天师是第五十代张国祥先生。还好，在位的万历皇帝脾气温和，对道教的态度也很友好，所以并没有为难张天师。
不管怎么说，张元旭先生毕竟成功地求下了雨，这件事给大总统袁世凯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世凯这个人，怎么看，都有些神似于当年汉朝的王莽先生。能力超强，野心超大。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袁世凯也是一样，他当时在国内国外，民间朝堂，声望都是相当的高。如果没有后来称帝那招臭棋，历史对他的评价，恐怕将是另一种写法。
人生在世，最难做到的，便是在野心和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后，往往让野心连人带能力一口吞噬下去。当袁世凯有了称帝这个野心后，所有的心思、精力便完全扑在上面，仿佛一个人掉进漩涡里，眼中看到的，除了水还是水。
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先生考虑到，要称帝，便不能忘记龙虎山的张天师。从历史来看，得到张家的支持，几乎就相当于在玉皇大帝那里买了单保险。恰好在此时，张元旭先生多少看出了一点苗头，便抓紧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