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
叶莲子来到包家时,包立已经七八岁了。
他常常一把抢下吴为的小饭碗;说:“你凭吗吃我们家的大米子儿?”
吴为就瘪着嘴垂头而立。
包立要的是吴为的啼哭,吴为不哭他就气得跳着脚说:“小要饭的,小要饭的!”
包家的剩饭一桶一桶往阴沟里倒,怎么就容不下吴为这一小口饭?
一到吃饭的时候叶莲子心里就念叨:包立千万别到下房来,让吴为吃顿囫囵饭吧。可是包立上蹿下跳、东跑西颠,谁能防得了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包立就拿着水枪站在了身后,非让吴为陪着他玩。吴为要是不陪他玩,他就拿水枪往吴为脸上滋,滋得吴为睁不开眼。
眼巴巴在一旁守着的叶莲子就赔着笑脸拦阻:“小少爷,小少爷,太太叫你呢,太大叫你呢!”
这样一来,吴为就更不陪包立玩了。越是不陪他玩他就越气,气不过了伸手就打。
包立往吴为脸上滋水叶莲子还能忍,要是大打出手她就无法忍了,一把将吴为护在怀里,包立的拳头就只好落在她的身上。她是佣人,能对主人的孩子说什么?只能用两只眼睛恨恨地盯着包立。
温妈就说:“让小少爷打几下怕什么?”
叶莲子说:“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干吗让人家打着玩儿?”
温妈不瘟不火地说:“谁让你是佣人呢。”
她说:“我是佣人,我孩子不是佣人。”
“是佣人就不该带孩子,主家让你带孩子就不错了,你还不让人家小少爷打几下?瞧你的眼睛,瞪得像个老爷,你要是有老爷的命也行,偏偏地没有呀!”
刘妈就说:“说的!要是你的孩子,你乐意让人打吗?”叶莲子过世后,吴为也去找过三:太太,巧遇包立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看上去很是遭遇过的样子,往昔的嚣张、跋扈,似乎也被拦腰横砍,谨慎而又阴沉地坐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影里。
一九四九年政权易手前夕,包天剑不是不想远走高飞,可是他们已经穷困得凑不上盘缠,这个行伍出身不善思索的人,竟像预言家那样看到了自己的大限,惶惶然对三太太说:“要是不走,下场就太惨啦!”三太太冷丝丝地笑笑:“你到底明白过来了!”
此时只好让包立先走,说是他们的盘缠慢慢再想办法。其实心里再明白不过,所谓“慢慢再想办法”,不过是人们坠人深渊前那绝望而又不甘的最后一瞥。
包立上路时只能带几箱衣物,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到台湾后先在舅舅家落脚,而后进了中学。人到没钱的时候,除了爹娘老子,很少有人再顾念你这个社会关系,舅舅待他自然一天不如一天。他只好搬出去,靠变卖那几箱子衣物念完高中,又考上了航空学校,后在空军服役。靠着空军往来便利做了些生意,才有了稳定的生活。
回到离别几十年的北京真是百感交集,对着三太大又是涕泪交流,又是磕头下跪……他不是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后生母三太太在毛衣厂织毛衣,兄弟姐妹或在菜站卖菜,或在工厂当小工……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据,可他就是一分钱也不往外拿,——也许不能怪他不讲骨肉之情,他足穷怕了。
总而言之,他过去怎样折磨吴为,现在生活也就怎样折磨着他。
包天剑走后,二太太生活并不很宽裕,但她从没找过包老太爷,只靠变卖首饰度日。首饰本是玩物,怎能以此为生?而且上当铺的心情好受吗?人知道包家太太上当铺,算怎么回事!
她也一直以为包天剑把三太太送走了,没想到三太大没走。
不久三太太就对包老太爷说包天剑留下的三千块钱花光了。也不知道真假,包老太爷惦记自己的孙儿孙女,决定每月再贴补三太太一百块钱生活费。但是没。人敢去送这个钱,怕二太太知道,她的脾气太大了。
只好把这个活儿派给包天心。他倒没有什么顾虑,反正可以趁上厂学时把钱给三太太送去。
那是包天心第一次看到三太太。觉得她人很年轻也很清秀,却不知她那么精明。与外部世界相比,三太太的段数也许不能算高,但在直来直去、一根筋到底的包家人中,她的精明就显得一枝独秀,万事顺遂。早在包天剑意气风发投奔共产党之始她就说过:“瞎折腾什么?包家的气势自打‘九一八’就完了,咱们走着瞧,没什么好结果。”
尽管三太太给包家生儿育女,可她根本看不起包家,嫁给包天剑更非所愿。这也许就是她一有机会就划拉钱的原因?
包老太爷过世后,包家大院自是飞鸟各投林。
‘院中那几栋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小楼,几经易手,最后都变做本书第一部中所描述的情形。
包天剑一房搬回他们北平那所宅子,因为没有谋生手段,三太太只好买一辆卡车让董贵跑运输。解放前夕,时局不定,商家格外谨慎,家家紧缩银根,卡车也就少有大宗托运,自然也就没有挣到什么钱,为此三太太十分迁怒于董贵。
一九四九年后包家只得将佣人遣散。董贵从小跟随包天剑,本该对他有个妥善的安置,可是三太太不管。包天心对她说:“人家跟了你们一辈子啊!”
她说:“谁不愿意做个菩萨,可我这一家子人吃不上饭谁管?”
包天剑刚一咽气,三太太就高瞻远瞩地卖房子,当初四十多根条子买下的房子,如今只能卖到十几根。就是这样买家还说:“太太,您也不看看时局,我都不敢担保这是不是一步臭棋,说不定这十几根条子全折了。”
三太太说:“不敢和那些王府比,这样的房子在北平可说是一等一,您花十几根条子就享用这样的房子还说什么呢?”房子真是好房子,便宜也是真便宜,可买主没有估计到,他最后赶的这趟车,日后将在他的阶级成分上发挥何等的作用。
按照法律,这笔钱三太太应该和大太太平分秋色,即或三太太孩子多,按人头分也行。可是包天剑还没人殓,三太大就把娘家人叫来,说是包天剑生病时借了娘家两根金条,其实包天剑生病用钱,都是母亲故去后存放在几位姐妹那里的钱。
三太太又请包天剑的朋友帮忙,说是包天剑什么钱也没留下,抛下她一个人带那么多孩于今后怎么活?看在可怜见的孩子分上,请对包家人说包天剑在世时借过你几根条子未还。
就这样,三太太先从卖房钱里提了几根金条,余下的钱又按人头分配,大太太最后只分到几两黄金,她又没有一点生计,只好改嫁。
大家闺秀三太太运筹帷幄的能力,显然比闯荡过江湖的二太太高明多了。而后包家人只能靠卖金子或卖东西过日子,一套带大理石的红木椅子和茶几才卖十五块,买家还不愿意要。三太太的条子没多久也花光了,只好到毛衣厂织毛衣。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伊始,三太太被红卫兵小将打得皮开肉绽,在街道监督下劳动改造。天津的包家大院被造反派没收,包家人全被赶进了叶莲子住过的地下室……
当皮开肉绽的三太太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胡同的时候,也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往事的尘埃,等到打扫干净,事情的本质就无比清楚地凸现出来。三太太终于明白,她不过是一个陪葬品,在包家开始走向衰落、灭亡的时刻来到包家,既没有享受过情爱也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比起二太太,她才是两手空空一样没落着。她更常常想起那个从来没让她称过心,从来没干过一件正经事的包天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说的话:“要是不走,下场就太惨啦厂那大概是他惟一正确的选择,但却未能实现。包家是个大家庭,人多嘴杂,事情总有包不住的一天。
二太太得知三太太不但没有被送走,比之她的生活还多出诸多特殊照顾.心里很不个衡.就追问包天心。包天心说:“人家有儿有女,不管怎么行?你住在包家大院,有了问题白会有人照管,这样比起来,她的困难是不是比你大?”
二太太又追问三太太的地址,包天心没有告诉她。她说:“我不是要和她吵架,而是要把她接到家里来,那不是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包天心说:“你脾气那么不好,要是出了王熙风和尤二姐那样的事怎么办?”
二太太虽是青楼出身,却不大在乎钱。不大在乎钱的人,多半会在其他方面不依不饶,比如说感情,这很可能与她从小没有得到多少关爱有关。
很少得到关爱的人,大都属于情感反应不太正常的“高危人群”,一旦得到哪怕如一滴眼药水的关爱,都能在那滴眼药水里翻江倒海,兴风作浪。反过来说,一旦感情上沦为赤贫,也有“穷极生风”的可能,特别在男人背叛之际,总会追悔自己曾经的投入,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自我牺牲,从而走向极端。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二太太和吴为非常相近。
几天之后她对包天心说:“你二哥失信于我,我和他的感情看来是到头了。既然事已如此,我要走了。”
包天心和二太太一起出走,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受了新思潮的启发,也可以说是追随富家子弟出走的时尚,还可以说他一心只想离开那个勾心斗角、没有文化的大家庭。姐妹们都没上过学,家庭又封建,这让有了点文化的包天心深感郁闷,而同学的家庭大多是职员,虽说经济条件中等,但是非常温馨,每每到同学家探访都让他心生渴望。
母亲虽然爱他可是已经离世,不论需用什么钱都得向姐姐们讨要:她们又捏得很紧,花一块,要一块,给一块,这更让他感到没有母亲的悲凉。
厨子做了什么好吃的,二太太总会对包立说:“去,叫你小叔叔来吃点儿。”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他觉得二太太比姐姐们还关心他。
他也受不了包老太爷的大葱蘸酱。一家子人围在大桌上吃大葱蘸酱,无非是走走天伦之乐的过场,下了饭桌各自再到外面下饭馆。也许还因为和二太太有些投契。不过男女间的投契与男女间的私情,区别从来就不明确,不然走就走,还在报纸上登什么与家庭脱离关系的声明?
有一次乘火车从北平回天津,车上日本人很多,包立因为坐在车门旁,小手扶着门缝,有个日本人关车门时夹了包立的手,把手夹流血了。二太太站起来,一把揪住那日本人的领子不依不饶。当时日本人还算讲理,让车上的卫生员把包立的手包扎上了。
别一次乘火车包立睡着了,车上有人大声说笑,包天剑发了火,冲着人家嚷:“你们这样吵,把我孩子吓着啦!”
二太太当时就说:“你孩子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公众场合,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人家说笑?”
都是青年学生感兴趣的场景。
其实包天心没有必须离家出走的原因,只是他赶上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时代。他既没有包天剑收复东北王国的雄心,又没有胡秉宸的伟大理想,只能跟着那些不清不楚跑往内地或香港的同学赶一回时髦,离开这个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哪儿不合心意的家庭。
当他向姐姐索要路费不得的时候,二太太说:“你要是真想走,我帮你。”于是他们一起到了上海,而后他又转道香港,读书去了。
二太太突然中断了对包天心的经济援助,给她写的信也被邮局退回,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这一来包天心的流浪生活便无以为继,只好写信给姐姐。包天剑这时已然回到天津,包天心能不能回家要看他的态度。包天心和二太太是不是私奔、情奔不好说,但他们确是一起出走的。
包天剑能说不让包天心回家吗?他在外头混不下去,做哥哥的不让他回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以浪子回头定位的包天心,似乎并没有充分吸取教训、改邪归正,仍然是大少爷一个,整天骑一辆“三枪”跑车,车把上挂个镜子,飞轮上缠着五彩毛线圈,花里胡哨,招摇过市……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包天剑让包天心尽快逃亡。经过上:海、香港之旅的包天心,再不向往流浪的时尚。经过延安之旅的包天剑就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你要是不走,思想上就要有所准备,运动可是一个接着一个。”
骑着花里胡哨“三枪”自行车的包天心说:“我没干过共产党忌讳的事,不在乎什么政治运动,反正是干活儿吃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吃苦干活吗?他又不是没有吃过苦,比如在外流浪的日子。可没想到的是不能说真话了,这比吃苦还让他受不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厂长说产量可以翻一番,计划科长包天心说:“从我们的设备来看根本完不成。”
厂长很不高兴。包天心想,你不高兴顶多不让我在这儿干,我还可以到别处于去。以为江湖上的规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生命之树长青,最后只好落得看大门的下场。
二太太想到出走前给母亲买的那一处房子,该是天不绝人?她回到了北平,在那处房子落下脚,有时经过隆福寺,偶尔也会想一想,包天剑那所宅子就在附近。
母亲死后,二太太又把小四合院卖了,在白塔寺附近买了两间铺面房,开个小铺卖牛奶,日子勉强维持。
一九四九年后改卖鸡蛋为生,买了二百多只鸡养在两间房子里,到处都是鸡和鸡屎。可是鸡蛋卖不出去,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甘子。又来了场鸡瘟,鸡都死了,东西也都当光卖尽,最后沦落到以糊纸盒为生。又因为从没干过这些事所以干得不好,街道上的干部、胡同里的居民也看不起她,还有人叫她:“小老婆”、“老妓女”。生性高傲的她也就孤身进出,与谁也不来往,正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句话。
日后重新落户北京的叶莲子,常常想起给过她一线生机的:二太太,希望再次聚首以报答一二。
有时提着水桶到西单为禅月买活鱼的叶莲子经过白塔寺,就是不知道这个咫尺天涯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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