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她的爱恨痛悲中总含着一份生命的苦斗和挣扎，现在已透出深深的生命淡漠感：
我常常站在窗前搜寻，终于看准路边草地上的一棵白蜡树，
那棵树正对着我卧室的窗口，或许它将来可以睡在那里，等我老
到走不动的时候，不用出门一眼就能看见它在哪儿……
我也特意留下9月19日的《北京晚报》，因为上面载有北京
市殡仪馆推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陵园，我想，早晚有一天妈的骨
灰再不能和我一起住在我的卧室里，我都没有了，又何谈我的卧
室？我得及早为她寻找一个好些的去处，等到我也归西的时候连
猫一起搬过去。
我们就齐了。
——《幸亏还有它》
张洁已经那么淡然地看待自己日后的衰老和死亡，完全进入到她曾经在《最后
的高度》里营造的情感境界。
张洁文学创作最后的高度，正在这种情感的境界里孕育。
4
实际上，张洁文学之恶的谜底已经揭开了。
用非文学评论性的术语概括一下就是：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期望越高，失
望也就越大；狗急跳墙，何况人乎。这样的对立两极，自然是对社会人生中的真善
美与假丑恶而言的。
按照弗洛姆的本意，对母亲的共生固恋是指内在于人的最基本的情欲之一，它
的旨向大致包括人寻求保护的欲望、人自恋的满足；逃避责任、逃避意识等负担的
渴求；对无条件的爱的希求等。并不是只有婴儿才渴求母亲，一个成年人跻身于社
会在人生的风险和担负中同样渴望一种确定性、保护和爱恋的力量，母亲自然成为
这力量的第一化身和切实的保证者。弗洛姆在这种固恋中窥见到了人类的脆弱，同
时也揭示出这种固恋在极致状态下可能产生的焦虑不安，以及它与人类的自恋和死
亡欲望（也有一种说法叫“恋尸”）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最危险的恶性形态——衰
败综合症。弗洛姆的深刻就在于，他立基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消极的方面看到
人类情欲在特定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反常性与社会恶果。在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里，
同样藏着人类与生俱来的脆弱，她的文学之恶同样是对母亲的共生固恋在特定的背
景下被逼到极致状态的一种反弹——以变态的方式护卫自己致命的脆弱，补偿自己
对这个世界极端的失望和悲哀。不同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恶性形态有它独特的艺术
价值，而张洁无论曾经表现出怎样的穷凶极恶张牙舞爪，都是为了那样一份紧紧系
结在真善美之上的爱。
好在一切在这个谜底被揭穿以前都已经过去了。
人们等着看张洁下面的文学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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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恨比爱更长久
这是我早就想写，然而却一直延宕至今的题目。这个结论让我惊悚，我只怕它一说出口，就把“我们”——无数女人对现世爱情的期待给彻底泯灭了。这样一本用血和泪、疯狂与绝望共同交织构筑而成的《无字》天书，谁能破译得了？怎能想见，写出《无字》的张洁，就是二十年前，那个满怀亲爱、泪眼迷蒙呼唤《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二十年是一个
什么概念？二十年的风刀霜剑在一个灵性充溢智性高韬的女人身上刻下数道年轮后，便会使她修成如此正果吗？
无字天书。无字我心。《无字》其实哪堪破译？！它只如一把无形的利剑，将人世间善男信女对待情事的一点点虚幻，尖锐的挑破了。很凉。也很伤感。作为叙事主角的女主人公吴为，在追忆自己与丈夫胡秉宸及其前妻白帆的关系时，时时回顾追溯母亲叶莲子与父亲顾秋水、外祖母墨荷与外祖父叶志清的一世情缘。三代女人的爱情遭际，一个世纪的离乱沧桑，压抑在传统、流俗、战争与革命情境下的命运坎坷，都令我们扼腕叹息。我们优柔的同情之心被深深的触动了，如同在读《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时一样，书中的结论，在我们心间形成一个大大的疑问：俗世之中，男女之爱，与母女之间的血缘之亲，究竟孰轻孰重？谁是我们最后的情感寄托和皈依？不敢想，不敢问。只是将浸透着血和泪的一本天书拿起来，又惊恐地放下，再拿起来，再放下，如是反复，不忍卒读。
从前我们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那里懂得了爱，深深的爱，由禁忌之中而一定要完成和坚守的爱；现在，我们却在《无字》天书里理解了恨，由无际的爱而化生出来的恨，它同样是柔肠百转，刻骨铭心。若说在世袭传统压迫之下，祖母墨荷与母亲叶莲子那代女人的爱情命运还仅仅是可怜；那么像吴为与胡秉宸建立在革命年代的、有着强大的以反叛为前提的自由自主之恋，到最后竟也脆弱得不堪一击，这已稍微显得有些不可理喻。通常而言，男人都是功利之中的俗物，被生存迫压得躲闪来躲闪去，在计算精确后，总要找一个最稳妥的巢穴供自己安放沉重的肉身之躯；而只有女人能够单纯为爱而疯狂、而歇斯底里。
这其中有男权文化一贯统辖、迫害、教唆的原因，也有女人自身内分泌方面的毛病，为爱情而燃烧起来的女性躯体，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控制和扑救。无论是书中那个白帆还是吴为，其实是犯了一样的女人通病，以局外人之眼观瞧，不知她们反复离婚结婚复婚，共同为着争夺一个老同志胡秉宸到身边来供养，究竟有什么意趣。其实她们都很优秀，都能凭自己的力量生活得很好，比那个老来怀才不遇的胡秉宸要活得更好。依今人观点论之，只要她们把目光稍稍从胡秉宸身上侧开去，越过一面巴掌山，看看，好男人在路上到处都有，何必为一个负心人而撕扯不休？
然而，不行。她们的青春年华，她们的血与肉，名誉与热忱，都与这个人浇铸在一起了，她们为他付出了太多，她们的青春热情都要被他吸空、淘干殆尽。他总是把自己和她们分别合成一个人，又总是把自己从她们之中的一个身上强力撕开去，撕碎了，撕成两半，再与另一个人拼接，又粘贴成新的一个人，从而重重的伤害另一个。仿佛他喜欢做这样的游戏，从中得到充分的成就感和快感满足。那便是过往年代给男人脑中遗下的“妻妾成群”的后遗症毒瘤。而女人，在一个思想和身躯业已解放了的时代，谁还堪自己的身体总被撕裂？谁堪自己总被左一次右一次撕扯得血肉淋漓？
由此，怎能不生恨？！撕皮捋肉，撕心裂肺的爱，全身心的奉献，毫无保留而付出的爱，全都化成了恨，痛心疾首的恨，无以复加的恨。她们的恨是一条蛇，嘶嘶作响，吐着疯狂的芯子，将愤怒的火焰喷向仇家。只要她们的仇家还活着，就构成了她们自己艰苦活下去的力量。这恨直到仇家死的那一日方可泯灭。但仍不能泯灭，因为他的死不足以将情债偿还，却反而将她们自身恨着他、BIAO着他的“活着”也一起葬送掉了。构成她们存活的精神支撑登时垮塌，她们也随之满怀失落、惆怅与怨愤的死去。大幕合拢。人世间的一幕情戏方才收场。
女人们啊！
……然而这恨，却总显得虚浮、显得不那么真切。因为她发现自己明明还是不能放弃，明明还是不舍。在邂逅往日情人时，她尽量装作冷漠，假意寒暄，假装视而不见。然而在擦肩而过的一刹那，她仍听见自己心里“怦”的一声，竟发现眼角不争气的湿了。这时候她才知道，她嘴里说了多少恨，可她心里蕴满了多少爱呵！她为这种爱而愤懑、羞惭，同时充满自艾自怜。
哀莫大于心死。心中还有恨，就值得庆幸，因为毕竟没有忘怀爱，没象电脑没被装置时那样的白痴傻瓜。假如有了爱，不懂得细细体会和珍惜，象那个白帆和胡秉宸，只把它当成阴谋和手腕，那也是白活得可怜。生而为女人，本身就是不幸，就是苦命。一道凄婉哀怨的母性血缘，便是“我们”共同的来路，天生无法选择；而几许未来明亮的去处，却是可以通过奋争而达到，就象那个果敢的第四代女人婵月一样，说走就走，想爱就爱，命运完全由自己主宰。谁也休想以爱情或其他的名义欺侮、蒙骗、令我疯狂自挂东南枝，我却可以运用六脉神剑大法，想把谁挂在树上就把谁挂在树上。
爱不可怕，恨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冷漠。是见面假装不相识，是激情、热望、真心的泯灭，是一辈子都难以复苏的生命热忱。那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流传于世、散发永久魅力的原因，正是在于恨。在于说不完道不尽排遣不开宣泄不尽的恨，它将人带入无限形而上的迷思之中，促使我们早日将人类在世的生存疑惧破解。
而没有爱，哪来的恨？
正是爱，提供了一切恨所必需的先验性前提。
超度他罢。就象超度一朵谵妄的花。那样一种男人的水性杨花。
爱情本无所谓善与恶，只有自作自受，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1999年3月5日，酒后酩酊（徐坤）
“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阅读琐记
李希凡
一丸八○年第一期《文艺报》增加了许多新栏目，令人欣喜。其中特别吸引我
的，是“文学新人”这一栏，而这一次刊登的文章，又是黄秋耘同志写的《关于张
洁同志作品的断想》。秋耘同志很善于体验作者的创作心理，把握作者的艺术风格
特征，观察细腻，这是早在他主编《文艺学习》时，就为当时的文艺青年所熟知的，
这次介绍的新人，恰恰又是张洁同志——文学新人中的佼佼者，一位较年轻的女作
家，这当然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黄秋耘同志的文章不长，但我觉得他对张洁作品的评价是抓住了她的个性特征
的。他指出：张洁的小说和散文给人留下的印象，“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优雅而娟秀
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我
们读过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含羞草》
等等，包括电影剧本《寻求》的人，都会同意秋耘同志的评价。张洁的作品，不仅
以她的“淡淡的哀愁”的独特的感情色调打动着读者，还以其沉郁而新颖的构思激
发人们对于美的向往。但是，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短篇，我却有些和秋
耘同志不同的想法和看法。
秋耘同志说：“……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
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
是社会学的问题。假如某些读者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引起某种不愉
快的感觉，我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作者，最好还是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
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
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
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以一个三十岁姑娘第一人称口吻开头的，虽然是用
自己的恋爱问题作引子，讲述的却是老一辈的爱情悲剧。故事的主角是小说中的
“我”的母亲。她的半生，都沉陷在一场深藏于内心的爱的搏斗里。男女主人公都
是成年人，由于历史上的主客观原因，在他们相遇之前，都有了各自的“幸福”或
不幸福的家庭。
男主人公的“幸福”家庭，是革命历史促成的——“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做地下
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他而被捕牺牲，撇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女儿。
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精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个姑娘。”他
们“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几十年来却“生活得和睦、融洽”，称得起是
“患难夫妻”。
女主人公的不幸福的家庭，是她自己“做了蠢事”——在她自己还不了解“追
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却嫁给了一个她“从没有爱过”的“相当漂亮的公
子哥儿”，只得很快离开，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着。后来是在工作的机缘里，这两位
都“没有过”爱情的成年人相遇而又相爱了，但由于他们在人生的“叉道上错过了，
而且这中间还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沟壑”，于是，他们只得“相约”：“让我们互
相忘记”。然而，他们一生中连二十四小时都未曾相处，连手都没有握过！而使她
升华这种精神爱情的回忆的情愫，又只有两件事：一件是他送给她的一套二十七本
《契诃夫选集》；另一件事是她和他曾经飞快地走过的一条小路。对于二十七本
《契诃夫选集》，她是“百看、千看、万看不厌”，“廿多年来”，“天天非读它
一读”不可！对于那条小路，更是她经常“踱着”、“瞅着”的地方，因为她可以
在那里和他“灵魂相会”。
……后来男主人公在文化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至死。女主人公确知世
界上已经再没有了他，不久，也就随之充满爱意而死去。只有在生命终结的时候，
她的精神和爱情才真正得到了解放。她在那本笔记的最后一页上对“他”说了这样
的“最后的话”：“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
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
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亲爱
的，等着我，我就要来了。”作者赞颂说：这是刻骨镂心的爱，或者说，“简直不
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不朽的
爱，这也就是极限了。”
这样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