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不朽的
爱，这也就是极限了。”
这样的“爱”，当然“是不能忘记的”，但究竟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呢？
作者也曾做了预想，却又做了一个很能预料的答案：“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
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既然世界这么大，互相呼唤的人也就可能有互
相不能答应的时候，那么说，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可是，那是多么悲哀呵！可也
许到了那时，便有了解脱这悲哀的办法？”
最后，作者“大声疾呼地说：……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
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
按照秋耘同志的分类，我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似可：属于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
觉的“某些读者”一类。
我们虽然不承认，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确实有不少大作者，都曾把刻骨
镂心的笔墨，奉献给动人心弦的爱情篇章。但无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
英台，张君瑞与崔莺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虽然是发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
同的历史和思想背景，却总是能为人们所理解的。真善美在这里是得到统一的，而
阻挠和破坏这些爱侣并使之酿成悲剧的，却从来都是反动势力，其中当然也包含秋
耘同志所说的代表反动势力的“道德、法律、舆论、杜会风习等等”，加在人们身
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但是，这些主人公的命运所以能激起人们那么强烈的同情，
也正因为这一切已都在作品所造成的美感中遭到了强烈的谴责，哪怕是看了神话剧
中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人们也不会去想人蛇相爱是否可能，是否可怕，而把同情
全部倾注给美丽、善良的白素贞，却愤慨于法海的横蛮残暴，“多管闲事”，不满
于许仙的软弱负心……。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不能忘记的爱
情，或者说：“婚姻和爱情分离”的悲剧，却不能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有这种悲痛
中的崇高升华，至多我们只能为他们惋惜，惋惜他们“恨不相逢未嫁时”。
秋耘同志或许会说，那是因为你不愿正视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一切的“精神枷锁”，
看不到它们的不合理成分。的确，资产阶级，特别是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在我们
的道德、舆论、社会风习中还没有得到肃清，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并不完善，都
有可能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给人们的身心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或创伤，问题只
在于，在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身上，现实给予他们的“精神枷锁”，究竟是我们的
“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的什么错处？
是呵，在作者笔下的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灵魂上，的确有着沉重的负担。男主
人公为了“虽然不是因为爱情的结婚”，尽管对这女主人公也产生了感情，“不过
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女主人公更因这爱情在
“痛苦里挣扎、熬煎”。“廿多年啦，那个人占有着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却得不
到他”，而且除熬煎自己之外不能有所作为。
他们偶然相遇了，“只能面对面地站着，脸上带着凄厉的、甚至是严峻的神情，
谁也不看着谁。”因为他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而实际上却是互相欺
骗着自己。我同意作者的这样一个评价：“那筒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
但难道这两位男女主人公所信守的道德标准，是我们社会在人类感情生活上所造成
的“难以弥补的缺陷”吗？伟大导师列宁曾经引过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
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激励社会主义革
命者。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在精神道德、思想感情境界中，不是应当比裴多菲更
加崇高一些吗？
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一个革命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位革命者“出于道
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几十年来，他
和她既然生活得那么“和睦、融洽”，能说相互间没有爱情吗？（否则，这位男主
人公就是一个虚与周旋的伪君子）可是，忽然有人来“呼唤”他的“爱情”了，他
本来也可以象解放初期有一些干部那样，“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
活”，用这位“呼唤自己”而又能“相互答应”的知识妇女代替那工人的女儿，可
他却考虑到不应当这样背弃患难夫妻，而宁愿痛苦地“割舍了自己的爱情”。这样
的“道德”，就是“精神枷锁”吗？就是没有“合理的成分”吗？那要让这位革命
者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他完全摈弃“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去
听从那个爱情的“呼唤”，离开这个多年来肯定是十分爱他的妻子，去重新安排自
己的生活，才算做“合理”呢？
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人，谁都知道，保尔·柯察金也曾两次倾听过爱
情的“呼唤”，对于这两次“呼唤”，他和她——也就是“呼唤的人和被呼唤者”，
都曾互相答应过的。如果说第一次和冬妮亚的互相呼唤还是少年时代的“历史误会”
的话，那么，他和丽达的悲欢离合的结局，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了。但当这两个曾
经真挚地热恋过，而且这爱情也未能“忘记”却又重逢时，他们是倾听了爱情的呼
唤，还是倾听了革命和道德的呼唤呢？我们都知道，保尔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而
丽达却只能不无遗憾地回答：“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女孩了。她有一个父亲，也就
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照现在说来，这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三
位一体了。”保尔听了这个答案，当然很难过，但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真诚地对她说：
“我所得到的还是比我方才失去的要多得多。”我们可以看得出，即使是在此刻，
无论是对于保尔，还是丽达，他们相互间的爱，都仍然是没有忘记的。丽达在给保
尔的最后一封信里，曾明确讲过，在重逢时，她是有过一时的感情冲动，想来“偿
还”他们“青春的宿债”，但终于又“收回”了这种“愿望”。用丽达的话讲，就
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幸福”。
是的，我们都曾为这一对理想的恋人在人生叉道上的错过，深感怅惘和遗憾，
但我却相信，没有一个革命者会去为保尔“遗憾”青春的“虚度”，也没有一个革
命者，会去责备丽达这种收回偿还青春宿债的愿望，或者叫做“抑制冲动”的崇高
品格。当然，更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者会认为，保尔和丽达的不能继续相爱，“是人
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或者去指摘当时的苏维埃社会“加于他们
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第一人称的“我”，发誓决不重复她的前辈的那种
“悲剧”，并警告人们说：把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的脖子上，那是不
堪忍受的。
最近有一位戏剧家也在预言：“我们的婚姻观念要改变！”
还有一些同志愤愤不平地在文章中写道：“人不能过没有爱的生活！”
夫妻，不能没有爱，这是的确的。但是，我们的法律、道德、舆论，究竟应当
怎样对待这种“呼唤”与“被呼唤”的爱侣们呢？怎样识别已经爱过或并未相爱而
结合，后来才发现真爱，却痛苦于婚姻和爱情相分离的现实，而去倾听他们的灵魂
的呼唤呢？
使我“大惑不解”的还有，为什么这种“相互呼唤”，在两位有了“幸福”或
不幸福家庭的男女主人公中间，不能结成知音或知心者的深挚友情，而必须是爱情
上这样互相痛苦地“占有”呢？
女主人公所以要呼唤“天国”，当然是因为她以半生的“痛苦经验”，深感这
现实的以至共产主义的制度和道德，都难于解决她这样的“灵魂”上的问题。但是，
“天国”一向是按照人间的模型创造的。《西游记》的整然有序的天上世界，不过
是中国封建人间关系的翻版。正如小说女主人公所说：我们是信仰唯物主义的人，
根本不相信有天国。所以我们只能劝慰那些已经不该相互呼唤爱情的相互呼唤者，
如果因此而会影响到一个不应该被背弃的人的生活，那么，还是倾听一下这样的
“道德”呼唤，而割舍我们的那种爱情“呼唤”吧！因为“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当然，无产阶级也决不是清教徒。男女同志间的真挚纯洁的爱情（是相互的，
而不是损人利己的），以至在这种感情基础上的结合，都会有利于革命事业，并为
革命增加光彩。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多数公民，都在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而且在革
命的过程中，有多少先烈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为革命留下了壮丽的诗篇。周恩来同
志在生前多次讲到的，广州起义的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在敌人刑场上宣布结婚
的事迹，是怎样激励了我们呵！“让这刑场作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
为新婚的礼炮吧！”他们曾经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以夫妻的名义往在一起，但他
们却并不是一对爱侣，只是在共同生活、工作和战斗的日子里，才产生了深厚的感
情。但是，由于紧张的斗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谈私人的爱情，一直保持着同志的
关系，现在，他们就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革命、献给人民的时候，他们以这样的方
式表达了他们的爱情，并宣布了他们的婚礼。
在这里，纯洁、真挚的爱情与为伟大理想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融合成一股浩然
正气，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目里。这样的爱，不才应当是永远的，不能忘记的吗？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曾经说过：“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
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
但对我们来说，也还是要注意到，反映这一切人们的“悲欢离合”都应当“能够使
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并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鼓舞力量。
我和黄秋耘同志有同样的愿望：“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实在不忍想象，这
位聪明纯洁富有才华的作者竟会成了悲剧人物。”但是，事情往往又是和我们的愿
望相违背的，如果恰恰是我们“不忍想象”的那样，我们是否应当满腔热情地关怀
这位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和她一起开阔一下我们的眼界呢？
我们期待文艺评论家们，也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道路上和作家一起创造这
样的范例，却不希望他们陪伴作家沉陷在“悲剧人物”的感情里，共同“呼唤”那
不该呼唤的东西，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还记得鲁迅先生曾这样告诫过那些青年写作者：“一切作品，诚然大批很致力
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
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我想时时记取这些教益，对我们的创作能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总会有好处的。
（原载《文艺报》1980年第5期）
她捧出的是两颗纯洁的心
——谈怎样理解《爱，是不能忘记的》
李贵仁
列夫·托尔斯泰有言：“如果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在二十年之后，会因我写
的小说而哭、而笑和热爱生活，那我愿以毕生精力来写它。”读了《爱，是不能忘
记的》，我禁不住想：张洁这篇小说不正是许多年之后仍然使人因之而哭（可惜的
是大概笑不出来）和热爱生活的么？这不只是因为它有着十分强烈的艺术魅力；更
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历史的问题，需要经过许多世
代的努力才能趋于解决，因而也必然在许多世代激动人心。
《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写的是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它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
但张洁以自己独特的功力把它写成了一幕凄楚动人的悲剧。作品中男女主人公都曾
经有过婚姻，但并无爱情；他们之间虽然有爱情，却又不能结合。这种厄运是一种
既有历史延续性，又有现实普遍性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张洁以饱蘸愤激之火而又
蕴蓄哀伤之情的深沉笔触，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否定和
批判了这种社会现象，告诫人们一定要真正找到爱情才结婚，以避免使婚姻成为痛
苦的镣铐。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所追求的爱情，不是出于动
物本能的异性吸引，也不是在商品世界里的交换或买卖，而纯粹是理想一致、性格
融合的结晶，集中而强烈地体现着人类的最高道德原则。而张洁向人们讴歌、为人
们呼唤和要人们追求的正是这种爱情。很明显，小说中响彻全篇的主旋律是恩格斯
那句名言：“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而现实中还无法避免地
大量存在着的爱情与婚姻分离的状况，尽管合乎法律，却不合乎道德，必须逐步予
以改变；那些阻碍着，扼杀着人的健全发展的东西，也都必须改变！小说的这个主
题思想无疑是严肃而深刻的。它所揭露的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实质上是理想与现实
的矛盾。
但是李希凡和肖林同志却不是这样理解这篇作品（他们的文章见《文艺报》19
80年第5期和《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第4版）。在他们看来，小说只不过写了个
爱情与婚姻的三角关系，作者所歌颂的则是第三者插入的、破坏正常婚姻的、与道
德相悻因而渺小可鄙的爱情。这是值得商榷的。
应该指出，李希凡和肖林事实上也肯定了张洁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