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已无立足之地的工人女儿感到不平。在作者笔下，这位无辜的妻子反而是渺小
和不美的。这能不是一种颠倒，一种伪善和伪美吗？
总之，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在于男女主人公的情操和道德的力量。
更在于作者的理解认识和思想深度。为了进一步作说明，我可以顺便举一个例子。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曾深爱他的战友
丽达。面当他和她重逢并知道无法和她结合时，他很难过，但是他诚挚地对丽达说，
不管怎样，在炽热的斗争生活中，他得到的东西仍然很多，失去丽达的爱情是无法
与此相比的。而丽达已经结了婚。她又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她怀着深切的温
情写信给保尔，希望他们之间的憾事不要在他的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忆，她相信保
尔是很坚强的，她说虽然她对生活的看法并不拘泥于形式，如果的确出于不平常的、
深沉的感情带来愉快。保尔和丽达理智和冷静地分手之后，继续走向新的斗争，新的生活，他永远怀念丽达，但是他心里充满的决不可能是悲惨的忧伤。而是共理想的同志的亲切情谊。他后来和女工达雅结合，在他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仍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如果我们设想保尔和丽达不是这样坚强地分手，而是“在精神上日日夜夜在一
起”，终生追忆不已，念念不忘，以至常常神不守舍，并彼此期待着在天国厮守，
沉溺于所谓“不朽的爱”，痛苦不堪。我们不觉得降低了他们吗？这正是无产阶级
革命者的伟大情怀、坚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高出于小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绵
绵长恨之处。
从这个简单的比较中，不难看出《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之低
自然，我绝不至于愚蠢和武断到干涉作家创作自由的地步，我绝不是说当处理
这类题材时都应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样。这，我想是毋须多作解释的。
生活中有许多现象，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理解不等于赞成和拥护。我造
成的是那种能够克制自己，并且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认为个人的一切永远无法
与集体的事业相比的真正革命者的非凡的毅力和品格。
我想说的还不仅此而已。
我觉得，每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即我们的
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而十
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更加刺激了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不断产生和发展。这种社会现
象不可能不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我们的文学工作者，是否有一种审验以至批判的
责任呢？是否应警惕和剔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浸染呢？是否应站得更高一些，
看得更远一些，想得更深一些呢？我以为，这是一个极为严肃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
题。因为，作家是社会的教员。
我希望作家用光明的、坚强的、乐观的和道德高尚的生活态度教育和影响群众，
而不应把暧昧的、缺乏道德力量和不健康的情绪美化成诗。
（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
张洁此时无字胜有字
给一个文字极讲究的人写印象记，真是件极恐怖的事。如果那个人又是一个历过人间沧桑、看破了红尘的人，当然是比简单的班门弄斧更更更地难以下笔。
认识张洁几年，总是隔三差五地煲些长长的“电话粥”，都是些关于家长里短的无主题变奏。因了这篇赖不掉的文债，才逼得我这个懒笨人挖空心思地想想张洁是个怎样的人。
张洁是个喜欢低调的人。今年2月4日的《北京青年报》关于两会的报道，有一张背影的照片，我拿着报纸打电话问她，她笑着承认：“是我，我不愿意上镜头，说好不让他们拍，没想到还是被偷拍了。”这样的事很是打着张洁的痕迹。出书的时候，因为有重名作者的缘故，她不得不附上自己的照片，但总是嚷嚷着：小点儿，再小点儿。
张洁是个嘴上说不再相信爱情却永远也不会真正放弃爱心的人。她以《爱，是不能忘记的》出道，经历了数不尽的坎坷，如今年过花甲的她总是把“爱是不能指望的”像是誓言又像是提醒一样挂在嘴边。现在的她走在街上看到两个年轻人手拉着手，她会为那个女孩子的爱情担心，晚上她会在电话里告诉我：“如果你出问题了，别怕，我是你的窝。”她总让我想起那段禅说：一个小和尚向老和尚学习禅宗，被老和尚棒喝，小和尚顿悟。所不同的是，我这个小和尚总是冥顽不化，而张洁也从来不会像那个老和尚“痛下狠手”。相反，眼前这个老和尚知道那个终极在哪里，只是因为不忍，才并不刻意地点醒小和尚，反而一再地说，“不醒就不醒吧，如果醒了，别怕别怕，有我。”———她痛过，所以她怕别人再痛。
张洁是个超坚强的人。我曾经无意中翻出她写在1986年的一篇散文：《我的第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像是谶语那样让我惊心。她说：“当我摩挲着我第一本装帧粗糙、纸张低劣的书的时候，我悟到，我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财富。”我惊诧的是即使在她生命表面最辉煌的那个时期，她所背负的苦痛就已是常人无法承受的了，但比起那时，她生命中注定要承载的更大的痛苦还在1986年之后等着她，还远远没有到最高潮，还远远没有完结……从那时到现在的十几年的更大的苦痛没有人知道她一个人是怎么扛过来的。
张洁是个永远的“愤青”。她对政治的狂热从《沉重的翅膀》一直保持到现在，但认识她的人谁也不会把她和成熟沉稳的革命者形象联系在一起。“我小时候就想当一个坚贞不屈的革命者，你懂吧。怎么说呢，牺牲，献身。就喜欢这个，不管对爱情还是对一个合理的社会，献身。我觉得‘献身’这两个字特别棒。”她的更像是小布尔乔亚的政治热情，让她在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时像个不谙世事的青年人，没有顾忌地滔滔不绝：“什么是理想社会我也说不出来，但看见不合理的事情我就要提出批评。在理想的社会里，应该尊重人家的人格。包括吃喝拉撒睡也包括在人的生的权利里。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一点。”所以每年的两会，她都会有一大堆提案交上去，哪个居民院儿的下水道多年堵塞都会被她写上去。
不认识张洁的人总是把她和女性作家和女权主义放在一起，认识张洁的人都知道她会对这两个词大为光火：“我为什么要卖这个‘女’字？不卖这个‘女’字，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好写书的人吗？如果是个自立的女人，就应该在这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我真干出来是我的能力，不是因为我是女人，或者我长得漂亮。如果那样，对男人公平吗？一个人，要是心脏健康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嘣嘣嘣嘣在跳，你非得是真的有病的时候，才会心率过速啊，停跳啊，或者是狭窄，堵塞。所以你如果意识到你是女人，你也有点问题。”
张洁是个惟美而挑剔的人。她喜欢美食，喜欢漂亮的工艺品，喜欢看好的演出。
对不喜欢的人和事，她也会没有顾忌地像个男人那样地骂“粗口”。她的喜好纯粹而且率直，好像在她那里从来没有“同行是冤家”的概念，每每看到同行有了精彩的作品，她都会兴奋地到处打电话大段大段地念给别人听。“我希望我在读者心目中是一个好作家，我的长项是悟性好，细节用的好。不过你看了最近王安忆的作品了吗？真好，还有张承志的……还有余华的……还有王朔的……还有史铁生的……还有叶兆言的……真好真好。”谈她创作的话题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拐了弯儿。
久久没有在文坛露面的张洁目前的工作是对她创作长达十年的长篇小说《无字》进行最后的修改，预计今年底就可把三卷本出齐。1998年底已经出版的《无字》第一卷让很多读者感到惊讶———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精神产品也像可口可乐一样成为商品的时代，居然还有人在做这样呕心沥血的事情———在一个长篇当中，不计成本地把激情和爆发力一贯到底，从灵魂中重新抠开的伤口让人触目惊心。张洁说：
现在的我像个赌徒一样，把所有的输光了。离婚，猫死了，我妈去世，生病……都弄得我消沉的……我这辈子就剩下写作这一件事。这是我惟一所爱，惟一的寄托。
以前的作品我总是为别人而写，从《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无字》以后，我要为我自己写，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且我真的觉得越写越好，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就像你都输光了，但你还有一个房子没卖，没典当出去，多好啊。我知道《沉重的翅膀》那种东西应该写，但是我再不浪费我的生命了。我和出版社谈好了，书出来后第一不签名售书，第二不开作品研讨会———这些热闹对于我来说都是没有用的了。
此文石墙背景的那张配图是张洁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她拿给我一是因为那上面的石头是她最喜爱的，二是因为她自己在上面占据的位置很小———一如她的低调。
结束此文时我忽然心中一动，找出《无字》第一部，翻到第4页，果然上面有关于这石墙的文字。附后———解读她的千言万语还是她自己的文字更为合适。
每每面对那石墙，便会在溟氵蒙中看到有铭文在那墙上时隐时现，铭刻着与她休戚相关而又不可解读的文字。起先那铭文像是刚刚镌刻上去的，然后经雨雪风霜越来越深地蚀入石墙，倒好像那石墙如血肉之躯在不断生长，渐渐地将那些文字嵌入自己的身躯。那是一种莫测的，说有形又不可见，说无形又很具体的力量，日夜镌刻不息的结果。”（《北京青年报》刘家中）
过不去的夏天
那一个夏天，对我来说是很飘忽的日子，有一段时间我对人们的嘴，产生了一
种奇怪的反映，虽然能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却不知道那声音的内容。
我常常打断别人的谈话，“对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现在不想谈话。”
要不我就翻着白眼，充满怀疑和恶意地看着说话人的嘴，我发现，所有的嘴似
乎都有缺陷。起初我认为这不过是属于社会心理的一种现象，为此我经常对着镜子
照看我自己的嘴，那张嘴同样让我感到可疑。久而久之，我又发现了别的。我记得
我年轻的时候，有过一张美好的嘴——我说的是美好，而不是好看。当然我也不回
避好看，如果它真是好看的话——
两个嘴角微微地往上翘着，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好像我老是心满意足，好
像我确信前面有万般好事在等着我，等等，等等。
那时我常常想嘴的问题，却怎想也想不明白。我觉得这里面一定藏着玄机。后
来我再看别人的嘴，就不再纠缠于那嘴的缺陷，而是极力想象他或她原来的嘴是什
么样子，这件事显然比较有趣，平白地就让自己有了很多事情可干。每天早上，我
匆匆地起床，然后赶到有人的地方，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心怀鬼胎地偷看每一个人
的嘴。我很得意，觉得自己像个侦探，或像个阴谋家那样充实，那样对人类有意义。
我独来独往，身无羁绊，大步流星，轻捷如燕。
后来我在一个夏天回到北京，我记不清那是哪一个夏天。
我很着急。要是你老是想一件事又老是想不起来，你也会像我一样着急。
后来一个做医生的朋友回到北京，她对我说，“我觉得你有病。”
我说：“你觉得谁没病？”
我的长进就在这。我随时都在长进。
她说：“你很让我担心。”她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我。“不过111散文B张洁：过
不去的夏天还好，你的这个部位还是放松的。”她的手指在我嘴唇四周划了一个圈。
我抖了一下肩膀，看来不只是我一个人注意别人的嘴。要是所有的人都去注意别人
的嘴，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就像过去全民抓粮食，全民抓老鼠，全民抓钢铁，
全民抓等等一样。“这说明你还能排遣。”
排遣什么，她不说，我也不说，我觉着现在人人都鬼迷二道，精精怪怪。
她往我的菜碟里加了几滴香油，却不许我再加辣椒酱。
“辣椒吃多了不好，”她说。
我就知道，医生已经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决定从今以后再也不去医院，特别
是在国家只给我报销五分之四的医药费，而不是像过去所说的实行免费医疗的时候。
我在等，等一个夏天的过去。
1991年1月14日
（选自《新散文十二家代表作》，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拣麦穗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身后拣麦
穗了。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交。我也很少有
拣满一个篮子的时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蚂蚱和蝴蝶，而当我追赶
它们的时候，拣到的麦穗，还会从篮子里重新掉回地里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
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哈？”我
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
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
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
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
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