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妈会蹭一手脏。把妈安顿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根据妈扶墙时可能触
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墙面，还有洗脸盆、洗澡盆擦洗干净，留下其它的地方，等
我歇过劲再慢慢地擦。
谁能想到入院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住进病房已是开过午饭的时间。我没敢麻烦
护士为我们备饭，就是对晚饭也没敢寄托希望，因为病房里的饭一般说来都是两天
前预定的。临时添丁，恐怕也是强人所难。这一天只好先用点心对付过去。
刚住进医院的时候，妈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就坐到房间里的那把
太师椅上去，她一辈子拘谨，自律极严。病成那个样子，还想着医院不是自己的家，
凡在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就习惯地克制着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的地步。朋友
们来探望她的时候，她还问我：“我怎么办？坐在沙发上还是怎么地？”
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做。”
她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榻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见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
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见其它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
是如此，我更加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自疚。
从我一嗅到这股味道起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
洗澡了，我给您洗。”
她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那种“老来福”。
以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
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
她擦干净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为她料理的
一些琐事。比如更换内裤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上的说明，为她
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她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
贴药换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
她进行过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家里还剩有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
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地给她治，让她的脚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
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
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于他们的
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
们设计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
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她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
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这两个小时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
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
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
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的疑惑可不
就是真的。
只有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她的生命即使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
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
为我花钱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她说：“为了
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她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是几滴清泪罢了。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她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让我倍感伤情。我强做欢
颜他说：“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象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
作家呢。再说了，买条人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们现在为您花的
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们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
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
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
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
最后的人生时，再也没有流过泪。
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
妈也很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抗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
段好日子。我还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减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
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
但也遵守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她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要我
安慰、开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
做正步走。我捧场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她浅浅地、亦庄亦谐，甚至还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
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
我变成了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
就不必手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
是非手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
常渗口水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办法有，但是太危
险，仅仅为了解决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解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
况来说，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
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
吗？平时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胆性肝炎，治疗了
一个多月各项指标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对老年人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一
般不考虑接受八十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
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
想到后来果然就如他所料。
又说：“老年人的脑子，软得都像豆腐渣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
也许就能把脑子戳出两个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
脑造成损伤，手术完了人也许就没意义了……当然，在脑外科手术中，切除垂体瘤
手术算是最小的手术了，和普通外科手术中的切除盲肠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
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妈在
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
这更为沉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向他多次探询过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
的“一两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
也没有：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
不背水一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
有什么大关系，顶多就是失明。”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
手术问题时的套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将来
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上他们怎么得了。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
他问：“难道你没人可以一块商量商量吗？”我说：“没有。”甲大夫在一旁说：
“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我不是没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
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问题是我拿不了！我在人世间闯荡
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
心头。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让我
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你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
让妈生了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不但不
能像一般人在这种时候常做的那样，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
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钩。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
泄一下，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
谢大夫。”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
了。所以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
眼角的余光向后瞥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她叫住了。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
见我眼睛里的泪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她到底看见了我的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
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也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
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
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
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
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么活着。你不签字，我自
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尔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
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活。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
骨。
我拉着她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
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
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
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
瞬间，我心慌意乱地朝她全身看了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夫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
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她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中间开口的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
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