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中间开口的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
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近的感觉。
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给她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
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
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
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走廊里的灯光如此昏沉，一种离我虽已渺远却永远不会忘怀的、关于灯光的记
忆在我心里涌动起来。
我们的苦情为什么老和这种灯光联在一起？现在，它又来了。像过去一样地挤
压着我们。在它的挤压下，妈显得更加矮小、老迈，也更显得孤助无援。想必我亦
然。
甲大夫说：“我们会考虑本人的意愿。”
妈听了以后，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
的亲人了。”
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
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负起托靠大夫的责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
运就紧紧地和甲大夫连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动情他说，“你也是我的亲人了。”跟妈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常
以为妈是胆小怕事的人。从记事起，就老是听见她说：“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
让人家听见。”到了生死关头，却见到了妈所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我知的大勇。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手术前她问过妈：“姥姥，做手术您怕不怕？”
妈无谓地说，“不怕，一点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这真是个太伤人、太不懂人情事故的提问。她怎么能这样问妈！
我从不敢、不忍问妈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抚慰妈一句话。我怕那会给妈增
加更多的压力，懵懂中我还觉得，这样避而不谈似乎就可以躲过这场大祸，可我还
是没能躲过。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
道癌。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待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
块馒头一口口地嚼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
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她对疾病的恐惧倒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生
活何曾荣华富贵？一九四九年以后算是有饭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
咸菜，直到我有了稿费收入，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经心满意足。特别在搬到
西坝河以后，暖气烧得很热，不像在二里沟住着的时候，一到冬天房间里冷得连毛
衣，毛裤、棉袄、棉裤，大衣、围巾、口罩都得穿齐戴好，那还冻得妈浑身直抖。
她不只一次拉着胡容参观西坝河的房了，说：“你看多好啊，比起过去的生活，真
是天上地下了。”
她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她深知我在各方面对她的依傍，没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依靠的
呢？在我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论谁给我的支撑，都不能像她那样的穷其所有，
都不能像她那样无时无刻不左右在我的一旁。
她是为了我们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她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
责任。
其实她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但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
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
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她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
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
已渐麻木，否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她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免得再增加我的悲伤就
是了。
第四章
这一生也算碰到过不少难事，但都没有像让妈接受手术、还是不接受手术让我
这么作难，这么下不了决心。
为此我将身比身地问过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们自己的母亲，这种
情况下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手术？”他们的回答都是“不同意”。这更增加了我
的犹豫。
天坛医院的老专家、陈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综合二病房，等做换胯关节的手术。
见我急得团团乱转，既无临阵的经验，又无人可以商量，更没人可以帮着拿个主意
很是同情。他看了妈的片子、了解了妈的病情后主动对我说：“实话对你说，医生
既然肯做手术，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否则他是不会同意手术的。哪个大夫愿意病人
死在自己的手术台上？当然他要把丑话说到前头，万一将来出了问题，免得病人家
属纠缠不休。我的意见你还是签字吧，再不手术你会后悔的。这是你母亲最后一个
机会了，现在她的身体条件还好，大夫对她的病情也比较熟悉，罗世祺主任是国内
这方面手屈一指的专家。要不是看你这样孝顺母亲、爱母亲，以至让我感动的话，
我作为这个医院的大夫，是不该给你出这个主意的。”
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渣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
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怎
么能捅出两个窟窿呢？再说额页托起的时候，是用垫了很多棉条的板子往起托，而
不是用两个手指去托。”
“听说额页托起后会损伤大脑，手术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意识都没有的植物人？”
陈教授回答说：“两个额页同时托起也许有这种可能，你母亲的手术只需托起
一侧额页，而且又是右侧的额页，更不会有那样的危险。”
“要是不手术呢？”
“不手术最后瘤子会破裂。出血，除了失明还会造成卒中，从而影响生命中枢，
那时再到医院急诊为时已晚。碰上一个对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办了。
她现在的这些病状，实际上就是垂体瘤压迫植物神经造成的后果。”
而罗主任说就是手术成功，也只能解决失明的问题，对解决妈现有的病状毫无
意义。她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说，手术只会加重脑萎缩的症状。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冒这
个风险？医生们又何必为一个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可留的老人大动干戈，如果手术失
败，甚至还得搭上自己的声誉。
难得陈教授如此直言。
这期间，什么时候听到、想到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意外，随时就去找陈教授咨询。
在陈教授的启发、开导、帮助下，直到我这个脑子再想不出什么疑问，才对甲大夫
说，我考虑手术。
事实上，对于命运，人如何能考虑周全？人，更不要说我，要是能考虑周全，
妈就不会没命了。
决定手术以后，我又开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妈最
后相聚的时日了。妈入院后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厕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难以入睡，
各种各样的烦忧立刻又会在我的脑子里频率极快地跳进跳出，所以体力消耗很大，
有些晚上不得不让小阿姨来顶替我。九月十七号，星期二。
吃过晚饭，将近七点钟的样子，妈突然对我说：“咱们俩坐一会。”
和妈相依为命五十多年，不论情况多么险恶，妈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咱们
俩坐一会。”
我做出什么异样感觉也没有的样子，把沙发拉到她坐着的太师椅前，靠着她的
膝前坐下。我握着她的手，先声夺人地想些使她开心的话题。
“唐棣说她明年结婚，请咱们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给您做一套缎子服，上身
是中式短袄，下身是到脚腕的长裙……
为了满足妈四世同堂的愿望，本不想结婚的唐棣决定一九九二年为姥姥结婚了。
虽然我们常常与她的意见相左，但真到决定大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她高兴
或不高兴为原则，如果她不高兴的事我们勉强做了，总觉得是个缺陷，即使我们得
到快乐和幸福，也觉得不完满。
这是妈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过去，妈一定会问长问短、高兴地笑起来。可是
这次妈却没有显出丝毫的兴趣。
我又接着热热闹闹地说下去。说着、说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没人了，
你要吃得好一点。”
她不说“谁”跟前没有“谁”了；她也不说“谁死了”她说“跟前没人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明白了这样的时刻，不论我怎样做，都不可能让她不
去想那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丢下我一个人怎
么办？
我体会到了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甚至也听见她的心被慢慢撕裂时的钝响。
很不风雅。“吃”在我们的一生中，几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负担。
过去妈老是为我们怎么才能吃饱而忧心，这几乎就是我们家的苦斗史。
所以妈要叮咛的，首先还是这件事。
我和妈也总是为了“吃”而吵架。
我规定她必须吃的东西，她老是舍不得吃，老想省给我、留给我。就算不是省
给我、留给我，也还是省着、留着，直到留坏了、留烂了，她还是留着。也许是穷
惯了。我到现在也不习惯自己和妈、和女儿享受一个水平的待遇。唐棣没有出国以
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们共同的重点保护对象。唐棣走后，她就变
成了天字第一号，先生是第二号。
回想我这辈子跟妈吵的架，基本两大类。一是不听她的话，净跟她不满意的男
人恋爱、结婚；再就是让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实妈并不想包办，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对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
为之受累、受苦、受罪，让我生气、要我无穷无尽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
一号的男人，也算不得好男人。
可是，不让女人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气、服侍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她去世后胡容对我说，她十分不满地对胡容说过：“我都不让她生气，可是别
人倒老让她生气……”她说的这个别人就是我的先生，纵观世上的夫妻，哪儿有不
置气的呢？
过去妈是很爱“参政”的。并把她的“参政”叫做“提醒”。从我的写作，到
结交的人等；到往来的应酬；更不要说是恋爱结婚……有些意见我从未认真听过，
有些意见干脆不听，为此我们常常发生摩擦。
其实好的“参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处事不慎、招灾惹祸、
吃亏上当。说到底，妈的“参政”是对我的守护。她老是不放心，总觉得我头上悬
着一把利剑，那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扎在我的头上。她得时时守护着我，按妈的说
法，也就是“提醒”着我。
“提醒”一次两次还行，时时“提醒”，我就烦了。一烦，就会和她呛呛起来。
一呛呛，就免不了生气。我老是对她说：“妈，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虽然我们常常争吵，可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也不一定就
能采纳她的意见，甚至没有采纳过她的意见。
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发现妈有些不同。怎么不同？我也没去深想，听了胡
容的话才猛然想起，她不大“参政”了。
过去可不是这样，她的“提醒”有时真让人火冒三丈。
为什么她不再“提醒”我了？
虽然她没有做过解释，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我把她接到美国，让她和日
夜想念，甚至想得大病一场的唐棣团聚了几个月，是恩重如山了，更何况以后我还
要带她再去美国，她欠我的岂不更多、而她又不可能放弃看望唐棣的机会，却又时
刻都在想着如何报答我的这份情义。
她怎么不明白，她能把我拉扯大，岂止“含辛茹苦”一类的字眼所能容括？我
就是把自己的命舍给她，她也是受之无愧的。我用得着她的报答吗！？
但是爱女莫如母。虽然我无法对她说清，但她深知我心中的苦楚。她深知再不
能增加我的精神的负担，不然我就要崩溃了。而对我最现实、最好的报答就是别让
我生气，别给我再增加精神上的负担。一点也不能了。不但不要给我增加精神上的
负担，还要想办法让我高兴一点。这从她写给唐棣的信上可以看出。妈去世后，唐
棣把它们的影印件寄给了我。
由于视力日衰，后几年她给唐棣的信很少，但每封信里都表达了对我精神状况
的忧虑。
她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在电话中谈到我去看你，这
是我最希望听到的话题。你离开我已经两年之久，怎能不想呢？真想马上见到你。
这是我最后的寄托，以后又如何呢？想是感情的促使，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难办
的问题。如果我去到你那里倒不十分难，买张机票就走了。我也不用人送，可是一
想你妈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她的思想上有那么多痛苦的负担和压力，把她丢下
（尽管是几个月）我也不忍心。她每天都在苦恼中生活，所以我下不了决心……
希望你劝一劝你妈，她有时想不开。事情已经如此了，就得想开。我真怕她神
经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号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