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做得这个主。
枕巾是橘黄色提花的，枕头是哪一个我记不起来了。
被里和棉胎倒是新的。但被面是我们从前住在二里沟的时候买的。米色底，上
有红色圆圈套着黑色的五角框，或黑色圆圈套着红色的五角框，我想妈带这床被走
也好，那是只属于我和她的、艰难岁月的记录。
就这样了了草草地把妈送走了。没想到妈走的如此突然，而我又无法分身去为
妈准备什么。
我倒不大在意这些，我悔恨的是我永远无法回报妈的爱了。
送妈出家门的时候，机关里的司机小段在我身后指导说：“说‘妈，您走好。’”
我照着说了。这一说、这一送，是永远地把妈送出门、永远地把妈送走了。
去的是东郊火葬场。天气晴好。没想到又经过了西坝河，我们本是要搬离的地
方。我本以为，给妈安排一个更好的住处，我是不会让她再回这个人生地不熟、对
妈的寂寞生活没有多少乐趣的地方了，可是没想到妈还是要和她曾经住过的这个地
方告别。那时，天意不可违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心里。
从我非要妈活下去而至失败，我懂得了“顺其自然”。其实妈手术时就准备去
的，虽然手术如我所愿、所直觉地成功了，最后事态还是按着妈所预想的发展下去。
这是我的失算。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没有一件做不成功。唯有这一件，我失败了，
我败给了妈。败给了命，我不可战胜命，也不可战胜上帝。
在火葬场办理了一应手续。给妈挑骨灰盒的时候，我都不能相信妈不在了，就
是前几天我还在商店里给她选衣服呢。
我挑了一个最好的，希望妈在那个世界里有一个好的住处，既然她没能住上我
主要是为她搬的这个新家。
人们提醒我给妈买了一个小花圈。可惜火葬场没有鲜花的花圈。
“放在哪儿？”我问。
人们告诉我应该放在妈的身上。我听话地放在了妈上腿靠近膝盖的地方。
这时我才醒悟，怎么连花圈都没想到给妈买一个？不要说是鲜花的，就是纸扎
的也还是在别人的提醒下才知道给妈买一个？
从来没有给妈买过鲜花，到了这个时候，也无法再做一次补偿。新中国在一九
四九年后消减了平民百姓一切所谓贵族化的习俗。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为迎接各国贵
宾献上的鲜花，或某位国家领导人的追悼会上，偶然有个鲜花的花圈，只觉得那真
不是人间过的日子。没想到母亲去世后形势大变，那些本有为天上才有的日子，凡
人竟可享受一二。这才能经常买些鲜花放在妈的骨灰盒前，以了我的宿愿。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烈打瞢了头，就是不瞢头，也没有举办丧事的经验。家里
人口太少，更无三亲六故，生生息息、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从未经历、操办，就是
妈活着，碰见这样的事恐怕也会感到手忙脚乱。
不论新旧社会，人际关系的规则讲究的都是门当户对，有来有往。既无往，何
从来？来和往要有经济为基础，更要有心情为基础。妈却一腔哀愁，百事无绪，话
都懒得说，哪有精神应酬？既无钱又无绪，只有终日闭门长嘘短叹。如此，生活百
科予我们可不就简陋揭晃匏？br》 而且我也分不开身，又没有一个兄弟姐妹，或七大姑八大姨来帮我照应一把。
要不是有小阿姨和王蒙夫妇、维熙、谌容、蒋翠林以及机关同志们的帮助，我连这
些也做不完全。
事后，我悔恨无穷地对先生说：“我当时昏了头，你经历过那么多事，又比我
年长许多，怎没替我想着给妈买个花圈呢？”
先生说：“你又没告诉我。”
我哑口无言。既然先生能这么说，我还有什么可说？我那时要是能想到让他去
给妈买个花圈，这个遗憾也就不会有了。
就像我终于从悲痛中缓过气来的时候对他说：“这一年要是没有朋友们的关心，
我真不知道怎么过，可是你连问都不问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先生照样无辜他说，“你又没告诉我。”
不过在我这样说过之后，先生确实改变了态度。今年妈生日和清明那天，我们
到广济寺给妈上香的时候，先生诚心诚意在妈的牌位前鞠了三个躬。
有一次先生甚至在电活里对人说：“张洁她妈死了。”
我说：“这样说是不是太难听了。你能不能说‘张洁的母亲去世了’？”
先生倒是很虚心，后来果然改口为“张洁的母亲去世了。”
记不得谁人说过，一个男人要是讨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老婆，再不懂得温
柔也得温柔起来，可在我们家，整个一个南辕北辙。
先生的万般事体，除了大小解这样的事我无法代劳之外，什么时候要他张过口
呢？就连他打算到街口去迎火葬场的车，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能为他着想，怕他累着，
转请谌容代劳。
但在母亲过世、我又身染重病以后，就卸掉了此项重任，躲进了自己的家。我
没有这个心气了，也怕我那很不好治、发展前景极为不妙的病传染给先生。
妈过世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文兄嫂和王蒙兄嫂，几乎每天一个电话，探问
我的方方面面；或想方设法说些笑话，让我开心；或鼓励我振作起精神，写一部人
世沧桑、世态炎凉的大书；或知我无法写作、没有收入，给我找点“饭辙”；或隔
几日带些好吃、好喝、好玩的来我这里聚聚，哪怕是隆冬腊月、朔风凛冽，他们也
会带着一身寒气和满心热气，来到我那已然没有了妈的空巢……
我更是没完没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麻烦维熙的夫人小兰，有时半夜三更就会
拿起电话和她讨论妈的病情、研究妈猝死的原因，一说就是一个，半个小时；
有个深夜，胡容突然感到无名的恐惧，好像有什么不幸的事将要发生。赶紧打
个电话给我，可不，那个晚上我真要过不去了；去年中秋，徐泓远在海南，打个长
途祝愿我节日过得还好。又有天打电话给我，适逢我不在家，没有人接。第二天再
打，还是没有人接，她紧张得以为我病倒在床无法起来接电话，三番五次打来电话，
直到与我通上话才放了心；
火葬场的人让我再看妈一眼，我掀开盖在妈身上的白布单，看了看妈的脸和妈
的全身，这就是那永诀的一眼，又亲了亲妈的脸颊，这也是五十四年来，我们之间
的最后一次肌肤相亲。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阴阳相隔，就连这个没有了生命的妈，我
再想看也看不见、再想亲也亲不着了。
然后，火葬场的人大声叱喝着：“走了，走了。”
我不能怪他，他要是不呦喝，所有送葬的人就无法走出这个门了。
人们把我拉走了。我当然得走，我不能永远留住妈，我也不能永远呆在火葬厂
不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时辰，现在还没到我呆在这里的时候。
从火葬厂回来后，我拿起妈昨天晚上洗澡时换下的内衣，衣服上还残留着妈的
体味。我把脸深深地埋了进去。
我就那么抱着她的衣服，站在洗澡间里。可是妈的体味、气息也渐渐地消散了。
我一件件抚摸着她用过的东西；坐一坐她坐过的沙发；戴一戴她戴过的手表；
穿一穿她穿过的衣裳……心里想，我永远地失去了她，我是再也看不见她了。其实，
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我一生碰
到的难堪、痛苦可谓多矣，但都不如妈的离去给我的伤痛这样难熬。我甚至自私地
想，还不如我走在她的前头，那样我就可以躲过这个打击。可是我又想，要是我走
在她的前头，又有谁能来代替我给她养老送终呢？虽然我也没有把她照料好。最好
的办法是将我以后的寿数与她均分，我再比她多上几天，等我安排好她的后事便立
刻随她而去。要是我自己的那个时辰来到，我都会顺其自然，不会下那么大力气去
拒绝那个时刻的到来，然而，哪怕是一小点病痛放在妈的身上、更不要说走完她的
人生之旅，且不说我失去她的悲伤，一想到她在生老病死的挣扎，我就感到痛疼难
当。
也许上帝是慈悲的，他不愿让妈再忍受脑萎缩的折磨，让她在那个痛苦到来之
前就把妈接走了。并且终于对妈发出一个善心，给了妈一个没有多少痛苦的结尾，
这恐怕是她一生中最顺利的一件事，然而对于我却不免过于惨烈。
我收起妈用过的牙刷、牙膏。牙刷上还残留着妈没有冲洗净的牙膏。就在昨天，
妈还用它们刷牙来着。
我收拾着妈的遗物，似乎收拾起她的一生。想着，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地结束
了，结束在一筒所剩不多的牙膏和一柄还残留着牙膏的牙刷这里。不论她吃过什么
样的千辛万苦，有着怎样曲折痛苦的一生。我特意留下她过去做过的纸样，用报纸
剪的，或用画报剪的。上面有她钉过的密麻的针脚。很多年我们买不起鞋，全靠母
亲一针针、一线线地缝制；也特意留下那些补了又补的衣服和袜子，每一块补丁都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日子。起先是妈在不停地缝补，渐渐地换成了我……我猛然一
惊地想，我们原本可能会一代接着一代地补下去……
我们早就不穿妈用手缝的鞋了，更不穿补过的衣服、裤子，我想妈一直留着它
们可能和我现在留着它们有同样的意思。
想起这一年妈老是交待后事。她如果不在了猫怎么办，给谁，她认定对门的邻
居俞大姐会善待她的猫，让我在她走后把猫交给她，总不相信我会悉心照顾它；
又几次叮咛我：“以后你就和胡容相依为命吧。”
妈，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我，有谁能和你，或有谁能和我相依为命呢？
胡容是好朋友，可“相依为命”这四个字是能随便相托的吗？那是在共同的艰
辛、苦难中熬出来的，就像熬中药一样，一定火候才能炼成结果。
妈老是不放心我，恨不能抓住她认识的、所有能说得上话的人，把我托付给他
们。
可是，不论把我托付给谁，谁能像她那样的守护我呢？
十月三十一号。星期四。
早上接到唐棣的电话。
妈去世的消息，我还没有告诉她，我想等到过周末，这对她会容易些。先生家
的电话又没有长途通话的服务，我必须到很远的邮局去打国际长途，对我那时的情
况来说，非常困难，而且唐棣周末肯定打电话来。
她在电话里兴高采烈他说：“我往老家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后来才想起
你们可能到这里来了……”
我只好不忍地打断她：“书包，姥姥去世了。”
她声色俱变地问：“什么？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姥姥去世了。”
她那边立刻没有了声音。我吓得以为她昏了过去，因为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前
几天她还像我一样为妈的手术成功而兴奋不已，我还在电话里跟她开玩笑：“姥姥
一恢复正常就又像过去那么邪乎起来……动不动就‘哎呀……别碰我’，或是一皱
小眉头什么的。”
我终于能对一个诉说的人，说说妈去世的前前后后。
想和唐棣再多说几句，可先生一直在我身后的沙发上坐着。并没有什么不可让
先生听的话，可那，不是只属于我的妈、她的姥姥？
十点，瑞芳和先生陪我去火葬厂接回了妈的骨灰。我在车上打开妈的骨灰盒，
看着已然变做一堆白灰的妈。心里对她说：“妈，以后该我搂着您了。”
先生说：“收起吧，收起来吧。”
骨灰先是安放在先生家的客厅里，妈前几天还在里面起居坐卧呢。搬进新家以
后，就安放在我的卧室里。从此她日日夜夜都和我在一起，再也不会分开了。
十一月四号，星期四。
先到西直门火车站办理妈去世后的一应手续。西直门铁路工会的负责人还对我
说了几句安抚的话。我交回了妈的退休证书。妈退休后一直用它领取每月的退休养
老金。从三十几块，领到一百五六十块。一九八七年妈得了那场黄胆性肝炎，并在
我们搬到西坝河以后，就由我去代领了。
西直门铁路工会还发给我四百二十元人民币的抚恤金。
我对会计说：“这个钱我会留做纪念，不会花的，能不能给我整钱？”
她们很客气地给了我几张很新的大票。
我原想祭典妈时把这些钱焚化了给妈，后来又觉得我个人没有权力这样安排，
我得和唐棣一起研究一个妥善的办法。就把这几张钱和妈的遗物放在了一起。
妈去世前这一两年老对唐棣和我说：“我也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钱、什么遗产
……”每每说到这里，就会哽咽得说不下去。
我对她说，“你把我们拉扯大，不就是最好的遗产吗？”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底唐棣回国探望我时，我像受到什么启示，想，何不把这笔
抚恤全交给唐棣，这不就是妈给唐棣的一份遗产吗，钱虽不多，却含着妈对我们那
份无价可估的爱心。唐棣也认为这个办法不错。
妈曾下定决心要送唐棣一件礼物，作为她留给后代的纪念。一再追问唐棣喜欢
什么，她可以将退休养老金慢慢积攒起来去买。
为了让她高兴，唐棣就对她说喜欢一双玉镯。
她在一九九0年十月一日给唐棣的信中写道：
“……玉镯的购买，你和你妈都能马上购买，不费吹灰之力。这是明摆着的。
但我坚持从我每月工资中存起些给你买。我觉得这是有价子（值——笔者）的，一
个老人对孙女的疼爱，我坚持这样做，尽我点心意。请你不要拒绝。回来后（指她
从美国探望唐棣回国——笔者）我把去年那五个月的工资凑到一起交给你妈，一千
元。以后每月交给你妈一百四十六（可能是一百元的笔误——笔者），我留下五十
元。聚少成多。它是我将要离开人世对我后代留下点点的纪念。我没有遗产，请你
原谅……”
又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七号的信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