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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道”的这种原生命性质是不是有点像尼采说的永恒复返：
一种巨大无匹的力量，无始无终；……一个奔腾泛滥的力量海洋，永远在流转易形，永远在回流，以各种形态潮汐相间，从最简单的涌向最复杂的，从最静的、最硬的、最冷的涌向最烫的、最野的、最自相矛盾的，然后再从丰盛回到简单，从矛盾的纠缠回到单一的愉悦，在这种万化如一、千古不移的状态中肯定自己，祝福自己是永远必定回来的东西，是一种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疲劳的迁化。①
①尼采：《权力意志》，转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
再看道家如何描述：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西方，析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渤，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慏于六合，卷之不渡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淮南王书？论道》）
不错，道家的“道”与世界仍然有区分，尼采的永恒复返与世界是同一的。但不管怎样，“道”或永恒复返都没有欠缺，且周遍万物。
“道”作为生命本源与万物禀道而富有的具体生命不是一个东西，所以说“形而上者谓之道”。万物禀有生命被称之为“德”；“德”是一存在物由以生成的根据，亦即具体生命由“道”而生的中介，“物得以生谓之德。……形非道不生，生非道不明”（《庄子？天地》）。这里所谓“生”指具体的生命，“德”方构成具体生命的连续性体。同样重要的是，这里的“德”不具有伦理的含义，而只是本然生命的含义。
道生之，德畜之，行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
但道家并没有用本源生命（生命本然）与万物生命（具体生命）的差异来解释世界为何有恶。生命本然（道）是能动、创生，而不是被动、被创生，“道”与“德”不能划等号。“道”是无名的，对这个”无名天地之始”的生命本然，不能从某一存在物的生命来规定，更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存在物。”道”超逾实相，超逾有无，所以“玄”；“玄之又玄”谓之“道”。“道”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乃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二十一章》）。
“泽及万世而不为仁”的“道”作为一切存在物的存在根据，又必得通过万物（包括人）的息息生命（德）来显现。没有万物——所有存在物的生命存在，也就没有“道”的显现可言。可道与不可道相生相成才算恒道，“道”虽不能等同于天、地、人，却显现于且离不开天、地、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可以反溯的，所以，“道”也在瓦砾、尿溺。正是“道”必得由所有存在物来显示这一基本规定，为道家归依内在自然（性本）和外在自然而不理会恶提供了根本依据。“道”与万物（天、地、人）的关系就是本然生命（大生、广生）与个别生命的关系。两者的沟通就是通过“德”的生命（天、地、人的生命）的朗朗显发。“道”就在这万物生命的机趣盎然中显现，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景观。
“道”及其显现的基本规定，看起来真的像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现象学描述。存在的意义不是通过对象性思辨可以获得的，只能通过诸存在物（尤其亲在）的存在方式显示出来；但诸存在物的存在根据又植根于存在的意义之中。
“道”的显现（本然生命的朗显）即是真，就好像存在的显现亦是真。但是，类似仅此而已。在“道”的显现中出场的是“天、地、人”三重结构，在存在的显现中出场的是“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存在不是上帝，但存在的显现中上帝必得到场，否则存在就仍然是茫昧的；与此相反，在“迫”的显现中，神不在。①
①这一本质上的差异非同小可。不少学者喜欢把海得格尔与道家扯在一起，以为两者完全一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失误，神到场与否，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存在橙廓的关键。
“道”是生命本然，因而，“道”的显现就是天、地、人各得其所的生命顺其本然。天、地、人的生命生机显发，就是真，就是一幅天、地、人生命自然朗现的图画：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诗）。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陶渊明诗）。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陶渊明诗）。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谢灵运诗）。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悄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诗）。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柳宗元诗）。
“道”为本然生命，违背了这一生命原则，生命必将损害自身。因此，摆脱生命的形累，至为关键。这是对人的生命造作的要求。在“天、地、人”三重结构中，人返归生命自然，就可以“万物复情”。对于人来说，“道”的显现的关键就在于，“见素抱朴”、“复归于朴”。“朴”本为丛生树木（“抱”），生命感觉归于朴，是否指像植物一样感觉？树木不操心、不思虑，不辨是非，“相忘以生”，如果人像树木一样生活就成了圣人。“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与道冥一”：“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忘其肝胆，遗其耳日；反复始终，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
麻烦在于，生命有时间性（阴阳、盛衰、始终、有无、生死），即使人不造作，恶还是会从时间产生出来的。本然生命（“道”）当然是超时间的。所有存在物的本己生命，尤其人的一息生命走出自身的时间，走出自身的生死、始终，才能超越恶。然而，这怎么可能呢？一息生命是“道”生出来的，况且没有具体的生命，“道”也显现不成。一息生命不能不在时间中，但为了超越恶又不能在时间中。这无异于说，一息生命没有恶不能生，有恶也伤生，一息生命就是无可奈何。知无可奈何就超越了恶，超越恶也就是安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世间》）。一息生命的极致（德之至）就是顺乎时间中的恶，不要造作再增加额外的恶，“不乐寿，不哀天；不荣通，不丑穷”（《庄子·天地》）。恶就在时间中的一息生命身上，走出时间生命，恶固然消失了，但“道”也同时消失了。
道家审美主义的真之显现的确是所谓审美（感觉）的“假象”，无知无识无忧无情的原初生命就是返回到植物性、生物性：“呼我生也而谓之生，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庄子，天道》）。为了顺应本然生命（“道”）的全性，甚至需要尽可能延长时间中的生命，以免损害“道”的显成，因此要“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陶渊明：《读山海经？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尤其需要抑制因时间而生的生命之情，“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
然而，生命的无可奈何表明，恶根本上从“道”产生出来，是“道”要个体生命进入时间，以便道可以显成。返回本然、原初生命怎么会成了恶的超越？不是说过这仅是审美假象吗？尽管是假象，却不乏诗化的力量。
诗化人生需要与时推移，安时处顺，无知无情，在时间中达到无时间性。“真人”就是这样诞生的；“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沂，其人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己矣，……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最真实的人、审美的人皈依了本然生物性的原生命，也就审美地“超越”了恶。所谓”超越”，其含义是懂得如何与时间相处，与恶为伴。在时间中超越时间，与在恶中超越恶是一个意思。
诗化不是克制恶的力量，而是与恶相处的技艺（适意）。生命的时间感觉摆脱了物我对待，摆脱了对象性的和主体心意的束缚，达到了纯粹的非意识状态。去除物役和形役，实际上就是摆脱了人与世界的对象性目的关系和价值性目的——这要求人的生命的时间感觉的牵挂关系。纯粹非意识状态即所谓“意”、“神”、“精”、“真”，与现象学的返回达到的纯粹意识根本不是一码事，那是一个超验的、与个体心理意识无关的逻辑真实之域，人与世界的事实关系和价值关系的真实性确立的依据。道家的非意识状态是生物性的，不仅不能成为人与世界的事实关系和价值关系的真实性的依据，甚至压根儿就拒绝这些关系恶的审美超越让人回到与天、地共处的自然性本然时间之中：“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大宗师》）。天、地、人合和的境界就是审美的境界（“天地与我为一”）。但庄子要人不能忘记，所谓“审美的真”不过是感觉的假象。恶虽然属于历史时间，毕竟是从“道”的生成中出现的，人与天地的合和时间依然是历史时间，恶的审美超越从历史时间退回到源初时间状态，不过转变了与恶相处的位置。不管从内在还是从外在方面来看，道家审美主义都不是超越性的，天、地、人合和的本源时间不是彼岸的时间，随时随地都与历史时间处于同一状态。
用来隔绝历史时间的“意”、“神”、“精”、“真”理应在在体上与历史时间有差异，才可能成为一息生命在历史时间中的价值根据，历史时间中的人才能找到其存在的最终意义。在基督教精神中，人的罪性导致了上帝与世界的这种在体性差异。恶只能溯源到人的罪性，却没有可能溯源到上帝。道家审美主义指控历史时间是恶的温床，而历史时间根本是从“道”的本源时间衍生出来的。没有“道”的本然时间，一息生命的历史时间从何而来？仅仅是本然生命的自然活动和运行，恶无从产生，但”“道”的原时间性不正是历史世界的根据吗？道家的审美主义哪里有真正恶的超越？道家的灵修成了顺化本然生命：摸索生命的自然功能，保养机体的自然运转，甚至诗也成了这种修行的工具——养气。所谓审美，的确是一种自我沉醉的安慰。
道家审美主义对历史时间的拒斥，对人间恶的深刻洞察，最终在其自身的源初时间提供的“意”和“真”中被驳回了：让世界走向真实的（生生的）实存状态，恰恰使”道”的意义背上恶名。
九
“道”所创化出来的一息生命必然要进入历史时间，历史时间却是伤身（恶）的，于是又要让一息生命退出历史时间，返回原初时间。两种时间的矛盾，道家的唯本然生命形而上学无法回避。从历史时间返回到原初时间，要求主体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心智，以填补因清守恶造成的冷漠。
这种心智的功夫一方面把外在自然作为隔离历史时间的屏障，另一方面把生命感觉的“热衷肠”和思虑降低到植物水平。当个体生命如此抵制历史时间，抵制本身便与原初时间的创化力量相违。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忘情被说成最高的“情”，糊涂是最高的智慧，由此达到的境界被称为“玄心”。
无论此心所达之境如何”玄远”，仍然超逾不出天、地、人的合和之境。天地的时间不是历史的，毕竟仍然是一种时间，丛生的树木也有自己的时间。从存在的维度上讲，大地时间与历史时间始终是一维的，仅仅方向不同。大地时间（或称自然时间）是交替往复：盛衰、消长、圆缺，历史时间是善恶相间、生死与夺、情欲生灭。在天地的自然时间中，人的生命感觉就是虚静——清虚无情。在这里，没有期待，没有生命的热情，静守自然时间的往返。这就是所谓玄心的性质。
在西方思想看来，如果没有神圣者的在场，人的栖居无法承负历史时间中的恶。神圣者的惠临，才为人栖居于天地之间提供了尺度，使人能真正超越恶的现实，超出存在的本然伤害、神圣者的到场被海德格尔称之为“诗化”，诗化把人带到神圣者面前，这种“诗化”怎么会与道家的诗化是一回事？此时此地的存在与四重世界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