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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单纯的理性神学向思辨神学推进，不是削弱、而是在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观下恢复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只是，这种本体论证明与形而上学神学的本体论证明不同，本体论的立场已从单纯的形而上学实体转到了世界历史。思辨神学的真实意图根本就不在证明上帝存在，而是要证明历史理性的全能，只不过它借助了上帝的本体论证明。
要完成理性的本体论化，得从两个方面展开哲学思辨。或者把上帝看作既绝对又单纯的理性本身，或者把纯粹的理性看作上帝本身。集理性和上帝的意志于一身的，不是内在于世界的自我实现着的思想内容，而是通过理性范畴自身的历史演进在世界中展现自己的思辨本体。因而，必须把世界历史看作绝对的理性（上帝）展开自己的场所。更进一步的推导就是，世界历史干脆就是绝对理性本身的发展进程。
青年黑格尔的口号是“理性和自由”；“看不见的教会或上帝的国”。看起来，他始终忠于这些口号，至少他的全部哲学力图利用基督教的真理理解历史，据他自白，基督教给世界提供了“作为精神的绝对者”的理念；反过来，黑格尔的哲学又在世界历史的光照下钻研这些真理的意义。在这双重运动的过程中，基督教教义从其所表现和感受的信仰领域转入到知识领域，基督教教义的真理在此被概念所掌握。换句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体系道道地地是从对三位一体、肉身化和赎罪的反思中派生出来的。①
这种反思的派生会不会是对原始基督教神义论的巅倒？
在早年的《耶稣传》中，黑格尔大胆宣称，打破一切限制的纯粹理性就是上帝本身。世界的规划一般来讲是理性制定的；理性教人认识自己的使命和生活的终极目的。②辩证地超越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圣经的神义论也随之辩证地转化为历史理性的上帝，上帝的救恩通过纯思想的规定性辩证地转换为纯粹世界历史性的基本图式和目的。
①费萨：《黑格尔对历史的骑墙态度》，见气哲李译丛》，1964年第四期，第59页。
②参狄尔泰；《青年黑格尔》，见《狄尔泰全集》第四卷，德文版。
如果我们能正确阅读《逻辑学》，必将承认其内容就是一位神圣创造者的思想。这位神圣创造者虽然不同于这个世界，却把自己的意图展现在世界之中。因此我们才会有这些地道有神论上帝的知识，诸如绝对的人格和天意、世界的创造者及其对世界永恒的干预等等。①
①戈德弗雷：《黑格尔哲学与有神论》，见《国外学者论黑格尔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
上帝不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超验神，而是既超越又内在于世界之中的理性。世界中的一切都从这个绝对的理性中发展出来，并返回到绝对理性本身。上帝的面容彻底变成了思辨的理智——绝对精神本身，它给予这个恶的世界带来什么呢？
世界历史的永恒目的及其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原则成了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本身就是绝对理性在历史中的自我显现，有如上帝在基督事件中的自我启示。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而逻辑正是理性的本体论自我运动的自身规定，从而，历史也是绝对理性的自身规定。基督的个体自我意识与上帝的同一，不仅被上帝与普遍理性的同一取代了，也被与历史的同一取代了。既然“上帝”全然变成了历史理性，在上帝的枢纽上旋转的世界历史将会是什么景象，也就可想而知。历史从这里来，又从这里走出去的路程怎样，也就可想而知。
黑格尔对基督教精神传统的辩证反思，无异于辩证摧毁。纯思辨性彻底取代上帝的身位，耶稣的受苦被纯理性的历史替代了；上帝的救恩不再是福音书中记叙的启示，而是历史理性的规定性自身展开的过程；得救的道路不再是追随耶稣受难的爱，而是理性进入世界历史的思辨演进。在黑格尔那里，启示的精神拜倒在理智的权威脚下成为理性的合法要求，狡狯的理性嘲弄帕斯卡尔的赌注式证明，在这位最懂得理性的狡狯的思想家看来，把基督宗教的信念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无异于把它等同于初民幼稚思维的产物，在那里没有知识，更谈不上真理。“理性的狡狯”以自身的绝对圆圈为理由，强迫人们求助于其历史理性的逻辑性，强迫人们接受由这种逻辑性所规定的世界历史的圆圈。
耶稣带来的救恩同历史理性毫无共同之处，圣经中的上帝的正义在历史中的显现，走的是上帝的儿子亲身受难的道路，与辩证圆圈的世界历史道路绝不是同一条路。黑格尔的基督教立场同福音书精神格格不入，纯粹思辨的上帝与在历史时间中受难的基督的上帝根本不是同一个上帝。通体浸润着爱的上帝已经被黑格尔偷换为按照理性狡狯的逻辑护事的历史理性，由于这种理性与世界历史的圆圈就是一个东西，人被迫听任理性的狡狯折磨，还得把这种折磨当作人生的天意来接受。据说，只有通过与这种圆圈的结合，个人意识才能达到自我认识。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上帝并没有被赋予基督教的属性：个人的、仁慈的、救世主等。这正是动摇基督教体系的中心环节——黑格尔的哲学特征就在于上帝存在于人和世界，因此，人就在上帝之中。对永恒真理获得绝对认识的法则，即“科学”，按黑格尔的看法，已克服了基督教信条的局限。①
①兹维？罗森，《鲍威尔和马克思》，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以历史理性哲学形式确立起来的思辨神学，隐含着无神论的本质，在把耶稣的死而复活同历史理性的逻各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耶稣基督的神义论已经被完全变换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黑格尔思辨神学－哲学中暗藏着的对基督精神的颠倒，马上演化为一场激烈的无神论运动。从施特劳斯、鲍威尔到施蒂纳，诋毁上帝根本无需再采取辩神论的隐晦形式。“基督教的全部基本原则以至迄今为止凡是被称为宗教的东西，都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崩溃了；绝对观念要求成为新纪元的缔造者”。①由于思辨神学的贡献，人们已经有了摧毁圣经的上帝及其基督信念的所有根据。在施特劳斯看来，上帝的启示、超自然的圣灵、一位一体、耶稣的降生―受难―复活，统统不过是基督信仰夸张想象的意识产物；鲍威尔据黑格尔的原则提出，历史代表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辩证进程，基督教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因此不可能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终结。施蒂纳干脆说，对哲学家来讲，上帝像块石头那样无足轻重，哲人应是彻底的无神论者。②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并非什么惊人之语，这话早就出于黑格尔之口（《精神现象学》）。尼采想的不过是：“上帝死了”人该如何生活，并对消解上帝的时代思潮作总结而已。
①恩格斯：《谢林与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3页。
②参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6、122页。
全能的上帝被取消了，传统的超自然形而上学实体也被取消了，拿什么来替换？黑格尔准备好了历史理性。历史理性作为绝对本身及其在全体人类和整个世界中的具体化，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历史理性本身也由一种观念性的存在逐渐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它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例如转化为费尔巴哈的生命存在或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蜕变为兰克或斯宾格勒的历史范式，再不然就是尼采的所谓“永恒轮回”，从此，历史理性的绝对主义和真理与价值的历史相对主义并肩而行。①
①用历史来批判《圣经》在191世纪已不是新鲜事，其具体成果和推断态度，都与《圣经》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历史地看待基督教问题的风气，还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把相对的观念引进了真理和正义的判断。参穆尔：《基督教简史》，前揭，第300页。
六
在历史理性哲学的启示中，现实历史不仅变得十分理性，也变得格外恐怖而对历史理性的神圣权利造成的灾难，人们不得不问，历史理性的上帝会不会是恶魔？历史理性的目的（且不谈它们是否真的存在）是谁设定的？根据历史理性的法则（规律）和目的，历史中的恶都有意义，是不是恐怖？历史的理性规律把现实的恶合理化真的合理？历史理性把一切都纳入普遍必然的历史进程，让一个个感性血肉之躯去填充所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是否正当？历史理性的必然性难道就不会是骗人的需构？
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定地站出来反抗历史理性的必然命运，轻蔑地称黑格尔为德国黄口小儿。他愤怒地问：“什么是历史宿命论？为什么正是这些除了自己鼻子底下以外什么也发现不了、因循守旧和毫无见地的人把自己的思想讲得如此深奥，以至谁也不能理解？（《书信选》，页221）关于世界历史，胡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什么东西是合乎理性的。即使历史理性许诺千年至福和永恒和谐，把世界历史的目的设想成人间天堂，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不能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令人想起基尔克果对黑格尔的历史理性的如此轻蔑：
在黑格尔之前，曾经有哲学家们企图说明……历史、看到这些企图，神明只能微笑。神明没有立刻大笑起来，乃是因为这些企图还有一种人性忠厚的诚意：但对于黑格尔！……天神仇是怎样的大笑啊！这样一个可怕的区区教授，他只从眼前一切的需要来看一切。①
①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前揭，第162页注。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儿为何拒绝上帝，现在才清楚。伊凡拒绝任何理性用玄思冥辨来使现世存在的深渊、恐怖和恶合理化。现世存在的恶与历史理性许诺的未来和谐不相称，理性拥立的天国不能建立在无辜的眼泪中，人的有限生命不能成为培育历史理性的未来和谐的肥料。在伊凡看来，思辨神学的上帝不过根据自己的理性意志来设定永恒和谐的天堂，规定一个永恒的世界只会从此产生出来，人的受苦成为宇宙秩序的合理部分。理性规定的历史世界的终极目的必然把存在的恶看作合理的，难道不应该反抗这样一个理性的上帝？
伊凡反驳说，如果这样的上帝存在，而且创造了大地，那他一定是按欧几里得几何学创造大地的。但是，从科学的立场来看，按欧几里得几何学来创造的整个宁宙简直可笑。如果上帝创造世界依据的是一种绝对理念，人们就得老实承认，欧几里得式的世俗头脑不可能了解这非世俗的绝对理念。换言之，如果上帝显现为世界历史的理性秩序，便明显与历史世界的事实相矛盾，历史的事实完全是非理性的。如果上帝只是一种超验的自在自为的绝对理性，那么，人的理智永远达不到这种至高的存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强迫人们接受这种或那种理性的上帝观念，都无异于让人们以一种虚妄的理性思辨来接受存在的痛苦事实。伊凡的结论是；关于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完全不适合生来只具有三度空间概念的脑子。
世界历史的意图和目的也不可能弥合作为最高理性的上帝与人的有限理智之间的鸿沟。如果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就是上帝理性的显现，如果可以假定，当人的有限理智遵从世界历史的圆圈，就能够与上帝的理性相一致，仍然不能禁止人们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如此仁慈的上帝竟然用其完美的理性创造出如此恶的世界、如此充满血泪的历史？
思辨神学可以说，上帝在创造这个恶的世界同时，也创造了永恒幸福的结局。但是，即使“在宇宙的最终结局，在永恒的和谐到来的时刻，终将产生和出现某种极珍贵的东西，足以满足一切人心，慰藉一切惯感愤懑，补偿人们所犯的一切罪恶和所流的一切鲜血，足以使我们不但可以宽恕，还可以谅解人间所发生的一切”，这个由理性的上帝意志设定的幸福结局，同样不可接受（《卡拉玛佐夫兄弟》，百352）。即使要建筑一所其目的在于造福于人类的大厦，给予人类一个灿烂幸福的理想社会，如果必须而且免不了要残害哪怕一个小小的生灵，在无辜者无法报偿的眼泪中实现这一理想，也绝不可接受。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难道可以在无辜者的眼泪中享受自己的幸福？道德热忱难道可以出卖给历史理性的必然进程？
所以我决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孩子的眼泪……所以抵不上，就因为他的眼泪无法补偿。它应该得到补偿，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和谐。但是你用什么办法来补偿？难道有可能补偿？……我愿意宽恕，我愿意拥抱，却不愿人们再多受痛苦。假如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不值这样的代价，……我不愿有和谐，为了对人类的爱而不愿。我宁愿执着于未经报复的痛苦却未曾消夫的愤怒，即便我错了。和谐被估计得太高了，我出不起这样多的钱来购买入场券。所以我赶紧退还入场券。只要我诚实，就理应退还，越早越好。我现在正这样做。我不是不接受上帝，阿辽沙，只不过是把入场券恭恭敬敬地退还给他罢了。（《卡拉玛佐夫兄弟》，页366367）
然而，伊凡对历史理性的上帝的拒绝包含着对圣经的上帝的拒绝，最终走向了无神论。在什么程度上接受伊凡的拒绝，成为或返回圣经的上帝或走向无神论的十字路口。
这个十字路口在“教堂”。
一些西方现代诗人并非偶然地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争辩安排在宗教的特定场所：陀思妥耶大斯基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