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
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
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
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
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
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
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
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
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
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
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土，手术是不
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
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
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不是被侧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
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
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
日子。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
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
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
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
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
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
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
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
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
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
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
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
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
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
豆光亮，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
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
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
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
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
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
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
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
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
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
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祥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
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
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
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6．26”
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
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
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
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
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
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
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
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保障的社
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
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
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
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
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
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
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
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
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选连
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
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
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
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
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
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
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
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
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父母的处境，也不能体会自己的处境，总是乱说话，给大人
生事。几个弟弟也都调皮捣蛋，不懂得相让，姐弟间纷争不断，都是要于医师来调
停的。于医师的丈夫，则表情阴沉。左眼是灰的，脸色是灰的，神气也是灰的。他
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
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
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
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
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
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医师的丈夫，
就属于右派中的这类人。农民们很难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懒惰，傲慢，不体恤妻
儿。他时常借病不出工，让于医师为他去请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育出力。休息
的时候，一个人背对着大伙儿坐着吸烟。队里有个年轻人，读过高中，会吹笛子，
人很聪明，但因是单门独姓，所以地位很低，属于那种有志向且不得意的农村知识
青年。有时候他会主动搭理于医师的丈夫，可能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还
有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向往心理。他挤坐在右派的身边，向他要烟吸。这个套近乎的
举动却遭到右派的极度厌恶，他给是给了，回到家里则大发牢骚。卡佳的一张嘴又
是张漏嘴，到处说：某某人最讨厌，老向我爸爸要烟。农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他
们对人的评价是出于处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点审美的因素。他们怎么
也不能喜欢一个破衣烂衫，成天挂着脸，对劳动和生活都没有热情的人。他们看见
他就觉得扫兴。队里的干部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阶级阵线的理由，自然
更不待见他。在例行的四类分子训话中，常常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训斥。老实说，他
在我们庄还没遭到太坏的对待，有一大半是看在于医师的面上。人们对于医师是同
情的。
人们看着这个鸡飞狗跳的家，说，于医师就好像是这个家的箍，要没有她，这
个家就散了。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家里，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于医师，撑持着，
保护着生活正常进行。其实，于医师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让她的丈夫自己一个人去
农村，可是她却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这行动颇有些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
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事实上，一点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长诗那样浪漫，所有的
艰苦都是卑琐的，烦心的，叫人沮丧，损害着人的尊严。
于医师戴眼镜，头发齐齐地梳向耳后，显得比较苍老。红十字的药箱背在她身
上，更具有应用的意义，不那么戏剧化。她和农人说话，也更为家常。她显然是个
贤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对人很和气，但并没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现得很开朗，
可也不是强颜欢笑。她看起来是平静的，从容的。要知道她是隐忍着那么多不顺遂
的。庄里那些婶子大娘的，都特别和她拉得来，背底里就说，于医师不容易。有一
次，上面又下达什么指令，对于医师的右派丈夫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场上牛房里进
行的，从庄东头来开会的人说，于医师家早早就闭了门，熄了灯，屋里一点声息也
没有。这时方能体会到于医师的苦，这一家的苦。平时，这苦都被过日子的杂碎掩
盖了。
这两个家庭，以及黄医师，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蚌埠，住在一个高台子上，但
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们相互间很客气，但决不多话，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相温
以沫之感。相反，隐隐的，似乎还都怀着戒备之心。他们彼此间远远不如各自和农
民的关系轻松和亲密，但亲密和亲密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张医师和老梁对农民是最
热情的，农民们对他们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们对谁家的造访，会被视作一种光
荣，引起人们的羡慕。在农民们的眼睛里，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却没有架子。当他
们从村道上走过，农民们从自家敞开的堂屋门里，走到台子边，招呼道：张医师，
来吃！老梁，来吃！他们则招着手应道：吃过了，吃吧！他们招手的姿势是城里人、
而且是城里的干部特有的，高高地扬起，有幅度地挥动着。农民是做不来这动作的，
他们只是用手里的筷子向前点了点，作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骑一架自行车，往公
社去上班，沿途也是这样向农民们招手，农民们就拄着锄把目送他远去。他们家三
个孩子在县城住读，每周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牵手走进庄里，目不斜视，快快挪动
脚步，就这样走进在东头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们回家正逢下
雨，我们庄是出名的粘土地，一下雨，地就烂得要命，能把脚粘去一层皮。我有事
去大队部，看见他家的一个男孩，在门槛上刮胶鞋底的泥，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
这段路可叫他们走惨了。
于医师家的孩子则截然不同，由于生计，也由于家教，他们缺乏管束显然不是
一日两日的了，他们几乎终日和我们庄的孩子搅在一起。一起下湖割猪草，一起在
生产队干些小碎活，挣几个工分，也一起打架，捣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着比
人高的草箕子，从湖里回庄，其中就有于医师的孩子。卡佳呢，是家里的大小姐，
脾气大，和小妹妹相处时也不知道有所约束，毫不掩饰对乡间人和事的鄙夷。妹妹
们听了自然不愿意，当面没什么，背底里却没少说她。只是知道她是没心眼的，没
坏肠子，所以倒也不挤兑她，还是同她一处玩。就像方才说的，于医师和农民的关
系，其实是真正融洽的，他们会和于医师说些家务事，过日子的难处，养儿育女的
难处，等等的。他们有时候大声地喝唬于医师的孩子，有时候则把于医师的孩子扯
过来，往手里塞块馍馍头。
庄人们对黄医师的心情是最动人的，他们既把他当作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很敬
重他，同时却又十分心疼他。谈起他的口气，总是流露出怜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
们庄，生活能力又特别差，这都使他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这个大孩子虽然
过得很狼狈，却很乖。同样是抑郁的性格，黄医师的抑郁却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不
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是阴沉的，紧张的，甚至带着一种暴戾。队干部在训话时，
常常会被他的眼光激怒，变得失去控制。这时，就会用锄把子，在他腿上不轻不重
地敲一下：看什么看，剜你的眼！黄医师的抑郁却是甜美的。当他凝视着见了底的
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颤。他一个人在村道上趑
趄，夕阳杂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凄凉又美丽。他既不是�